王三义：经济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变局”判断的弹性区间

摘要：若不被“全球化”的宏大概念所覆盖，近现代世界演进的轨迹本来是清晰的。“全球”视野观察到经济世界的变动，“国际”理念则基于政治世界的格局。经济与政治的世界呈现不同趋势和特征，又统一于“事”与“局”。从根本上说，近代以来强权国家的利益在于“谋局”以维持绝对优势，贫弱国家努力“谋事”以寻求具体发展道路而无不在局中。谋事和谋局的尽头并非柳暗花明,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遵循资本的逻辑，而世界政治以节外生枝的方式推进，“中东地区搅动世界”绝非夸张之词。“变局”的判断在学理上首先是依据历史经验的综合判断，经济与政治之间、偶然与必然之间存在着含糊论辩也并不奇怪。

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都有各自的概念和理论，自圆其说地解释世界，揭示因果，同时保持着专业的边界。唯独“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和“全球一体化”(Global Integration)、“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等术语被各个学科广泛采用，成风靡之势达数十年。“全球化”用来概括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扩展（跨地区）或者指“全球范围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互联性增强”是恰当的，一旦成为固定概念和术语，而且成为不同学科共同阐释和论证的议题，已经过于夸张了。由此催生的着作和论文车载斗量，几乎碾轧了社会科学的学术边界。其实，坚持国际关系史的原命题，回到“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等基本单元，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以及笼罩在“全球化”话语体系下的史实和道理就会清晰地展现出来。传统国际关系史所阐释的问题，仍然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判断。被夸大的“全球一体化”，未必能替代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纵横捭阖。董欣洁《全球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空间融合》一文讨论的议题中，两个学术领域所重叠的狭义“空间”，即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相互交往，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主体。国际社会仍是当下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大舞台。关于国际格局之变（大变动和小变动），在学术领域的探讨和外交政策的话语毕竟有所不同。后者的判断在于概括性和方向性，前者的判断需要深刻和精准，有学理支撑。而学理上的探究，需要阐释历史与现状的关联，吸纳相近学术领域的成熟见解，尽力尝试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一、世界之变的两种视角

立足当下回望历史，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大致连贯，但存在不同时段。其中1875—1914年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帝国的年代”。1914—1991年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实际上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阶段。1991年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根据国际关系特征是所谓“一超多强”的时代。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只是一种暂可依据的模糊标准。这一个半世纪里，大规模战争、国际冲突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是最明显最深刻的特征。针对这同一个“观测对象”（包括时段、事件和趋势），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陈述、表达、解读和研讨方式有差异，但归根结底不外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其中“全球”视角就囊括了宏观和微观视角，“国际”视角仍然处于中观层面（探求国家间的政治），所以合起来大致可归为两类。

（一）以“全球”视角看世界之变

全球范围内技术和信息的快速传播，经济体彼此联结的增强，跨国公司的扩张，全球贸易和财富的增加，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一些局部冲突中，主权国家之间也出现成功的战略协调，这一现象被定义为“全球化”。经济学所考察的“全球化”，或者以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产生为起点，或者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为标志，重点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市场最终形成（计划经济的国家也转向市场经济）以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等。世界史（包括国际关系史）考察“全球化”，把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等当作起点，论题涉及尼德兰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延伸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变化。

全球化得益于通信和运输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带来的“距离的消失”。全球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全球的繁荣之路》、《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等着作肯定了全球化的积极影响，认为全球化将继续让全世界人民更加富裕。还有学者着眼于“全球化加速”所带来的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大规模的财富流动、人口流动使世界经济失衡，由此带来一系列危机，如财富转移、政策失灵、贸易摩擦，还有环境破坏、传染病的流行，等等。对全球化的质疑，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着作，包括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汉斯-彼得·马丁的《全球化陷阱》、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等。按照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的看法，全球化是相互依赖模式的强化和转型，而相互依赖可以传递坏的影响（例如失业和通货膨胀），就像它可能传递好的影响（例如增长和经济繁荣）一样。全球化的巨大益处使得人们进一步期待持久的全球化，许多国家的政策也倡导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至少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与害处都是从“利益”角度考量的。

学术领域以“全球”视角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形成了“全球史观”，出现大量全球史作品（教材、着作、通俗读物等）。全球史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全球史不仅仅是学术范围和研究题材的扩展，而且是视角的转换，强调整体、互动和跨学科。“全球”视角之宏观，如同站在空中看地球，热闹的港口码头、繁忙的民间商务、频繁的人员往来尽收眼底，经济的活跃程度超乎想象。似乎“世界是平的”，畅通无阻，也相信“全球一体化”就是人类期待过的美好未来。“全球”视角之微观层面，如同拿着显微镜看世界，纤纤细尘都不会遗漏。不仅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喜怒哀乐是研究题材，棉花、蔗糖、水井盖、磨盘、澡堂、烟袋都有研究的价值，在学术研究的“碎片化”过程中呈现了经济生活的细节。

全球史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扩张。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争夺导致军事集团之争并引发世界大战（热战和冷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经济发展势头大大增强。奥托·岑皮尔（Ernst Otto Czempiel）提出的“经济的世界”，是指相当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科技为先导，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全球史的“全球化”阶段，即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如贸易、信息和技术流动等）是可以把握的，这与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英国经济学家沃尔夫（Martin Wolf）就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通过市场实现的经济活动的一体化”，应该把全球化的讨论聚焦于经济领域。现代世界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大，社会经济活动与其他各种活动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而经济动机和经济因素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对于这种变化，经济史家约翰·希克斯和卡尔·波兰尼等都有过深入的分析，无需赘述。

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也使用“全球化”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平等发展的产物”。具体而言，几次科技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因”，西方扩张是造成政治不平等之“因”，而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技术、信息和人口流动是“果”。“全球化”是现象而非本质，是趋势而非格局。作为一种趋势，19世纪的全球化现象与20世纪后期加速的全球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流向。例如，19世纪西方的商品、人员、资金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则出现流向西方国家的趋势。在2008年之后尤其2016年之后出现了“全球化”停滞甚至相反的倾向。学者们提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概念，并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新趋势。

（二）以“国际”视角看世界之变

国际格局的演进在“国家—世界”的框架内进行。世界是“民族国家之林”，其“格局”是主权国家共同形成的，反映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特征。了解世界近现代史的人都熟悉，民族国家始于摆脱封建制度的西欧地区，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首先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发展导致欧洲的分裂甚至混乱，促使学者们研究国际行为，着书立说，形成了国际法，其后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国际法实践。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下，欧洲成为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常设使馆，处理外交事务，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具有“国际人格”（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所谓主权国家，即国家的完整不受他国支配。主权国（Sovereign State）有时也称为“完全的主权国”（Full-Sovereign State），此外还有半主权国或部分主权国（被保护国、属国、邦联分子国等）。让·博丹、格劳秀斯、孟德斯鸠等近代思想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论述。

欧洲的民族国家争夺发展空间和瓜分海外殖民地，互不相让，矛盾激化。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些民族国家是由民族主义思潮催生的。因为“民族主义”由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支持本国侵略性的扩张，“后来逐渐被应用到所有以‘民族奋斗目标’为政治活动极致的那些运动，即，促成某一民族群体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运动。”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多民族的旧帝国和民族国家并存，即使最强的帝国也缺乏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既然有问题，各国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结果，为国际间两大壁垒的对立。至此，友邦的事业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成了友邦的事。”结果导致了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认为民族自决天经地义，民主制度是政治发展的当然目标。“在此制度下战争可以避免，人类可以一劳永逸地安居乐业，在无限的进步之下，达到美满的人生。当时普遍认为，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丝毫没有可以置疑的。”按照那时的政治话语，历史也要“终结”了，其实更大的灾难就在后面。仅仅过了二十年就发生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瓦解。在这一阶段，世界上部分国家结成区域性的联合体。例如，苏美两大军事集团对垒迫使欧洲各国化解彼此宿怨，特别是法德实现了和解。拥有共同市场的六国以关税同盟的经济合作为平台，尝试构建一种新型共同体。欧洲经历了从欧共体（1957）到欧盟（1994）建立以及欧元区形成的所谓一体化过程。东亚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领先并处于主导地位。在世纪之交，理论家们曾提出重塑亚洲的问题，还构想了亚洲战略，包括经济方面如何定位等问题。21世纪中国崛起后，不仅成为东亚主导型大国，而且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当作一种挑战。这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基本脉络。

在国际格局演变中，虽然从长远来看，“谁都不是世界的主角”，但在19世纪70年代至今不到150年的时间里，世界舞台上先后有英帝国、美苏、美国等阶段性的主角。虽说“没有谁永远是主角”，但一个强国称霸超过五十年足以重塑世界格局。经济实力雄厚和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先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反过来促进本国综合实力的提高。西方学者有一个判断：19世纪国际体系中的冲突还不是意识形态之争（比如美国只考虑远离欧洲政治、扩大贸易和开放海洋等），20世纪国际体系中的冲突是关于某些“正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原则“应该”支配经济分配模式，并定义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适当关系。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冲突都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否则，权势、荣誉、经济利益或正确原则都无从谈起。

二、“经济的”与“政治的”

分明是同一个世界，但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呈现多样化，在历史时期，至少有两条线索和两种性质的活动。一种是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或掠夺财富的活动，另一种是为得到支配权、控制权而展开的此消彼长的争夺行为。于是，这个世界似乎“存在”一个经济的世界和一个政治的世界。至少在认识层面，可以暂时以这种“统分”关系来观察问题，阐释这个经济与政治交织的复杂世界。

前文所述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演进，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二战后在国际秩序稳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发展、核威慑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消解了国家间的大规模冲突。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的增长所带来的对缓和国家间冲突的积极作用，有的研究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和福利目标已经压倒了传统的权力与安全目标。但罗伯特·吉尔平坚持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其次，经济全球化之后的国际政治的特点是，为了削弱敌人往往使用经济手段，尤其是以金融为武器。例如，强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换取弱国完全开放市场，或实施经济制裁、操纵股票交易等。这表明战争、冲突和资源占有、市场获取、资本控制和贸易制裁可以结合起来，不过，行为主体仍是国家。假如“全球化”取代一切，单个国家的受益与受损其实很难评估。这里存在一个如何从“经济的世界”看现象和趋势，如何从“政治的世界”看本质和特征的问题。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遵循资本的逻辑。资本不能停止其本身的增值，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会不断突破国家疆界把世界人民当作消费对象，把全球资源当作它实现增值的质料。资本的逻辑与权力的运行逻辑不同。通俗地说，资本在全球流动和增值是因为资本家的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公司可以建立和解散，变更地址，合并或者歇业；而政治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因为国家是长期存在的实体，不能轻易迁移，必须在固定的领土边界之内。因此，世界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受全球化影响，“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一）经济开放受限于政治边界

早有学者论述过，资本主义强国凭借技术、资本优势，以殖民地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获得巨额财富，实际上是利用了近代世界的不平等格局。实行贸易保护而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西方强国“指导”贫穷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种情况就是经济学家李斯特、张夏准所说的“踢开梯子”。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被动打开了市场大门，或者不能抗拒欧洲的诱惑而主动开放市场，但这些国家没有优势产品（工业制品）可以保护，出口的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新兴工业国严重依赖世界经济体系，因为国内的大多数工业需要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制度自产生以来就是外溢性的，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扎根，但全球化加速之前还是地域性的，至少从属于某个具体工业化国家。只有到了全球资本“一体化”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各部分重构为一个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正如经济学家张夏准所揭示的，奉行自由市场政策的国家，很少会从穷国变为富国。致力于稳定经济，但实际情况是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稳定。经济开放要取得成功，“需要思想上的共识、宏观经济的稳定、技术的进展作为辅助，根本上需要的是在经济开放中得益者的政治权力。”

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贸易畅通，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出现了国际金融市场，但土地是无法跨越国界交易的，除非打破国界。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体系更为庞大，但政治并没有朝着“市场化”方向转变。在金融业支配生产，跨国经营者阶层得到发展，甚至出现“跨国经济外交”的情况下，没有产生某些经济学家预测的“民族国家权力的全球化”。理论上，技术创新及其所要求的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会冲击原有的政治秩序。即，在技术发展基础上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决策行动，并不断地超越国界。20世纪后期，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和伦敦金融城以及商业学校、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等机构蓬勃发展，以前居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原则逐渐失去效力，全球化甚至“造就了一个精英管理阶层”。不可否认，“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是现代世界的杰出成就，它使人类的一部分过上了史无前例的富裕生活”。尽管如此，国家行为仍受国家利益驱使，这种利益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如民族和领土等。

经济全球化也给主权国家带来风险（经济学家的表述是“国际市场的长期垄断格局扭曲了全球经济”），政府机构的力量被削弱。一些政治学者得出结论，“全球化对基于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全球化也侵蚀了国界，冲击了国家观念。”政治学者甚至在讨论全球化时代“国家缺位”和“国家回归”问题。其实，这些现象不能从全球化的利弊本身寻找解决办法，而应该诉诸传统的国际安全和世界政治。无论如何，“全球化时代最大的行动单位，无疑是民族国家”。只是出于保持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动机，以及经济开放对国内社会的需要，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中的作用增大。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扩大国家的行动”是保护本国公民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说，经济的开放只是向政府有意愿开放的国家敞开国门，即立足于政权的影响范围。无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模糊国界的经济开放是不存在的。

（二）跨国公司难以真正跨国

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将构建一个超越国家的准全球性体系。跨国公司曾被称为多国公司，它是包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拥有资产（工厂、矿山等）、销售与其他营业机构的所有企业。跨国公司的特点是寡头垄断、资金雄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国家，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属于国际化的垄断企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跨国公司推进了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推广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然而，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与技术优势，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和垄断，使产业结构发生扭曲，本国研发能力萎缩，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通货膨胀，实际上扩大了不平等。而且，跨国公司并没有促使各国的创新、贸易和投资制度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政府取消对资本、劳动力和跨国货物流动的一些必要限制，结果带来了很多严重问题。其实，决定全球化程度高低的因素是政治而非技术。过度相信世界发生的变化都是重大技术进步的结果，就会虚幻地以为我们生活在“无国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里。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尽管资本越来越国际化，但实际上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是从事国际活动的有国籍的公司，而不是真正的无任何国籍特征的公司。它们所进行的大部分核心活动例如高端研究和战略谋划等，都是在本国国内进行的。”跨国公司最具战略意义的业务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正是国家赋予跨国公司特权，为其创造了得以蓬勃发展所需的环境。国家的政治结构对该母国公司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居统治地位的跨国公司的核心并没有全球化，甚至存在对全球化的抵制。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的“妥协”，最多可能是“放松管制”，比如削减关税、取消进口配给等以减少贸易障碍。民族国家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张的激励因素。

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将资源分布在各个不同国家，即便是有效的，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市场到底有多自由也难以在客观上界定。每个市场都有规则和界限制约着选择的自由，而且，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并规定市场参与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总之，经济的全球化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贸易、技术、跨国公司扩张，也无法改变国家本位和国别政治。

（三）经济利益有赖于政治秩序

经济行为可以由政府组织，但更多的是由生产者、经营者、供应商、运输者、销售者、贷款人、经纪人等角色的分工来实现。他们依赖市场，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谋求各自的利益。经济活动可以跨国越境，但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明确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也是可以区分的。如果不以利益主体区分，而以利益的内容区分，所有利益可分为经济利益（对财富的追求）和政治利益（对支配权和控制力的追求）两部分。罗伯特·吉尔平等着名学者早就提出“国家关系中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区分并阐述了相互关系。后来罗伯特·基欧汉进一步阐释：“一方面，权力的配置状态导致多种多样的产权模式，这些产权模式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变化以及对资源的获取，从长远来说影响着权力之间的关系。”尽管经济和技术是基础，但政治价值和安全利益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波齐在着作中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诞生于所有国家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自由地、竞争性地追求自身的最高安全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论证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关系的着作层出不穷，汉斯·摩根索、罗伯特·基欧汉、布热津斯基等着名学者的论断已为学界熟知。单从国际政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保障国家的安全以及不受强国支配是政治需求，而政治需求以经济条件为前提，并以满足经济需求为归宿。

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的特征，经济动机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这一类观点没有太大争议（相关学科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不过，单纯的经济快速增长或者陷入萧条，都不足以直接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变革的影响往往是累积性的，历经数十年甚至数世纪的积累。历史上经济危机刺激一些国家的政治危机甚至政权变动，只有1929年的经济危机起到明显作用，例如，导致意大利、魏玛共和国政治动荡是法西斯势力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条件。而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大恐慌中，只有苏联是免疫的。二战之后美国和西欧联合抵制苏联，两大阵营对峙，但资本主义经济在50—6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际分工都呈现新高度。这些例证表明，经济的世界可能推动政治的世界，因而政治格局随之变化。问题在于，政治的世界里最活跃的因素（如外交穿梭和国际磋商等），本来难以脱离经济的世界而独立存在。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所涉及的整体利益都称为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要实现的欲求和需要。主权是私利，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是私利。按照巴尼奥斯的说法，个人的自私和集体的自私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必须区分正面的自私（寻求自身利益，同时也有利于第三方）和负面的自私（寻求自身的利益，但或多或少会对第三方造成伤害）。问题是，“负面的自私”无法避免，“国家期望它的公民在国际领域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在与敌人交往时服从国家的命令。”置身于充满竞争的国际舞台，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从制定到实践都以维护本国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目标。

具体而言，经济利益与秩序稳定的关系不外乎三种情况：（1）世界格局稳定，所有国家获益。世界格局稳定本身就是各国所谋求的政治利益。理论上，在世界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有利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故而有百利无一害。（2）世界格局不稳定，导致所有国家的利益受损。有一句外交术语“每个国家做好自己的事”，但能否埋头做自己的事，要看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不利的国际秩序中发展起来。（3）世界格局不稳定，对部分强国有利，多数弱国的利益受损。这是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例如，在中东乱局中，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趁机驻军，控制资源，推行西方式的制度改革。近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就是利用了高低落差、严重的不平等甚至混乱的局势。从根本上说，殖民大国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是不平等的。当代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是否降低了国际冲突发生的频率，这是有价值的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至于经济动机和经济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政治的变动，只能得出模糊的判断，因为经济层面的数据可以精确，但政治受影响的程度难以量化。从宏观上看，近代以来内燃机、电子通信、核武器、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由此对世界政治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经济因素或经济制度，但不能由此得出技术革新改变政治格局的结论。

经济利益需要政治秩序的保障，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多元化和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所表述的：“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我们欢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希望下个世纪出现太平洋时代，而且希望出现拉美时代，出现西亚时代、出现非洲时代，这样全球就能真正稳定起来。”均衡发展主要是经济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在国际政治层面，保持着优势的仍然是近代崛起的西方国家，换言之，西方优势并未整体丧失。这等于是终结了前一种霸权，出现了后一种霸权。美国政治家宣称要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全世界有一大批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相似或接近的国家，愿意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以实现自身利益。一个庞大的世界强国的形成和壮大，并维持庞大体量，需要掠夺全球资源、人才，占据全球市场才能实现，如同巨鲸的成长和生命维持需要吞噬无数的弱小生命，其掠夺性和危害性是不可低估的。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些地区出现战争、内乱、独裁制度和政治动荡，投资者会望而却步，这些地区既无法吸引资本，也无法得到技术转让，工业的现代化难以实现。例如，中东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划分了阿拉伯地区。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接受了委任统治时期划定的疆界，但经济基础薄弱，在分散的部落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础上，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对西方的依赖。“以实现阿拉伯统一为政治理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所面临的是小国林立的政治现实。中东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国家民族主义与跨国民族主义之间徘徊。”阿拉伯国家内部不稳定，相互之间争斗，向外输出伊斯兰主义，强化伊斯兰信仰的阵地，从而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可以说，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集中在这一地区导致政治动荡；也可以说，政治不稳定导致经济难以发展，其实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三、“事”“局”的对立统一

前文分析可知，经济与政治是一体两面。在认知的层面，我们可以单独审视经济的世界及其演变，也可以单独考察政治的世界及其变动的过程。在研究的层面，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既要宏观地环视全球，也要微观地研究各个影响因素。实际上这种“全面而深刻”的立体式研究几乎做不到。可行的是“国际”层面把握世界格局变动及其并不高深的政治逻辑。无论理论高度的概括还是学术上的挖掘，都有许多经典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着作可供我们研读。传统国际关系叙事中，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取代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19世纪以来的总趋势。每一个国际政治体系都是大规模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和平条约建立的。特点是依靠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重新分配利益（甚至分割领土）、创建新规则、结成新同盟。其实，在这个宏观的国际格局演变逻辑中，还能看到一条国家外交活动中“谋事”“谋局”的线索。

（一）条约体系外的谋事谋局

中国古人有“庸者谋利，能者谋事，智者谋局”的说法，主要是强调“谋局”比“谋事”重要，“谋事”比“谋利”重要，而并非区分贤愚，也并非讲究境界。就“谋事”“谋局”而言，往往与所处的位置、形势有关。“局”是系统结构，目标远大，环环相扣；“事”是具体目标，有明确边界，无深层结构。谋“事”成功，“局”随之改变，这是解释“事”“局”关系的基本逻辑。谋“事”本身可能是为了改变原有之“局”，也可能是维护原有之“局”。

以“事”“局”之分可以解释近一个半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例如，一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因其在国际格局中居于高位或处于主导地位，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外交活动、军事行动都像是在谋局。英国不仅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体系，还建立了商站和海军基地，具备向大西洋和印度洋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且不说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所拥有的战略主导地位，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削弱之后，英国凭借凡尔赛体系和国际联盟，也可以在欧洲和西亚北非维持一定的传统优势。就控制埃及（1882年军事占领，1914—1952年为保护国）而言，英国从埃及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有限，真正的价值只是“有利于保障英国通往印度的运输线”（即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价值），但英国不愿失去埃及（因为失去埃及的成本会非常高）。可见，英国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帝国利益，其军事或外交行为必然具有谋局的成分。

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投资和军事部署游刃有余。凭借科技、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美国总能居于高位，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变化作外交选择。是把资金和军事力量从国外的目标转向国内（“美国优先”），还是领导世界，充当世界警察，美国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在历史时期交替运用。美国政治家会评估外交政策产生的后果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害，很少会做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的事。例如，一战后美国推动日本加入国际联盟，使其成为国联常任理事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以美英法日的《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条约》，促成日本进入华盛顿体系。当日本试图突破华盛顿体系并谋求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企图成为亚洲领导国家）时，美国改变战略，通过贸易制裁和禁运，援助中国和苏联，在菲律宾设防和建设海军等手段，遏制日本，最终与日本直接发生战争并打败日本。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建立了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政府，消除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根源，同时支持日本发展经济并融入亚洲，进而使其成为美国的伙伴、盟友和西方阵营的成员。又如，在欧洲，美国支持对德国（美国占领区）进行改造，奠定了联邦德国发展的基础。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中，只有美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实行金本位制，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让美元与黄金脱钩，放弃金本位制。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在军事上表现为北约和华约的对立，在经济上则体现为“马歇尔计划”与“经互会”的对抗，有谋局的意味，更像是分别“起山头，拉帮派”。在中东地区，苏联为了确保南部边疆安全，要建立“安全地带”，并试图南下波斯湾，控制石油资源；美国则要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的扩张，保持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世界强国的美国凭借其政治影响力，使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手段，试图向全世界推广其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美国的政策目标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更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个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所讲的“局”，是以欧亚大陆为棋盘，抢占世界的战略要点和制高点，凭借实力控制世界，居高临下，以强制弱。中东和中亚地区被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其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富汗以及中亚五国是主干，土耳其和伊朗则是潜在的成员。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重大军事行动都围绕着这个范围。美国史专家指出，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战略服务于美国利益，其所采取的意识形态话语既与美国扩张的理想和国内改革的修辞契合，也适用于冷战时期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推行了“大中东倡议”（GMEI），并以工作文件的形式提交给了2004年6月8—10日召开的G8首脑会议。这个倡议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三方面描述了全面改造大中东的计划，其要点是“构建知识社会、提倡法治和善政、扩展经济机会”。美国用战争手段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谋划以西方模式重建伊拉克，并把伊朗、叙利亚等国定位为“赞助、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美国试图以经济援助、自由贸易等手段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经济体制，但中东改造计划失败了，所谋之局崩塌。正如当年英国在中东地区委任统治的失败。

从另一个层面看，美国和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刺激、奖励和确保那些相信它真正是人类发展顶峰的人的主导地位，来‘稳定’自己的主导地位”。而且，“随着世界上每个国家在功能上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全球循环，即使内部出现一处对于资本主义的分裂，那个裂口也很快会愈合。”已有学者论述过这种“修复”能力，比如“时间—空间修复”，即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面对资本主义如此强的修复能力，要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循环而另辟蹊径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挑战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在控制资源、谋求政治主导地位方面占优势，其他国家没有能力与之抗衡。正如大卫·哈维所说，“霸权国家通常会确保和提升外部的和国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的非对称交换关系能够使他们大受裨益。”历史时期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的一种战略思路，始于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依靠经济控制而不是领土控制，在20世纪先是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控制，后是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和资源控制。

相比之下，贫弱国家、欠发达国家只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强权国家掌控的国际格局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现代化研究者指出，“全球化相应的后果是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分工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生态系统的高级生产者，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工业经济阶段。”从发展阶段看，当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城市化时，发达国家已经在向着“非工业化”（工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等）、非城市化、城市扩散、信息化方向迈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关键在于，欠发达国家不得不以国际市场的标准作为参照，衡量自身，认识自身的落后，进而制定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欠发达国家的增长还得追求速度，否则，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还会拉大。为此，欠发达国家还得在各方面付出相应代价。要发展就必须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产品、技术、资本和管理，才能吸收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可以说，欠发达国家从独立之日起就处于西方强国谋划的“局”中。

（二）“事”“局”关系转换

表面上看，“谋事”和“谋局”是分立甚至对立的。强国有条件谋局，弱国只能在局中谋事，而“谋事”和“谋局”都在同一个体系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机会的不均等，主权国家需要寻求安全环境。历史上，强国谋局已有成熟的技术铺垫。例如，最高的手段是“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常规的手段是维持均衡，省力的方式是寻找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此外，还有寻找突破口，拆解对方的联盟，用意识形态或道德外衣包裹真实利益等策略。归根结底，强国的权力动机是支配其他国家，终极目标是强大、安全并保持绝对优势。当今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大变之前的这个由西方主宰的“局”为什么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还能维持多久（如莫里斯的书名《西方将主宰多久》所显示的）？这是学界所探讨的论题。弱小国家的目标一是生存，二是变得强大。因为弱小国家的影响力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影响力，只能通过分析或揣摩强国的行为来趋利避害。这些国家的执政者深知，“任何理想主义的立场都只会损害国家利益”，所以仍从自身效用最大化角度制定外交政策。

无论强国弱国，相通的方面是政府在经济层面追求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政治层面追求和平与稳定。这是因为金融、投资、贸易互惠、能源合作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而国家间的平等和主权不受侵犯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经济层面的问题看似具体的“事”，而国际政治层面的往往是“局”。经济的世界是政治格局变动的基础与内核，而这个经济体系本身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局”。客观上说，无论国际政治格局如何变化，每个主权国家不得不依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例如，得益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分布在全球各地。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世界经济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种反常的变化。大国的国家经济体逐渐让位于境外生产中心。”这些生产中心（小国或城市或地区）要是放在以前的国际丛林规则下，它们捍卫独立都不容易，但在这个黄金年代（20世纪60—70年代）直接进入全球经济，可以像大国一样经济繁荣，有的甚至比大国发展速度更快。

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学者们能够教科书式地列举东亚地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的经济迅速腾飞，拉丁美洲地区智利、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工业化的成绩，中东地区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小型经济体的快速变富等真实的事例。这些例证似乎都是搭乘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快速进入资本经济体系这个大“局”的结果。其实，中东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埃及等，都在认真“谋事”，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而努力。在中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道路一是土耳其共和国式的道路，一是伊朗伊斯兰的道路。前者主张世俗主义，学习西方式的现代化，后者的宗旨是恢复伊斯兰教的神圣传统。土耳其从国家主义走向自由经济，历经艰难，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但仍在寻求自主发展。伊朗放弃巴列维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式的现代化。其他的发展道路，包括寻求独立自主如埃及，最后仍依附于西方世界；亲西方的沙特和海湾国家，富裕但并不发达。殖民体系瓦解之后，不仅仅中东地区，非洲、南亚、拉美和东亚大致都在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谋事角度看有相似性。发展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改善人民生活，也不断提高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尤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主要途径是通过开放、引进和模仿，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获得较快的进步，然后寻求崛起。20世纪末东亚国家高速发展，三十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这本身就是奇迹。“东亚模式”直到金融危机发生，才遇到挑战。前述智利、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最后陷入经济衰退。中东地区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外债、资本输入和资源控制，到英国和法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取得独立，变成石油生产和输出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掌握资源主权，中东国家在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经历了不同阶段。除了产油国依赖资源成为富国，其余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都遇到难题和困境。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落后国家采取赶超型发展模式的较多，他们试图弥补差距，努力“与国际接轨”，后来的结果各不相同。

前文提到的大国谋局，也并非等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以和平条约和相应的国际组织来确立世界秩序。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专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西方盟国就开始规划战后和平时期的经济秩序，美国甚至在参战前就已经规划战后秩序了。“战后美国对新的经济体制和组织机构的支持（比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让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在投资环境和受益预期方面有信心。”“被萧条、冲突和战争摧残得一蹶不振的企业界，在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才能考虑恢复经营。”从这一个意义上说，谋局的要点是着眼于长远。但具体的外交磋商、讨价还价、为结盟而奔走、消弭冲突、化解矛盾等等，这些琐碎的工作实际也是在谋事而并非布局。显而易见，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达到具体的目标，往往属于“谋事”的范围；不一定有收益，但失去的成本高（或者战略上的损失大），因而不能丧失，这是“谋局”的逻辑。英国征服印度，与清政府多次签订条约，抢占非洲殖民地，一件件“谋事”之举，是为了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体系之“局”。新崛起的国家除了以较小代价局部融入世界秩序，似乎没有其他选择。新崛起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到接近世界强国时，会被世界强国看作威胁和挑战。在强国看来原有国际政治格局对自己有利，会努力维持，对自己不利则会努力改变。问题在于谋局的结果未必都有利，谋事的结果未必全无益。世界近现代史上可印证的例子不胜枚举。

四、政治演进中的节外生枝

国家间关系要么合作要么对抗，似乎不言而喻，但现实政治中，国家强弱差异以及强权政治导致国际秩序失稳，偶发事件也经常使国际关系复杂化。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有的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如麦金德“陆权”说和马汉“海权”论；有的立足于意识形态差异，如约翰·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和“冷战”说；还有的着眼于文明差异，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等等。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作为试图揭示国际关系演进本质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但服务于强国政治的策论和谋略意义，也是需要警惕的。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的细节看，利益冲突说、意识形态差异说、文明冲突说的深刻或高度概括，并不一定能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特征。

从长时段能看到世界政治演进的规律性或历史必然性，然而，影响甚至改变世界政治走向的往往是偶然因素。仅从20世纪初期算起。法德矛盾尖锐化没有导致两国于1905年在摩洛哥开战，而1914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原属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奥匈皇储遇刺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西欧地区的政治危机由近东危机点燃，这是节外生枝。在世界大战中，为了对抗奥斯曼帝国，英国鼓动阿拉伯人武装起来从内部反抗奥斯曼政府，承诺战争结束后帮助阿拉伯人独立建国。但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一封信，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了移民巴勒斯坦的依据，却是此后巴勒斯坦困境、阿以冲突和多次中东战争的根源。在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实现和解（1977—1979），阿以之间的冲突有望解决，中东和平初露曙光时，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1979），接着是两伊战争持续八年（1980—1988）。这边战事停歇不久，阿富汗出现塔利班推翻原来的政权（1996）。世界似乎渐渐安宁，但平地惊雷，隐藏在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了“9·11”事件。然后是持续二十多年的国际反恐。这期间，全世界在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及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中东发生了“阿拉伯之春”（2011）。每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都出乎意料，以节外生枝的形式发生，让世人措手不及。这些重大事件或发生在中东地区，或因中东问题而起。

中东地区在近代并没有分崩离析，统治这一地区的只有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和恺加王朝）。两个帝国能够维系主权，内部的冲突和混乱比不上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情形。有能力干预奥斯曼帝国内政的西方国家先是英国和法国，后来是德国。这些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提高技术和变革制度使中东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1856年之后西欧大国肯定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价值，接受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此后大批欧洲人进入伊斯坦布尔定居；欧洲大国也承认奥斯曼帝国处于和欧洲国家同等的地位。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发现和开采石油，中东地区仅被西方当作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以及通往东方的重要交通线。在西方国家获得巨额利益时，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恺加王朝也能得到一些益处，至少没有造成像后来那么大的伤害。

卷入世界大战导致奥斯曼帝国瓦解，战后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使中东地区分裂，阿拉伯等民族的命运被改变。中东地区的动荡从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1919—1922）和1920年的阿拉伯起义开始，后来阿以之间经历四次中东战争，接着是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时，中东却战火不断，和平与稳定是当地人民最大的渴望。从是否保持了相对稳定来衡量，中东地区有两种类型的国家：独立后始终没有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国家有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曼、阿联酋；当时或后来发生战争的国家有以色列、埃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也门、塞浦路斯。这些中东国家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选择寻求不同的世界强国的帮助，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前文提到的节外生枝的事件中，所谓的“贝尔福宣言”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意曲解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书信，渲染英国支持犹太移民的主张。当时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化，就在于英国声明要支持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贝尔福宣言》给了犹太人一个模棱两可的许诺。这导致后来的中东战争、持久的阿以冲突，以及一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

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仅直接改变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局，扭转了阿拉伯国家自1948年之后的被动局面，也引起了世界能源危机，刺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神经。石油禁运期间，盟国在外交上脱离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为确保石油供应采取了各自独立、互相倾轧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国各自应付石油危机的措施使得石油价格更加扭曲。日本也倾向于阿拉伯国家对242号决议的解释，通过积极的石油外交显示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同情和支持。这次石油危机后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但1979年又发生更严重的石油危机，跨国公司、国际能源机构和各国政府都没有预料到。1979年全年原油生产供大于求，却造成石油价格上涨一倍的后果。总之，表面上看经济的世界出现能源危机，实际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世界利益分化，提高了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引起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

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冷战时期美国把伊朗当作亲密盟友。巴列维国王凭借美国和日本的支持，积极推行经济改革，国力得到提升。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依仗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沙特阿拉伯，这也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在中东地区布的局）。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的外交方向发生大的变化。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而且触动了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开关。霍梅尼时期伊朗公开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反世俗化，也反犹太复国主义，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因此，伊朗的对外政策表现为与美国和西方对抗。

至于“9·11”事件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反恐、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伊拉克战争等，更是搅动世界的事件。国际政治学者甚至说，2001年的“9·11”事件开启了一个改变国际局势的新时代。“9·11”事件后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重新评估它所遇到的威胁。大国关系发生新的变动，各国均表示愿同美国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对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关系出现调整。世界之变并不像福山预测的那样，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而是开始了新的不稳定，冲突和对抗明显加剧了。

让普通人感到奇怪的是，世界上某些地区总是处于冲突的中心，比如中东地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反映了武力空间与边界标记的虚拟空间之间的不匹配。”一般说的节外生枝是指超出常规的轨迹，出乎当事人的预料。历史上大国结盟对抗必然导致战争，世界大战的烈度出乎预料也超乎想象，但多国战争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不可否认，在中东地区或者因中东问题引起的持久冲突，多数属于节外生枝。中东研究者花费精力研究中东地区的特殊问题，给出了各种答案。比如，从地理位置看这里是战略要地；从冲突焦点看这里民族矛盾和教派矛盾交织；从资源优势看，古代这里是最早的农耕文明发源地，现代这里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宝库。因此，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当代国际争夺的焦点。这些判断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现突发事件很难预料。一旦出现地区冲突和战争，许多国家所谋之事被迫中断，大国所谋之局也被打乱。

五、结 语

探寻如此复杂而多变的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单纯研究经济或单纯研究政治都不能通解和阐释其整体格局演进的本质。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跨越国界发展，形成沃勒斯坦所说的经济体系，但不平等经济体系下的社会发展容易被政治事变扭曲。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表达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政治格局通过条约体系构成，条约如果没有“世界政府”来强制执行，往往会沦为强国实现本国利益的工具。人类追求的实际是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或者是在“变”中求“稳”。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会降低冲突的频率、限制冲突的范围，却不可能消除冲突。

合理的推断是，经济增长、国际合作、合理利用全球有限的资源，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世界和安全的政治世界，合作将取代传统战争。但问题恰恰在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各方获利的前景，并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诱发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贫富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新的对抗仍然潜伏着。因此，新难题不断涌现，凭单个国家的力量解决的可能性变小。一方面，避免大规模冲突、开展国际贸易、维护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无一不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竞争仍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没有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国家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无从谈起。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包括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都算“谋事”，那么，“谋局”应是确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为目标），而不是某个强国为自己的利益设局。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实政治中，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龃龉未必不能化解。除非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必依赖于或不必取决于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除非单个国家的繁荣不必考虑其他国家是否脱离贫困，是否保持开放。

判断世界格局变动和时代变迁，除了各种成熟的理论和见解，沿着“谋事”“谋局”的线索探寻，也是值得重视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会发现政治格局的演进中有节外生枝，也会发现经济层面的阐释和政治层面的判断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关于“变局”的判断和研究，在学术领域中首先是经验的和综合的，也是认识层面的。纯学理上的探索，也许只能在思路上有所拓展，未必能提供策论。即便如此，仍然有价值和意义在其中。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