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 杨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的源流考辨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深邃通达、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深刻把握其理论体系，需要从体系化入手进行源流考辨，借助马克思主义体系观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明确反对体系主义和要求体系哲学的解体，后续思想的发展实现了对体系化的立场判定、动力覃思和实质澄明。“依循马克思”的原则指导，马克思主义言明体系化建构需要以哲学根基为体系的共同前提，需要在联系的统一体中展示理论的成熟，需要在开放的发展中追寻真理，需要在体系意识与问题逻辑的合力中臻于完善。“发展马克思”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上彰显了体系化的高度自觉，在全领域、全方位和全要素上呈现了体系化的建构自主，在清晰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上凸显了体系化的时代自为，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体系观的时代新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体系主义 体系化

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创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要求着重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可见，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和笃行真理的过程中走向体系化学理化已然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进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体系化建构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而深入研析其理论体系需要“回到马克思”，追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否赞同体系化的建构；需要“依循马克思”，研析马克思主义如何以完备的体系确证理论的科学；需要“发展马克思”，在守正创新中形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自觉、自主和自为。

一、“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马克思主义是否赞同“体系”

党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完整把握其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进行前提反思和找寻理论依据。“回到马克思”即是将目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在历史视野中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赞同“体系化”或“体系建构”，以及如果赞同，是肯定何种意义上的体系。

（一）立场判定：趋向体系化建构，不等于体系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尚未明确使用“体系化”，但从理论的历史流变和内容阐释上都可以看出对体系建构的认同趋向，二人也公开宣布并非要创造新的“体系哲学”，这其中的深意需要进一步细究。从理论的历史演变来看，青年马克思热衷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也彷徨于其方法精髓与绝对真理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思想立场转变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明确指出新哲学的探索是“意识空话”的退场和“体系的解体”；发动哲学革命时，颠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体系哲学，扫清通向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道路；《资本论》巨着的完成，是对以唯物史观的真理路向形塑科学思想体系的历史最好确证；晚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科学分析和补写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思想的批判性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明确反对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认为黑格尔的唯心思辨体系意图揭示世界演化的终极真理，形成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完美闭环，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体系诉诸直观，抓住事物发展的某一方面衍生出整个体系，二者都是简单的、非科学的思想体系，都是为了建构体系而自说自话的解释性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样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批判，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尚未完全显露、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远未成熟和社会革命条件不充分下提出的理论体系，其中虽带有一定的革新性以及富含美好愿景，但也只能是先进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本能反抗和安慰人心式的挣扎。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革命都趋向体系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就是在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指引下进行体系建构的共进图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就是体系化的建构、展开和发展，是以现实生活的客观阐述代替完美“体系”的主观演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斗争就是旗帜鲜明地拒斥体系主义或体系哲学，认为无所不包的理论终结只能是纯粹的、脱离实际的思辨产物。恩格斯晚年还再次声明：“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二）动力覃思：源于实践的进步，而非臆想的填补

对体系化的认同进一步引发出关于如何形塑和深化思想体系的动力思索，这一问题归根到底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体系视域中的再次明确。思想发端之际，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是“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和“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需求造就了理论上国民经济学的出场，恩格斯基于此批判斯密、马尔萨斯等人将片面的主观判断展开为完整的体系，并要求彻底摆脱伪善内容所构成的体系大厦。而马克思对旧哲学信仰的崩塌和对旧思想体系的怀疑开始于物质利益的难题。莱茵省的林木盗窃问题、自由贸易和关税问题、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问题的种种现实境遇下黑格尔体系难以为现实冲突提供合理解释，马克思由此逐步意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地位，“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清算哲学信仰和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提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初创之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认为以往的思想家遮蔽了表象背后的真正秘密，而现代工业正在消灭着旧思想体系的全部基础，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随后，在对体系主义进行集中批判之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言明“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到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可见，在现实敦促和历史反思下，马克思恩格斯厘清了思想的根源所在和体系的演化路向，将全部理论发展归因于市民生活的现实推动；彻底批判和颠覆旧思辨体系，阐明体系哲学只是用主观臆想填补现实空白，其中具体观点和各种方法终究也只是对体系的迎合。因此，“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

（三）实质澄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批判包罗万象的创造

黑格尔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创造了解释整个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的完美体系；杜林试图在广阔的理论领域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变革；除此之外，各色思想家、哲学家“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系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中长期在场并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才阐明了体系主义的本质弊端和宣布了体系哲学的历史退场。其一，体系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创造，是在头脑中寻找科学。黑格尔在绝对真理的理性色彩中构筑意识形态大厦；德国哲学家意图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展开对思想的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安慰人心的话语制成体系，但仅仅是作为纯粹的演说词而存在；杜林认为他的哲学体系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发展形式”，“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其二，体系哲学强调思想的至上性，是包罗万象的存在。在体系主义看来，哲学家们的主观思想创造是关于世界运转的终极真理，是唯一的、作为不变律的科学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指出杜林认为其哲学思想已然深入到社会的基本模式，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但真实情况是“‘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

面对体系主义的思想鼓吹，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各类伪科学对“体系”的滥用，彻底揭穿体系哲学的空洞内核，同时将消极的批判转变为积极的批判，建构起关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连贯阐述和科学思想，并多次告诫世人不能忽略其思想见解内部的复杂关联。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面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难题，以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为指引，通过与种种体系哲学相斗争，纵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横向投射整个历史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思想领域等，形塑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严密思想体系。从体系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不是‘体系主义’，而是强调面向实践为核心的体系化理论”，其体系内核无一不来自“最过硬的事实”的本真面目，又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进一步完善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呈现出事实、内容与体系之间有机互动的演化图景。

二、“依循马克思”的根本指导：马克思主义如何进行体系化建构

体系化的建构是思想自物质中单独分离出来后一直无意识或有意识趋向的目标，如何形塑体系自成为思想史中的亘古难题。马克思主义首次科学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以完备的体系论证了理论的科学。其中，其整个理论体系富含着关于思想体系化的哲学根基，表现出思想体系的联系形态，指明了思想体系化的发展原则，提出了思想体系化的逻辑要求。

（一）根据：体系有共同的前提和核心以解释中心命题

体系表现为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经过聚合协同、相互转化而形成的完整严密的理论成果。理论的体系化表明了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意味着理论体系内部必然围绕中心问题进行结构拓展、必然依据核心纲领进行逐层深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体系建构的重大成果，其思想发展“表现为不断颠覆旧哲学体系、创立‘新世界观’进而创立‘新体系’的生成史”，其中唯物史观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大写的逻辑”内化于理论的各部分和全方位，而具体思想的深化也验证着新世界观的科学真理性。

就标识性范畴来看，核心概念表征着思想体系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建构思想体系之初首先对“实践”概念进行彻底改造，批判了费尔巴哈单纯打着自然的旗号对“感性活动”进行错误理解，认为费尔巴哈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对象性活动的突破性意义，对实践的错误认知也促使费尔巴哈重蹈唯心史观的覆辙。而马克思本人对“实践”的理解是准确而划时代的，他将实践概念一以贯之到整个理论体系当中。在理论立场上，马克思表明以往的哲学家们都集中于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理论内容上，凭借对实践的科学认定，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主义篇章中的有机统一；在理论地位上，列宁澄明“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再次重申实践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正是以“实践”为代表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作为理论前提，经过不断演化和内涵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而呈现出复杂内容间的交织渗透。

就核心原理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经由长期实践活动检验而得出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科学真理，阐明了其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实质，作为整个体系的纲领性存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民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与自然关系、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九个方面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新阐释。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达到近乎完整的精确罗列，但其核心观点却作为不变原则始终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化和实践运用当中。正是“基本原理”这一有原则高度的存在作为核心关键，经过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日益发展为深奥精微的体系图式。

就中心命题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人类求解放，在向真正人的复归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和元问题，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至高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转变之初就站立在此岸世界讨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自由限度，认为单纯进行宗教批判而完成的政治解放仅仅使国家取代宗教成为人与自由之间的中介，只有以哲学为头脑、以无产阶级为心脏，彻底消灭私有财产、摆脱犹太精神，才能破解思辨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解放。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理论使命，全部思想内容聚焦和汇集于这一初心问题，在不断的破题、求解和深化中实现关于人的高度的理论体系叙事。

（二）形态：体系必然以统一体的形式以展示成熟理论

理论体系以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部分相结合的统一体形态整体出场，是联系的体系，其中具体内容间相互交织、渗透和融合。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体系联系性的典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恩格斯承担起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历史使命，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上提出了代表性观点，二者都为后人把握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恩格斯作为继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权威阐释的第一人，他在多部着作中均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性和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这些着作以《反杜林论》为代表。杜林是体系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物，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在当时的德国产生了盛极一时的影响力，其思想体系标榜包罗万象并宣称发现了终极真理。杜林思想的谬误和影响的广泛必然促使恩格斯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一方面明确宣告“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将理论的消极批判转变为积极批判，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述的经典文本。内容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引论中论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初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性；主体内容从哲学编、政治经济编和社会主义编三大部分进一步探讨，具体论证了三部分间的内在统一性和互为支撑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阐释奠定了基本框架。除此之外，在《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章中恩格斯都澄明理论体系表现为各具体内容间相互联系的总体。因此，体系化的构建要求从事物自身的联系出发进行考察，并借助于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构予以展开。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主要继承者和阐述者，明确界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块整钢，“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从三个方面全面研析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架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三个组成部分间并非简单并列，而是紧密关联、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其中阶级斗争学说是前两个理论部分的必然结果。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为四个部分，即世界观、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从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此，苏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式体系解读逐步确立，这一模式的出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公式化的刻板理解。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既要从整体着眼重点关注理论间的复杂联系，又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紧随时代变化进行守正创新，从而呈现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原则：体系在无限的开放发展中以接近科学真理

一切思想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既有要素的继承以及与时代和实践相随的并行演化，历史的开始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思想的发展表现为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跨越国度、超越时间的蓬勃生命力，根本在于与时偕行，也就是直面时代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需要，并予以理论上的科学回应。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的体系，时刻处于变革完善当中。

其一，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向全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再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宣言》的一般原理完全正确，但其实际使用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论述清晰言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结果、时代的产物，“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和现代化的最新发展状况，否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唯一性；又基于“猴体的解剖”思索“人体的解剖”，在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中进一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前瞻未来共产主义的阶段性建设。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精准分析帝国主义的最新矛盾和垂死状态，准确研判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又顺应时局变化将“同时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并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尝试，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其二，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体系观的根本原则。恩格斯在进行思想论战时指出，杜林等哲学家所试图追寻的“最终体系”和“至上真理”，致力于实现对世界毫无遗漏的彻底阐释，但这只能是一种荒唐的假说，道德的真理终究不具备数学公式的普遍适用性，终极真理的绝对向往与具体思想的相对适用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只能“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于人类整个认识过程而言，真理的绝对性代表着思维的至上性，而真理的相对性表明了思维的非至上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要求思想在进行体系化的建构时，必须在肯定真理的客观实在性的同时看到真理的历史暂时性，并时刻在相对真理的完善中无限靠近绝对真理。基于此，列宁认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对真理的提出是为绝对真理增添重要“一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其核心就是在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能动地发展科学认识，毛泽东还强调“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理特性的认识、列宁对真理辩证关系的把握和毛泽东的认识论范式，澄明了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建构原则，即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形塑体系、完善体系。

（四）要求：体系在与问题逻辑的统一中得以强化完善

问题是人基于客观现实状况和未来理想预期而产生的一种差距化表达，问题的存在引发了主观反思和客观求索，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增长点和实践前行的突破口。马克思明确表示问题是时代的号角，主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之于体系而言，问题与体系间并非完全对立，问题的存在需要完善的体系予以科学厘析，而问题的求解也有助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体系化建构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视角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历史，经由问题的认识和求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回应利益难题中完成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萌生出关于社会历史基本问题的原创性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集中清算德国的主流哲学问题后正式阐述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在剖析阶级对立问题时向世界宣告新世界观的问世，《资本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奥秘中展开对资本逻辑的本质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未来叙事。可以说，问题意识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对以往旧哲学的超越。从内容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关于问题的诸多论断，其中就内含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内在统一。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的客观在场决定了体系化的特定指向。马克思明确问题的求解不能依据“现成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供进一步行动的指南，问题的紧迫需求敦促了体系化的完善。而问题与答案相比，马克思强调“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现实与臆想相比，恩格斯认为重要的是了解现实，而不是创造体系。因此，问题与体系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作用，问题导向为体系化的建构提供了深化路径，体系化的完善有助于问题的实践求解。从体系视角看，对问题的阐明及其相关研究论断的全面布展是判断体系是否形塑出场的重要标准。理论体系是思想围绕中心命题进行的深度延伸和广度延展，问题的存在激发了体系意识的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求解为贯穿始终，全部思想都是由问题所引发，对问题的认识、分析和破解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其中，“如何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聚焦，在这一总体性问题统摄下各类具体问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集。也正是因为“如何实现人类解放”问题的明确，马克思恩格斯在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论证求索中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原创性贡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窠臼，确立了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此徐徐展开。因此，问题是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线索、主要推动力和关键节点，在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作用下理论不断向着体系化发展。

三、“发展马克思”的时代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理论主题有所发展、理论内容有所更新、理论品格有所强化，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深思。具体来讲，在理论方向上守正马克思主义，言明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在理论内容上依循马克思主义，演绎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全领域、全方位和全要素；在理论成果上，呈现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清晰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要求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高度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特质，自觉明晰“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提供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合理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刻描绘了人与世界盘根错节的多样联系，把握了现实实践的永恒发展性，又具体研析了物质联系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突出表现在运用全局意识谋篇布局，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格局等；在新发展阶段中，辩证认识战略与策略、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等多重关系，强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设计。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发展观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建构提供了合逻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中厘清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强调一切思想的出场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造，而是对既定历史的承继创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立足新时代科学厘清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方位、根本原则、重要路径、具体方法等，明确要求将坚持唯物史观、正确的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作为历史原则，概括凝练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本方法，创新提出“两个结合”作为发展理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发展提供了合情理的历史积淀。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提供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唯心思辨体系不同，它在历史的真实运动中探寻时代奥秘；又反对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揭示了事物内外的全面联系，其思想清晰澄明了唯物主义原则下的体系化倾向。新时代，一方面，习近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以完备的体系论证了理论的科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不断提高理论体系化建构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时代以来我国实践日益从局部突破走向了系统集成，在理论上表现为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等一百多个关于体系的具体表述。可见，体系意识的强化已经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突出表征，也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时代体系化建构的正当性。一方面，体系化建构的正当性伊始于对思想发展的经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以往哲学家动辄要创造体系的历史共性，讲明形而上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并在扬弃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深刻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体系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融汇其中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理论特征和目标使命，因此体系化是习近平从“老祖宗”手里继承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体系化建构的正当性源于理性的真理追寻。理论的科学必然需要以完整的逻辑为表现形式，而体系的严密也确证着理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求索真理、呈现真理和践行真理的历史。习近平指出：“党的理论创新过程是一个总结经验、探索未知、发现真理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自然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对话、理论与逻辑的交相布展中进行着体系化建构。

（二）依循马克思主义促成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建构自主

“体系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强调体系化，其具体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体系主义的臆想填补和包罗万象，科学阐明体系化形塑的哲学根基、联系形态、发展过程和问题逻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领域、全方位、全要素的体系化完善提供了根本遵循，增强了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建构自主性。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领域上进行体系化建构。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立论开篇，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三大课题进行重点求解，系统形成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六大思想”，全面呈现出新的历史方位下党治国理政的“十三个方面成就”，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的各领域进行谋篇布局，面向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宣传思想工作等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发表重要论述，又瞄准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现实难题提出具体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深奥精微的完备理论体系。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方位上进行体系化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透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系统结构和深层矛盾，科学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域下的历史方位、目标任务、发展方向、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全面擘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图景下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复杂关系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发展上呈现为与时偕行的科学理论体系。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要素上进行体系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体系的形成必然要具有“共同的前提”和“原则的高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总的观点指导思想的纵深拓展。一般而言，初期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暗含在具体思想当中，难以被察觉；当理论走向体系化建构之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提炼就成为必经环节。也就是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提出是理论成熟的重要表征，标志着理论体系的初步成型，也进一步推动着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六个必须坚持”明确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新时代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渗透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表明理论在历史观、实践观和辩证法上的内在统一，又从价值立场、精神品格、根本原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世界情怀六大要素上彰显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容上是融会贯通的系统理论体系。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呈现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清晰自为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方法原则。“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创新”创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了新时代理论体系化的清晰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内容阐释和话语表达上的清晰性。时间上，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二十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重大论断和体系概括；文献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着作选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权威着作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内容上，党的二十大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被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主干。其中“十个明确”从规律高度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依循，作为整个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十四个坚持”从全局广度言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方略，架构起新时代新思想的主体内容；“十三个成就”从具体效度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变革实践，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贡献。从理论结构看，三者分属于理论体系的不同层次，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逻辑结构上的清晰性；从理论内容看，三者之间相互贯通、内在统一，共同汇集成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可见，随着新时代的推进，新理念新思想也逐渐走向内容完整和表现清晰。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系统要素和逻辑结构上的科学性。在理论基础上，习近平指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目标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促使理论体系迸发出强大力量；在理论主题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统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主线任务，锻造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关键领导力量；在理论进路上，“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在哲学根基上，“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当代运思和时代创新，位于整个体系的最深层又贯穿于全体系当中；在理论内容上，根本论述和重要论述、全局设计和微观指导、长远擘画和现实举措、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照应，共同描绘出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现实难题和重大挑战上的可行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深稽博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问题中的思想，经由问题思考而产生，又作用于问题的破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取出强国建设事业中的五大突出问题，要求在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上要积极主动作为，在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上要创新解决思路和集中用力整改，在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上要落实落细，在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面前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寻求多元共识，在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上要勇于自我革命。揆情审势，习近平强调“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之问下，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全新选择；“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下，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合作共赢贡献中国方案；“如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人民之问下，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力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下，始终站立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进步的一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故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建构起体系化的理论大厦，指导并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勇毅前行。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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