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全球治理的“后西方”转型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依据先发优势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全球治理中“西方”底座的动摇，全球治理正朝向一种“后西方”的治理结构转变。

世界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结构转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正面临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力量。然而，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在权力结构上，世界权力格局呈现多极分化的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现有的世界秩序已经不能反映权力变化的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的第二任期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使世界秩序在权力结构上面临更多对抗和分裂的风险。

在制度结构上，西方主要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正不断侵蚀全球合作的基础。民粹主义主张减少对国际贸易、气候治理、难民问题等国际事务的政策责任，其后果就是给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运行造成冲击，进而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很难在现有制度体系中得到实现。

在观念结构上，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对立日渐凸显。美西方国家固守“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阻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以“普世主义”遮蔽价值多元和发展差异，以国家本位抵制主权的多样化诉求，从而带来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分歧。

世界秩序的变革为全球治理的结构转型提供了前提，由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非西方力量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全球治理的结构性转型势在必然。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结构性成长

在以往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主导并影响着国际制度及规范话语等方面的构建，这就使全球治理本质上围绕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展开，难以反映和包容非西方国家多样性诉求。然而，近二十年来，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巨大挑战，在对西方治理理论的普适性和对西方单一中心治理范式的有效性产生质疑的基础上，“后西方”全球治理的观念逐渐引起关注。“后西方”不同于“反西方”或“去西方”，也不同于“非西方”，其中包含着三方面主要的内涵：一是“后西方”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全球治理的“整体性”，是让全球治理真正实现“全球”性治理。“后西方”不是“去西方”，是“去西方中心”。二是“后西方”的全球治理追求的是多边共治，主张多边主义的协作，反对排他性的对立。三是“后西方”的全球治理要建立的是合作共赢、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不排斥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在利益驱动下的议题合作，而是要以合作为基线，保持与西方世界的互动与沟通。

全球治理的“后西方”化特征的出现，主要源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结构性成长。与世界秩序变革相对应，全球治理也呈现出主体、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主要结构变迁。

首先，全球治理中的主体结构从单一的不平衡结构向多元的平衡结构转型。以往全球治理的主体结构主要关注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非国家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而在当今大国竞争时代，全球治理主要关注国家间的结构关系，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主体地位的提升问题。以往全球治理结构的单一性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着全球治理的核心主导权，造成治理主体结构的失衡。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非西方力量的崛起，打破了全球治理结构的历史固化。在实践中，金砖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为新兴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提供了重要舞台，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结构向平衡化方向发展。

其次，制度层面的结构转型体现在基于原有机制效能不足及机制碎片化现实上的制度创新。由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原有的治理机制出现僵化，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问题。在大国竞争的情势下，多边主义的信任危机和利益失衡，使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下降，如联合国的合法性流失，引发治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观念层面打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的单一主导，使全球治理的观念与价值根植于更广范围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中。在以往西方主导的治理范式下，西方经验和规范往往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标准，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规范模板和价值判断原则。而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提升，非西方经验、地方性知识的挖掘，非西方国家的新发展理念、新世界秩序观等思潮的不断涌现与影响的扩散，以及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潮流与世界政治、全球主义范式等的兴起，都在逐渐打破西方意识形态占据价值宣传的话语优势地位。

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推动“后西方”全球治理的路径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成长，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后西方”化、整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要真正实现“后西方”的全球治理，还需要不断推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制度创新能力以及参与方式转型，使其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一，要通过经验交流、案例推广和联合政策主张，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性议题及治理创见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议程来推动。将金砖国家的治理实践、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创新、南南合作的经验等提炼为可推广的全球治理知识库，打破西方单一的话语霸权。第二，利用现有机制与创设的新机制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作为非西方国家制度创新、规则输出和话语重塑的载体。第三，在参与方式方面，新兴国家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本质上就是其全球治理参与方式的深刻变革和权力格局的重大再分配，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平台建设与联合行动是角色转型的重要路径，要注重新兴国家的作用发挥以及“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建设。

当然，在全球治理“后西方”化趋势中还存在许多矛盾性的问题。在不确定性时代，“后西方”全球治理的规范构想应同时面向“西方治理”的局限与“西方衰落”的风险，因而从规范意义上擘画“后西方”全球治理的理想图景。因此，应当在关注纾解全球治理中“西方治理”困境的同时，对全球治理中“西方退潮”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结构性混乱给予充分预判。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