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 杨冰：我们的爸爸妈妈

冰幼年时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在我们两岁时住过的一个单元房里，地板上铺了席子，妈妈假装一匹马，冰骑在她的背上，小姐姐炎在旁边走。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后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前身之一，以下简称数学所）分给我们家一个16平方米的房间，在中关村27号楼的106单元里。我们从1971年起在那里住了7年。

爸爸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开玩笑，尤其喜欢和小孩们说笑，我们叫他“逗小孩大人”。有一天，他去全托幼儿园接我们回家，告诉我们以后要上小学了，不用再住幼儿园了。我们非常惊喜，又不敢相信，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一直到走回家，看见妈妈买好的两个绿色书包，我们才相信真的要上学了，都高兴极了。

对于我们俩来说，上小学意味着可以每天回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是非常幸福的事。但是对爸妈来说，做饭的任务就重多了。那时候，妈妈在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教书，从北京西北郊的中关村到城东南的北工大需要换几次公共汽车，花两三个小时，所以家里经常是爸爸做饭。

他是南方人，不习惯面食，一般都是煮米饭，再炒两个菜。有一阵北京的米供应紧张，爸妈不得不学做面食。可是一开始他们没有经验，蒸出来的馒头经常又黄又硬。后来经过反复试错，他们也能蒸出大白馒头了。有一阵，高压锅忽然时兴起来，似乎家家都买了一个。爸爸妈妈还学会用高压锅烙发面饼，做的饼大而厚，很好吃。

爸爸是个乐观的人。我们小时候食物都是限量供应，每家每月的肉和食用油都只有很少的定量，要拿着副食本去购买。偶尔做一次红烧肉，我们小孩子当然很爱吃，但是也不可能想吃多少吃多少，家里规定一碗饭吃两块肉。我们平时吃一碗饭，每到这时候可能就要再添一碗饭。记得有一次爸爸说，我保证以后给你们买大块的肉吃，一碗只盛得下一块那么大，你们会吃得都不想再吃肉了。炎当时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后来经济确实越来越好，到我们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肉类食品已经不稀缺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也是这种乐观，让爸妈相信国家不可能总是那样，所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坚持做数学研究。

27号楼的很多人家只有一个房间，每个单元里都住着两三户，小朋友很多。那时候的小学生功课不多，放学了经常一起在楼外玩。有时候玩得高兴，爸爸出来叫我们回去休息了，我们也不听他的，围着楼跑。但是如果他叫妈妈来喊我们，我们总是乖乖跟她回家。我们一点也不怕爸爸，他很少生我们的气，即使生气了，也不过就是对我们做个鬼脸。妈妈其实脾气也很好，请她辅导数学的晓言表妹说她可耐心了。但是妈妈不像爸爸那么爱开玩笑，在家比爸爸有权威一点。

妈妈不太过问我们学校的功课，甚至到了小学五年级要考初中的时候，有时老师留的作业太多，她会给我们减量。但是她也不喜欢我们浪费时间。学校功课轻松，她就让我们学小提琴，还督促我们每天练琴。后来妈妈说起，最开始让我们学琴，是因为她担心以后我们还要“上山下乡”，她觉得让我们学门乐器，还有可能进个宣传队之类的，多一点出路。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出版一些外国文学，这些书很抢手，不容易买到。记得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她托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买来大厚本的《一千零一夜》和《希腊神话和传说》。那些带着异域风情、充满想象力的故事让我们爱不释手。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她让我们跟着北京外语学院的张冠林教授学英语。高中暑假里空闲时间比较多，她推荐我们读一本薄薄的《布尔代数》。我们两人一起学习，那本书讲集合之类的概念，培养逻辑而不是计算的能力，我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她也想办法让我们学计算机。现在回忆起来，妈妈真是很有远见的人，重视通识教育。

爸爸妈妈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自学英语。有一阵，他们每周带我们去一次清华大学的孟昭英教授家，大人们和孟爷爷学英文，小孩们就在一起玩。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晚上大家轮流值夜班，有余震警报就敲钟。三楼原本住着一位腿脚不灵便的老人，那时晚上他睡在一楼的门洞里，听到敲钟他也不往外跑。我们门洞的人都跑出来以后，才看到爸爸扶着那位老人，最后走出来。后来楼里的人都搬到抗震棚里去住了，只有爸爸还在楼里过夜，他很珍惜这么安静的工作环境。抗震棚里的邻居们看见我们会问：“你们爸爸呢？还在用功吗？”

爸爸是我们认识的人里最用功的。住在27号楼的时候，他吃完晚饭经常要回办公室工作，在家的时间也常常伏案工作。妈妈也总是在读书和写字。所以我们小时候以为所有大人都是这么勤奋。晚上我们两个小孩睡得早，有时中间醒来，总是看到爸爸妈妈各坐在桌子一边看书。现在的家长想方设法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其实只要家长自己喜欢学习，就不用担心孩子不爱学习了。

那时候娱乐的花样很少。夏天的时候，中关村大操场会放露天电影，我们跟着邻居大孩子们一起去看，我们爸妈从来没有去过。当时我们以为大人都不爱看电影，后来才知道他们只是不爱看那种宣传式的电影。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各种有意思的电影，他们偶尔也会看一些。

我们爸妈和许多脑力劳动者一样，热爱大自然，喜欢在室外散步。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家经常去北大或清华校园、圆明园、颐和园散步，也去樱桃沟远足，去香山爬山，有时候约了亲戚、朋友一起去。40多年前，这些地方比现在的游人少多了，尤其是圆明园，那时候没有围墙，不用买票。

有一次，我们在颐和园的后山散步，爸爸捡起一个松塔，随便往前一扔，正好打到炎的小鼻子上，她受了点惊哭起来，爸爸赶紧道歉：“不小心，我没有故意要朝你扔。”妈妈也数落爸爸：“你怎么这么淘气，要是打到眼睛怎么办？”

1976年以后，爸爸突然出名了。有一天，我们只有一间屋子的家里来了一位记者，她要采访爸爸，而爸爸不愿意接受她的采访。记者为了完成任务，坚持要采访，不肯离开。爸爸坚决拒绝，他只愿意把时间花在研究数学上，觉得被宣传、被采访都是耽误时间，影响他的学术工作。妈妈不在家，我们小孩也不敢劝，他们吵了半天，好像最后也没有采访成。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里没有电话，有些记者和其他不认识的人，会不请自来找到家里，或是要采访或是要请他去作报告，爸爸不胜其扰。后来数学所把另一个楼里的一小间屋子借给爸爸，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有个安静空间做科研。

1982年，我们在北大附中初中部上学，家里生活比较安定了。妈妈当时已经40多岁了，还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进修了两年。这期间我们通过考试，顺利地从初中升入本校高中。记得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去机场接她，远远看到留着披肩发、手抱一把大吉他的妈妈，都有点不敢认了。妈妈刚回来的时候，经常催我们走路、做事要动作快一点，她说：“我们落后得实在太多了，需要抓紧时间。”

妈妈虽然是学者型的母亲，有时候也会做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比如她会把一个金属的大汤勺在火上烧热了，将打匀了的鸡蛋液倒进去摊成蛋皮，再放进肉馅做成蛋饺。

1986年，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爸妈综合考虑，希望我们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但是他们也没有直接要求，只在家里聊天的时候会说起中国科大的长处，例如他们各自单位里近期来的中国科大毕业生水平都很高。爸爸引用丘成桐先生的话，“和北大教授开会，一屋子白发苍苍，和科大教授开会，一屋子都是黑头发（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状况）”。我们自然就觉得中国科大和北大、清华同属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同时我们觉得，如果在北大、清华上学，走路就能回家，和上中学感觉差不多，所以也愿意去外地上学。妈妈还鼓励我们给当时的中国科大校长管惟炎教授写信，询问中国科大的情况。与我们素不相识的管校长把我们的信转给中国科大招生办公室，他们给我们寄来了彩色印刷的中国科大简介，当时很少见，这让我们很惊喜。我们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就报了中国科大，姥姥对此很不理解，怕我们去了外地，以后再也回不了北京。

等我们真的考上了中国科大，要去上学的时候，爸爸也很担心我们第一次出远门，他撺掇妈妈送我们去合肥，但是妈妈觉得上大学就应该独立一些，没有去送。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们到北京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们看到妈妈已经快哭了。18岁的我们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还不懂得感伤。谁知从此之后，中关村的家对于我们，就成了探亲时短暂的居处。

将近40年转眼就过去了，最宠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大大（姥爷）姥姥都过世了。现在我们走在中关村的路上，心里只有无尽的不舍与思念。

（作者系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黄且圆的双胞胎女儿；本文为《大学者》序，有删改）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5-07-11 第3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