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功能方法如何照亮微观政治？

结构功能作为方法为多学科使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这几个学科运用较多。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哲学层面对宏观整体社会的认识。政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我前几年写的《关系中的国家》多卷本，有结构方法的特点。基本命题是“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造关系”。阐述的主要思想是在国家背后有一个客观关系的存在，制约着国家。研究对象是国家这一宏观政治单位。

就微观政治学研究来看，社会人类学的功能方法最为合适

方法是因时而变的。吴文藻先生在谈到学术思想演变时有一个概括：“以前注重界限与本体，以后注重关系与活动；以前注重内蕴的性格，以后注重开放的过程；以前注重静的组织，以后注重动的模型；以前注重不变元素的形式的组合，以后注重冲突与整合的历程。换言之，这转变是由以‘结构’到以‘功能’为科学的解释与说明之主要工具。”

方法也是因事而变的。就微观政治学研究来看，社会人类学的功能方法最为合适。

其一，实地调查。吴文藻先生概括，人类学“功能派的方法起始是实地工作，至终还是实地工作”；“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田野政治学于1997年提出“三实”：“实际、实证、实验”，在方法上与功能方法接近。

其二，小规模人群。实地调查适合于小规模人群。微观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是小规模人群。国家是大规模人群，以国家为对象的政治学无法进行实地调查，更多的是一种结构化分析，属于宏观政治学。

其三，内在视角。功能方法强调功能来自于需要。功能方法始祖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的生活》中说：“文化是一件无时无刻不在运行中的事物。它满足了人类初步的需要，又步步创造了人类的新愿望，而后又使这新愿望得到满足。”微观政治学基于小规模人群的调查，也要以调查对象的内在视角进行分析。如何通过治理将分散的人群联结为一个有序的群体，来自于调查对象的需要。

其四，因果机制。费孝通先生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对功能进行界定：一是指达到目的所起的作用；二是在数学里的函数，如果说甲是乙的函数，乙变甲也要变。结构是一种关系，功能是一种作用，如何作用则是因果机制。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小规模人群的变迁。

其五，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功能方法强调实地调查、注重内在视角和因果机制，必须遵循在地化的逻辑而不是“他者”立场。吴文藻和费孝通是中国最早提出和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这种理论自觉来自于功能方法的精髓。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便是运用功能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成果。他后来提出长老统治、礼治秩序、无为政治等原创性概念，其前提条件是乡土社会和乡土社会的内生需要。我指导的博士生黄振华到毛泽东兴国调查的地方回访8户农民80年历程，发现随着家庭功能的减少，政府的承接和介入在增多。

当然，田野政治学当时还没有严格的功能方法自觉。提出微观政治学，首先要构建功能方法自觉。对于科学研究来讲，问题是第一位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找到了合适的方法，有助于认识和解答问题。功能方法内容丰富，我们在学习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人类学的功能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前国家形态的社会人群，更多的是生育和文化功能。而前国家人群愈来愈少，不可照搬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微观政治学与人类学不同，主要研究小规模人群的政治功能，研究对象不限于前国家社会。微观政治学以小规模人群为对象，属于社会人群，但具有政治功能。功能来自于需要。社会人群要满足有序生活的需要，必须具有政治功能。

微观政治学运用功能方法，主要解决三大问题

政治功能是满足人们有序生活需要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内。国家的功能是控制，满足社会有序的需要。但国家不等同于政治。当没有国家和国家不能直接控制时，这一功能如何实现呢？从功能的角度看，除国家之外，政治功能还通过社会本身加以实现。因此，微观政治学运用功能方法，主要解决三大问题：

一是传统社会人群的政治功能。现代国家之前的传统社会的公共权力大量存在于社会人群当中，还没有高度分离到国家这一政治组织中；社会人群通过内在的公共权力进行自我调节。传统社会人群单位具有全能特点，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功能集为一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过往的政治学以现代为标准，以现代国家为对象，从而忽略了传统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特点。我们经过前10年的“深度中国调查”，出版近亿字的调查资料，对农村社会形态有了初步了解，但如何挖掘和提炼传统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的特点，还有待努力。

二是从人群的内在视角认识国家功能进入社会及其反应。现代国家是一个功能分化及公共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这种渗透不能不受到社会人群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我前几年出版的《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对国家如何下乡进行了系统论证。但这是国家的外部视角。这种外部性视角具有整体性和单一性。通过近10年的“深度中国调查”，我们发现国家化的进程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中的路径不同，效应更不一样。只有从社会人群的内在视角，才能发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渗透的结果和社会反应的复杂性。只有国家渗透与社会人群的属性与需要相吻合，国家的功能才能转换为社会内在的功能。我们对高原人群作过调查。传统高原人群与国家相距甚远，所谓“天高皇帝远”。我根据调查认为：“海拔与距离”是造成“天高皇帝远”的原因。但只有从高原人群的内在视角，才能发现天之高和皇帝之远。斯科特讲过，现代国家具有清晰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国家的视角造成单一性。通过内在视角，可以发现社会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政治功能的多样性。

三是现代小规模人群的政治功能。即便是国家高度垄断公共权力，社会人群也有自己的属性，并会根据自己的属性产出相应的政治功能，政治社会因此表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分离，原来“直接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的公共权力分离给国家。如过往家庭拥有的人身支配和身体惩罚权集中于国家。社会人群的非国家属性日益清晰，不再“直接具有政治性质”。人们的生活资料和私人利益来源于市场社会。随着社会分工发达，社会由各种不同属性的人群单位构成，如企业、学校、医院、村落、居民小区。这些人群单位有各自的属性，有各自的需要，有因为需要产生的利益关系，也有因为利益关系而形成的政治功能。它们是社会的活力所在，也是社会矛盾所在。只有每个人群单位都能发挥政治功能，国家整体秩序才有稳固的基础。人们为什么需要国家，是因为社会无法自我调节。反过来，如果社会能够多一些自我调节，国家的负荷就可以大大减轻，可以不断接近“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以上三个方面是微观政治学要研究的领域，而功能方法有助于获得研究的自觉。前些年我们以“抢救历史”的心态开展调查，缺乏理论与方法的自觉。现在进入田野调查的高级阶段，这就是“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部长 徐 勇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