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钦 田志光：宋文化的历史坐标

宋文化是指10—13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制度、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宋文化是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宋文化以雅致内敛、兼容并蓄、务实创新等文化特点，对后世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文化都有深远影响。作为中华文明演进史上呈现枢纽形态的宋文化，在继承汉唐文明基因的基础上，获得了创新性发展并为元明清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宋代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光辉坐标。宋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高峰。对此，中外学者高度认同。邓广铭先生讲：“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中华文明发展至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均获得极大发展。宋代文官治理体系的确立、市井商业文明的勃兴、新儒学思想的范式突破以及雅俗共赏的文艺创作等，形成文明合力穿越千年时空，熔铸成具有永恒张力的宋文化基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重要转折期。严复先生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作为与汉、唐并称“后三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宋代的政治文化基因深深植入中国社会肌理，其影响绵延至今。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完善，打破社会阶层壁垒，推动士人有序流动，孕育出士大夫群体，共同构建起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治国”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生态。宋代士大夫群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立身济世，将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精神、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的革新勇气，与无数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相互激荡，共同构筑起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丰碑，将儒家经世思想推向制度变革层面。宋文化中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代史上的文治巅峰，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国家治理智慧与精神遗产。

钱穆先生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社会之变的根因在于经济。在传统史观中曾被冠以“积贫”标签的宋代，实则孕育着中国古代极富革命性的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完成了历史性南移，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宋代商贸发展空前繁荣，商业活动突破了时空限制，夜市、晓市兴盛，草市遍布乡间。城市经济功能增强，汴京、临安等城市人口逾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热闹的商业景观，让我们得以窥见宋代经济发展的华丽图景。繁荣的经济深刻塑造了宋文化的社会性，促使宋文化在继承汉唐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具有近世化特征的文化转型。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促使宋文化走向世俗化，形成雅俗共赏的独特文化生态，构建起别具一格的宋文化风貌。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黄金时代”，科技成就不仅奠定了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宋代科技文化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特征，既集中国传统科技之大成，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先进技术成果辐射至全球。正如李约瑟所言：“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朝。”这一评价无疑揭示了宋代在世界科技史中的枢纽地位。四大发明在宋代完成了从雏形到成熟应用的关键跨越。活字印刷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指南针技术造就了海外航行与贸易的蓬勃发展，造纸术、火药技术的西传加速了世界文明演进历程。在技术传承层面，宋代完成了对前代成果的系统总结与升华。《梦溪笔谈》《武经总要》等着作的问世，蕴含着实证研究的科学精神；瓷器烧制、纺织机械等领域的精进工艺，体现了“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作为前现代世界的技术创新中心，宋代以开放包容的文明姿态，在人类科技史上书写了承前启后的辉煌篇章。其科技遗产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认知体系，更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了关键性技术，这种双重价值至今仍在文明对话中绽放异彩。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文化在思想学术方面的成就以理学为代表。两宋思想学术以新儒学（理学）为核心，宋代儒学的革新源于对汉唐经学的反思，面对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的冲击，理学家们以开放姿态重构儒学体系。周敦颐、张载等吸收道教学说，分别提出“太极图说”“气本论”，奠定宇宙论基础；二程吸收禅宗心性论，将伦理纲常升华为宇宙本体“天理”；朱熹集诸家大成，以“理一分殊”统合本体与现象，通过“格物致知”构建道德认知论；陆九渊另辟蹊径，提出“心即理”开启心学先河，为明代王阳明铺就思想基石。宋代学术呈现“和而不同”的繁荣格局，兼容并蓄的学术生态与理性精神，为宋文化注入了持久生命力。

宋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以璀璨群星之姿，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独领风骚。欧阳修等掀起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柳永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推动词体大众化，苏轼“大江东去”拓展词境至历史原野，李清照“寻寻觅觅”书写女性生命史诗。这种士庶交融的创作格局，使宋词成为时代精神的镜像。戏曲与小说的勃兴，标志着中国文化从贵族精英叙事逐渐转向市民世俗审美。宋代文学艺术在中华文明史上缔造了美学高峰，其以雅俗共济、文理交融的特质，成为宋文化最为夺目的精神标识。

在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文化犹如一座承前启后的精神丰碑，构筑起贯通古今的文化枢轴。宋文化以兼容并蓄的气度、锐意创新的精神、经世致用的理念、理性务实的态度、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平等开放的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费正清指出：“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将目光投向10—13世纪的世界文明版图，宋代中国无疑是最为耀眼的灯塔，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已取得了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宋文化的影响力不仅深植于当时的华夏大地，更以超越时空的文明张力，在世界文明演进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刻下深刻印记，最终凝结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图谱中永不褪色的精神编码。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