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平：在体系性与历史性之间：《资本论》的辩证法

摘要：关于《资本论》辩证法不同形态的理解，形成了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两种解读模式。体系辩证法强调经济范畴的体系性关系和逻辑优先性，是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释放出来的方法。历史辩证法则从逻辑抽象的历史前提和社会生产的历史先决条件展开论证。《资本论》辩证法的形态争议，需要回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原初目的和文本结构中去理解。《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基于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内在关联而形成的总体，《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更原因就是抽象范畴的不断具体化，促使马克思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最终形成了《资本论》的科学结构。《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更，意味着马克思从注重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转向加强具体环节的实证分析，《资本论》辩证法从体系性偏向了历史性。《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绎和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体系性和历史性共同规定着《资本论》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和理论目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反而增强了辩证法批判现实的能力。

作者：吴旭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6期。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究竟是何种形态的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议。其中，以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C.J.Arthur）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和以伯特尔·奥尔曼（B.Ollman）为代表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最为典型。新辩证法学派坚称，《资本论》辩证法就是逻辑严格的体系性（systematic）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则宣布，强化辩证法的逻辑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先验构造”，不符合马克思立志改变世界的现实立场。马克思将社会现象彻底转化为历史问题，《资本论》辩证法关注的不是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经济范畴能否把握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新辩证法学派和历史辩证法之间的争议，本质上是对《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两种形态的重新审视。争议不仅涉及《资本论》方法论层面的理解，也包含着对《资本论》理论结构和现实价值的当代阐释。因此，回顾争议背后的思想原因，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语境去探讨这一时期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和建构经济学体系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两种形态之争

对《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解读是新辩证法学派之所以为“新”的首要标识，以区别于坚持普遍世界观的苏联学派（Soviet School of “Diamat”）的“旧辩证法”。阿瑟认为“旧辩证法”划分出辩证法三大规律，并填充进外在性的例证来满足三大规律的逻辑框架，这种形式主义做法恰恰是缺乏体系性的表现：“这种无生命力的形式主义是由将抽象的框架外在地加诸内容之上导致的，此时的内容已被强制塞进既定形式中了。”用形式逻辑来给辩证法划定规则是相当讽刺的学术现象。在阿瑟看来，有生命力的体系性是指经济范畴自我开放、自我发展、自我综合而形成内在关联的逻辑整体。体系叙述的清晰次序在于逻辑性的严格推演，这一点非常靠近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但阿瑟巧妙地回避了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统合客观世界所达到的同一性困境，他主张用自反性（reflexivity）来处理主客体关系，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生成关系则进一步促成了资本主义体系性结构。

按照阿瑟的理解，体系辩证法是“一种将既定总体的内在联系展示出来的方法”。至于马克思如何理解“既定”？首先，“既定”指的是社会性的存在形式或存在规定。这个表述出自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解：“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其次，“既定”指的是优先于自然次序或历史次序的逻辑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经济范畴按照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性来排列，而不是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最后，“既定”显示着范畴逻辑性相对于历史性的基础地位。“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马克思断言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资本范畴成了理解地租的一把钥匙。资本主义这个现代社会形式出现以后，以往的社会形式发展才能理解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才能去理解过去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因而人体解剖是理解猴体解剖的前提。总之，在马克思那里，“既定”是经济范畴的逻辑优先性，它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阿瑟坚持辩证法研究对象是“既定总体的内在联系”的论断，至少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本思想相吻合。马克思此时醉心于社会形式“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以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经济科学方法。

作为“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New Hegelian Marxism）的新辩证法学派，体系性解读更是一种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释放出来的方法。因为严格意义上，只有在精神领域的概念辩证法才能彻底体系化，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会受到经验对象和偶然性的袭扰而保持在必然性形式结构内部。新辩证法学派的“黑格尔主义”倾向，是坚持体系性解读辩证法的思想客观发展趋势。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历史进程，本质是绝对精神的逻辑演绎，这就注定了黑格尔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化理解。概念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只是绝对精神在形上历程中外化出来的虚无对象。黑格尔为何会如此重视科学（即哲学体系）的开端？原因在于，开端包括了所有概念规定性的依据和逻辑演绎的可能性。黑格尔只是假装考察概念和异化环节，马克思批判这种做法是“虚假的实证主义与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因此，新辩证法学派无论如何修正辩证法，体系性要求必然会导致概念的形式构造并增加脱离现实的风险。

奥尔曼则从历史辩证法角度对体系辩证法的逻辑解读提出了批判，体系性本质上建构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共时性关系但忽略了历时性维度，这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成为生成性有机总体。奥尔曼认为，《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之所以能够存在，得益于马克思的抽象方法：“马克思运用抽象方法给世界确立的界限有三种——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并且其中的每一种都对系统辩证法有重要的启示。”简要地说，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两种范围内都发挥着作用，把特定阶段中人的活动与周围其他事物分离出来，在一个关系内部确立了一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其他关系。因此，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他研究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内在关系时，他所说的内在关系既包括经济范畴的体系性也包括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但体系辩证法过于重视逻辑性，使其关注研究对象的逻辑基础而忽视研究对象的历史维度。“由于不考虑马克思在历史中所揭示的决定性的性质或程度，所以，系统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相互影响中所发现的必然性使社会保持着原本的状态。”奥尔曼揭示出体系辩证法由于缺乏历史性的方法论缺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能涉及根本层面。詹明信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历史性作了较为复杂的辩护。马克思是坚持了历史主义的立场，但绝不是传统的“存在历史主义”，存在历史主义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一整套理论纲领，实质仍然是一种逻辑主义。存在历史主义的分析叙事模式可以分为“本原”（genetic）模式和“目的论”（teleological）模式，按照结构历史编纂学的批判，存在历史主义的分析叙事很容易把“封建主义”塑造成“资本主义”的前身，历史性被还原成某种本质构造。与其这样，詹明信认为，不如把马克思理论理解为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即理论产生的前提是历史先决条件。“在《资本论》一书里，马克思多次强调，他在劳动和土地首次被完全商品化了的社会环境中，发现劳动价值理论的客观和历史先决条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才允许批判它的理论得以出现。那些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体系性来追求严格真理的观点，似乎更应该考虑逻辑范畴的历史前提。

即使在新辩证法学派内部，也少有思想家会把资本主义体系性等同于普遍化的永恒结构。《资本论》辩证法的“黑格尔化阐释”并不意味着《资本论》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并不一致。罗伯特·阿尔布瑞顿（Robert Albritton）对此评价准确：“资本辩证法的对象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机制，它不像思想的深层结构那样是一个普遍的对象。”黑格尔辩证法研究的是摆脱了物质性和历史偶然性的纯粹理性结构，但《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理性的深层结构，这种貌似理性结构的经济制度一直受历史性所限而无法普遍。因此，所谓的资本运动规律或资本主义理性都应理解为具有暂时性。体系辩证法用更加客观化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纯粹逻辑，但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也是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帕特里克·默里（P.Murray）代表着新辩证法学派想要统一《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之间矛盾的理论努力。默里从构成一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形式”范畴出发，强调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的规定性及其推衍离不开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因而他把《资本论》辩证法研究重心放在社会形式及其现实化运动，探索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从而以一般现象学（general phenomenology）为前提，使历史预设和历史经验进入体系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当中。但默里对社会形式范畴的优先考量和热衷于“本质—现象”的逻辑关联性论证，使得辩证法的历史性逐渐从属于体系性。默里认为，历史辩证法除了肯定其包含历史阶段和历史趋势的必然性以外，还包含着体系辩证法从社会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偶然性”。这种解读无疑是将历史维度逻辑化。由此，默里用社会形式历史变革的必然性来勾勒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框架，就不难理解了。历史性被默里解读为朝向某种目的的本质历史主义，正如詹明信所希望实现的结构历史主义，他们都认为可以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统一的答案。但这种牺牲历史性的调和式统一，完成的是对社会表象层面的经验主义描述和抽象逻辑概括，它得到的仅是一些统合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解释优势的逻辑修辞。

对《资本论》辩证法具体形态的探讨，应当回到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来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原初目的上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使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服务于精神世界的统一性。而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正是从不断运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去理解现存事物的合理性。《资本论》辩证法并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合乎绝对理性的思想体系，毋宁说，它将摧毁一切使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永恒化和建构经济范畴体系的形而上学努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辩证法的价值并不是来自方法论创新，而是来自这种方法所服务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展现出的革命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展现出的面向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的诚实态度，使马克思即使卖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也能表现出其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和独特的思想特征。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论争议，在于从逻辑与历史之间寻找一种具备优先性的解释模式，排斥历史和排斥逻辑的片面阐释在面对现实矛盾时就会显得浅薄，同样用抽象思维来弥合体系性与历史性的差异或者统一两者的做法，本身就不够辩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个命题的现实矛盾张力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前，便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辩证法。《资本论》辩证法并不致力于在理论上解决现实矛盾，而是在思维上具体再现这些现实矛盾并掌握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之所以可以用辩证法来研究，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呈现出内在的辩证结构，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简单抽象所无法掌握的层级。辩证法的运用使得马克思经济科学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和阶级局限。因此，理解《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形态及其相关争议，首要的便是理解《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及其文本结构的辩证展开进程。

二、总体的具体化

《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说是一个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或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内在关联而形成的总体（Totalität）。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开始于一般性的抽象，抽象就是将经济活动中的共同点提炼出来，避免重复思考。马克思盛赞亚当·斯密对劳动一般性的抽象让经济学向前跨了一大步：“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排除千差万别的一般性劳动生产出一般性财富，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相较以往经济学的科学奠基。最一般性的抽象，最终产生了总体范畴：“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据此，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特殊性的工艺学，它需要研究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生产总体是所有特殊生产的社会前提，特殊生产唯有在生产总体这一现代社会关系中才具有生产活动的意义。马克思阐释了总体范畴的逻辑优先性和社会存在优先性，不仅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而且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的有机体制：“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资本主义有机体制实际是一种自我生成和自我进化的总体。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总体完全是一个共同点的思维抽象，经验实证的简化分析只会令总体范畴越来越稀薄。总体本是一个拥有丰富规定性和复杂社会关系的现实的具体总体，所以，把握总体范畴的正确科学方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能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资本论》辩证法掌握现实的具体总体为思想总体，需要在思想上再现具体总体的丰富规定性和生成性的内在结构，但绝不是把具体总体的实在性直接用逻辑生产出来，这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相反的关键点。《资本论》辩证法承认实在性独立于思想以外，等于恢复了思想无法穿透物自体晦暗的康德主义传统。现实矛盾的显露和物质变换的断裂，扭转了德国古典哲学自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追求绝对同一的观念主义趋势。黑格尔通过概念外化出实在性，是一种用思辨逻辑弥合事物之间矛盾分裂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辩证法经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和抽象人本学的批判，已经完全意识到形式主义的问题而成长为彻底把握社会现实的合理形态。

总体范畴在黑格尔《逻辑学》文本语境里，是立足于纯粹思维摆脱了历史外在性的绝对理念自我展开而又自我联结和普遍持存的统一体。黑格尔的界定有三层含义：一是总体的必然性来自纯粹思维的根据；二是总体的实在性来自具体性，即在自身之内主动展开自身，区分出各个环节而又聚合统一的性质；三是总体的科学性来自体系性，诸环节之间的逻辑必然性联结成为整体的自由。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总体范畴并不仅指部分联结成的整体（Ganzen），还指以自身为根据的内在能动的精神统一体——真相（das Wahre）。真相才是全体（Totalität），先刚教授认为：“‘真相’不仅意指精神这个东西本身，而且意指精神的各种‘呈现’（Darstellungen ） 和‘现象’（Erscheinungen），亦即精神的全部真实情况。”黑格尔的总体范畴是精神现象的依次呈现和自我统一，那么，马克思的总体范畴就是资本循环运动诸环节之间现实矛盾的依次呈现和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自我生成，按新辩证法学派托尼·史密斯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潜在现象学（virtual phenomenology of capitalism）。两者都是辩证法的体系，但发展的动力却完全不同。黑格尔总体的发展动力来自精神的本质主动性，而在他用思维能力直接弥合的现实矛盾处，马克思认为现实矛盾的张力才是总体发展的动力。他们对总体范畴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总体具体化的解释也完全不同。在黑格尔看来，具体化是总体在自身之内展开自身、自我异化出实体的思辨进程；在马克思这里，具体化则是作为实体本身的资本主义有机体制的内在联系和历史生成。

具体绝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经验主义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辩证法将抽象一般范畴上升到拥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范畴的思维过程。马克思从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正式版本中的叙述结构变更，就遵循了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逻辑深化进程。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里马克思把自己的着作划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亚当·斯密的“劳动一般”范畴蕴含着“劳动二重性”矛盾，因此他取消了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并把第二篇内容一分为三。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里，马克思把结构正式调整为六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此时马克思还沉浸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科学抽象法中，试图对政治经济学范畴进行抽象一般的反思。研究越深入，马克思愈发觉察到经济学实际细节的重要性。他将第一册《资本》分为三章：价值；货币；资本一般。接着将这三章合为一篇，另外补充了三篇内容：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由于涉及内容庞大，马克思不得不将《资本》分为几个分册。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包括了“商品”和“货币”两章，马克思已经将更为具体实在的“商品”取代了原先的“价值”。第二分册涉及的章节是“资本一般”，《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前五个笔记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在具体阐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和利润等实际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地租等具体表现形式混为一谈，迫使他不得不突破剩余价值理论史作为附论的先例，并将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史批判转变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探讨，这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这部分具有新结构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打算用《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主要补充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完善了“资本直接生产”“资本流通”“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三卷的理论部分，加上后来计划写的一卷历史文献部分，最终形成《资本论》四卷结构。《资本论》前三卷理论叙述结构都是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法展开的，第一卷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前提写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前提，在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转化中具体呈现剩余价值资本化和资本积累的过程；第二卷从资本流通的一般形式写到资本流通的具体形式，最后到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形式；第三卷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基础上，揭示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具体形式。与以往经济学家孤立考察的各种利润、地租等具体形式不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总体中去实证分析各种作为剩余价值运动现象的具体形式，并且他区分了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和特殊形式，解决了因为混淆而导致的李嘉图难题，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真正走向了科学。

具体化并不是总体的拆分和考察对象的细化，而是辩证思维把握社会实在的总体结构并让内在矛盾不断呈现出来的现象学。马克思《资本论》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根源在于他在沿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道路，运用辩证法发现了以往经济学家极力避免的抽象范畴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促使抽象范畴转向具体范畴。按照孙伯鍨教授的观点：“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逻辑结构发生过由‘五篇’到‘六册’、再由‘六册’到‘四卷’的两次转变。”两次转变的原因关键在于两个抽象范畴的具体化。一是“劳动一般”范畴。马克思起初非常重视这个范畴，认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自然就从“价值”转换为更具体的“商品”。二是“资本一般”范畴。“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的共同规定性，为的是研究资本运动的整体过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被以往经济学家所混淆的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与特殊形式的矛盾：“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资本范畴从抽象的本质规定性研究转化为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上的具体范畴研究，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一般”与“资本一般”两个抽象范畴的具体形式研究，促使马克思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最终形成了《资本论》经济学的科学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卢卡奇强调了总体范畴在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马克思总体范畴中隐含着一种普遍的历史目的论，这就等于把马克思辩证法拉回到传统形而上学领域。然而，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总体范畴才是强力的历史目的论，精神不断追求自己的意志完全实现。马克思总体范畴则包含着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实体，对于这个实体对象的实证分析根本无法预设一个先验目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考察资本运动的逻辑结论。马克思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去预测下阶段的社会发展趋势，至多算一种较弱的历史目的论，他肯定没有从传统的泛目的论或庸俗目的论角度去论证资本主义的宿命。黑格尔的总体范畴排斥历史外在性或偶然性而获得的绝对唯一性，使它靠近了基督教的上帝（The one）。马克思批判了其凌驾于直观与表象之上的现代宗教性质，纯粹思维统合实在的结果，只能是黑格尔的一种幻觉而已。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在思想上将具体实在把握为总体的逻辑产物，是思维的头脑用来掌握世界的思想整体，是概念化具体实在并将这些范畴按照逻辑性进行叙述的辩证法体系，因而，新辩证法学派阿瑟主张用体系辩证法来标识马克思辩证法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在研究对象是总体（totality）的地方，体系性（system aticity）就是其本质。”

三、逻辑演绎与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

阿瑟理解的体系辩证法是指将资本主义有机总体的内在联系完整展现出来的逻辑方法，它不仅反对外在的无生命力的形式逻辑，更反对在《资本论》中将经济范畴按照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的历史辩证法。奥尔曼等学者则站在历史辩证法的立场批判新辩证法学派脱离现实进行先验构造的倾向。其实，体系性与历史性都能在黑格尔辩证法那里找到依据，新辩证法学派指责黑格尔混淆了体系性与历史性，因为黑格尔表述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相关内容。作为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是否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个原则？如果是的话，新辩证法学派坚持的体系优先性将不复存在；如果不是，马克思如何处理逻辑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语境中去探明。

在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之前，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设计自己的经济学结构时，他非常重视经济范畴的抽象和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亚当·斯密把各种个别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时，政治经济学才上升为科学。劳动作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抽象范畴，在最现代的社会关系中反而表现为最具体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把劳动范畴的抽象看成经济科学的起点，进而讨论与以往经济学的简化抽象方法完全不同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精神上具体再现现实的总体，本质上是思想范畴的整体，也就是新辩证法学派所强调的体系性结构。抽象范畴体系化以后才有独特的“逻辑性”把握现实的方法，接下来的问题是，逻辑演绎方法是否与社会历史进程相一致？马克思并没有用哲学原则进行笼统思考，而是结合当时自己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具体分析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的发展大致符合简单社会到高级社会的历史进程。虽不能一一对应，但两者的发展顺序大致相同。简单范畴在原始部落团体时出现，在比较不发展的简单社会里处于支配地位，在比较发展的高级社会中仍能作为“从属关系”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第二种情况是范畴的抽象进程并不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简单范畴只有到了复杂社会形式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例如罗马帝国的货币制度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成熟的社会形式中也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具体范畴，例如秘鲁和斯拉夫公社的协作和分工。“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没有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他只是在其中一种情况下部分认可了这个原则。

现实的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并不如黑格尔的思辨理性那样和谐而统一。这恰恰是《资本论》辩证法需要面向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既然逻辑性总有与历史性不一致的地方，在复杂多变的现实历史面前，如何正视经济范畴的逻辑性作用？马克思仍然采用了理性中心主义策略，即经济范畴在社会体系中的逻辑性次序优先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先后次序。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应该从范畴上把握这个既定社会的存在形式，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研究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阿多诺主张用本雅明的“星丛”概念来替代马克思的逻各斯中心，结果他并没有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反而搅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逻辑。否定辩证法的前提是肯定形式，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行的内在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要客观中立地分析这个内在逻辑性：“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因此，马克思最初设计的政治经济学着作结构确实与新辩证法学派的体系性解读基本符合。

但马克思随后的理论态度就不太符合新辩证法学派的主张。《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并没有一并发表为其写好的导言，原因是：“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说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意识到，过度注重体系的逻辑演绎又会陷入黑格尔式的循环论证怪圈。所以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序言里做出了许多具体分析的尝试，取消了过于抽象的第一篇内容并把第二篇内容分为三册。特别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过程中，他具体考察了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混淆的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使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发生重大变更，正式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资本论》体系结构。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加强了对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的实证分析，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资本运动自有一套超出我们思辨能力以外的客观逻辑。这种现实性之中的矛盾并不能通过经济范畴的主观演绎所能弥合，需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加强具体环节的实证分析，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性，而现实性正是显现在某一阶段上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性，这意味着，《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逐渐从体系性偏向了历史性。为何采用这种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有过详细说明：“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研究方法是现实的、历史的，而叙述方法仍是体系的、辩证的，马克思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二分法来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此时辩证法从体系性偏向历史性，不是说直接退回到描述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哲学叙事的历史辩证法，而是在体系化的资本主义总体之中实证分析作为历史阶段性现象的各个现实形式，实现的是体系性与历史性的结合。

《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绎和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二元方法的结合。从思想史来看，《资本论》辩证法也是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是西方理性主义两种不同传统的结合。但确切地说，马克思的逻辑演绎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概念思辨，而是探索代表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性关联。马克思的实证分析也并非李嘉图的实证分析，后者以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为基础。马克思的实证分析是《资本论》辩证法想要客观认识具体对象的方法，服务于体系性把握社会现实这一根本目的。其实，这种要求终止思辨的实证科学，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提出，终于在《资本论》中发展为真正的具体形式了。

实证分析法在《资本论》中表现为“简单上升到复杂”辩证进程的矛盾分析法。商品作为资本主义有机体的细胞形式，其内部就蕴含着使用价值与价值两种因素的矛盾，恩格斯称之为“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两种价值形式的简单矛盾源自生产该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本身无法解决。商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可以看成是价值裹挟着使用价值进行社会化进程的开始。宇野宏藏和关根友彦的研究就证明了使用价值具有顽固物质性，反抗价值的同化作用。蕴藏在商品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接着就会发展为商品的外部矛盾，即部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部分商品的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商品拥有者或买卖双方的矛盾。简单矛盾随着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催生了货币形式。货币要求市场交易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不仅没有消灭原有矛盾，而且产生了扩大化的、日益复杂的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即商品所有者与货币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也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等价交换的货币形式如何上升为能够增殖的资本形式？李嘉图经济学就始终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马克思实证分析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但在消费劳动力商品时资本家却获得了比劳动力价值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商品经济矛盾进一步发展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资本化，使得资本运动变成了剩余价值积累和扩大的循环运动。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各种特殊形式之间的矛盾，被剩余价值纯粹形式的一般化进程所贯穿，马克思由此得出了市场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广义剩余价值理论解决了李嘉图经济学的第二个内在矛盾。但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能永恒，资本积累意味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增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意味着复杂而广泛的制度矛盾难以调和。马克思对现实矛盾的实证分析环环相扣，让经济范畴自我发展的逻辑方法和考察现存事物暂时状态的历史方法完美结合，这是他对“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最好诠释。

《资本论》辩证法逐渐从体系性偏向历史性，并不意味着《资本论》方法论的重心在历史性。《资本论》篇章结构是按照经济范畴的重要性来排列的，《资本论》中的历史例证也是按照逻辑性来叙述的，《资本论》方法论仍以体系性的逻辑演绎为基础。例如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篇章中，马克思写道：“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所以，主要任务是分析形式转化中的内在逻辑。《资本论》中历史性的建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历史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外部界限和阶段特性而存在：“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其二，历史性是各种经济范畴的适用范围：“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其三，历史性是体系性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总之，历史性是《资本论》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边界和效力范围，相当于体系辩证法的思想背景。阿瑟坚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关于经济学研究既定范畴的观点，但他有意忽略了上下文中马克思说抽象规定性“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历史性的体系辩证法并不能获得最高的逻辑确定性，反而会成为空洞的先验结构。

《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收录了《资本论》第一册手稿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也是准备向第二册过渡的重要章节。但马克思并未将其纳入《资本论》第一卷正式版本，原因引发学界许多争议。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顾虑：商品既是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如果这样安排章节叙述，很容易回到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结构。至此，马克思权衡之后放弃了辩证法可以返回自身的循环形式追求。新辩证法学派提倡用黑格尔式的体系辩证法来解读《资本论》，阿尔布瑞顿就认为，资本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最后到资本自身成为商品的“逻辑闭环”，其实，这种严格结构性的解读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商品与资本互为前提和结果的辩证法，结构还是开放的。资本的逻辑发展进程，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性赋予了所有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各种特殊的历史的性质。”

《资本论》辩证法中的历史性维度，并不代表一种把经济范畴按历史作用顺序来排列的历史方法，也不代表庸俗理解的低级到高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辩证法学派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的批判，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人物巴克豪斯（H.-G.Backhaus）对恩格斯历史方法的质疑，恩格斯将《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章解释为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使得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难以理解。逻辑性被混同于辨析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结果是将研究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方法改造为历史方法。新辩证法学派同样指责黑格尔混同逻辑与历史，阿尔布瑞顿就认为：“黑格尔的视角严重简化了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理念的展开。”黑格尔的确有统一逻辑与历史的意图，但指责黑格尔混同两者，是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严重误解。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黑格尔的意思，并非所有事物（Dinge）的进展过程都是历史，只有被思维的本质形式意识到的历史才是内在形式的真实历史。因此，思维进展的严格逻辑性与意识到的历史必然性是统一的，虽然只是在精神领域完成统一。黑格尔曾在着作中严格且规范地区分每一个概念，指责其混同还是对他的学术态度和思维能力的误判。新辩证法学派对历史性的排斥，源自他们对逻辑优先性的担忧。防止历史性侵入既定体系的纯粹领域，本身就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体系性和历史性共同规定着《资本论》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和理论目的。将资本主义诸经济范畴把握为互相关联的体系性总体，要求《资本论》辩证法具备强大的逻辑整合能力；将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上的外在现象和内在矛盾完全呈现，要求《资本论》辩证法直面资本主义的客观性并能实证分析每一个具体化的历史现实。1868年5月，马克思曾写信给狄慈根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但马克思未能写出一部纯粹形式的《辩证法》专着，究其理论原因，辩证法本质是逻辑化的思维方法，唯有在精神领域才能实现其纯粹形式。而马克思《资本论》实证考察资本循环运动各个环节的客观性立场，与辩证法作为纯思形式的体系化要求是矛盾的。马克思辩证法演进到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再退回到纯粹形式（即使在物质领域）已无可能。《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和历史性之间存在形式矛盾并非理论瑕疵，它意味着《资本论》辩证法拥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未来性，这服务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政治目的。辩证法必将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从不断的运动形式即暂时性方面来理解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辩证法产生巨大的解构力量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基础”。《资本论》辩证法从形式上来说未必完善，但从研究对象的彻底性和批判力来说，《资本论》辩证法已经发展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最高形态。

《资本论》辩证法的批判力并非基于哲学思辨的历史性扬弃，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让资本运动按照内在逻辑自我发展的客观性呈现。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逻辑演绎方法和对具体现实的实证分析方法，本质上都是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列宁曾提出“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深刻论断，同一性是因为《资本论》经济学体系已经成为同一门科学。《资本论》辩证法既是主体认识对象的方法，但更是作为对象的资本进行主体化运动，即自我展开、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等一系列过程的内在逻辑。关根友彦在他的着作《资本辩证法》中提出了“纯粹资本主义理论”（pure theory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从不公开展示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虽然始终包含着‘逻辑的或纯粹的资本主义’，但它从来没有以理论上完美的形式实体化。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理论需要一种‘精神抽象’来达到历史上资本主义的逻辑核心，并在那里找到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指排除一切历史外在性和现实差异性的资本增值逻辑，阿尔布瑞顿评价为“这种理论揭示了资本在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的运作方法”，它大致上继承了马克思客观揭示资本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吸收到自身之中进行主体化运动的辩证法思想，但关根友彦的资本辩证法在形式上更纯粹，因为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排除了一切非资本逻辑和一切经验偶然性，对经济范畴的内在逻辑关联更加明显，足以舍弃马克思注重现实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在形式上趋向完善的资本辩证法，反而消解了辩证法对于现实的批判力度。另外，新辩证法学派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辩证法批判现实的理论目的。阿尔布瑞顿的“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将一切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同一性力量；阿瑟的“价值形式辩证法”，则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现实，价值抽象占据物质，对物质本身的属性漠不关心。广义来说，这些都是《资本论》辩证法的当代发展。但在客观呈现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寻找突破其抽象统治的可能性方面，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体系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都能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某个章节或片段中找到文本支持。辩证法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论，完整且严密的方法论当然应该包括逻辑的共时性维度和渊源上的历时性关系。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叙述结构来看，《资本论》辩证法当然是明晰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和展露资本运动各个环节中的现实矛盾的逻辑方法。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可能在《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消失得毫无痕迹。总之，这些都是《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解读和历史性解读的外在依据。但是，体系辩证法将历史性简化为时间先后顺序的历史学，历史辩证法将逻辑性视为脱离现实的先验构造，都是站在各自立场上的片面性所致。即便是将体系性与历史性抽象结合起来的企图，也因为这种结合并不触碰任何社会现实而丧失了其理论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从抽象一般的总体范畴转变为总体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叙述结构从体系化演绎逐渐转变为具体形式的实证分析，《资本论》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从体系化建构转变为逻辑演绎与实证分析二元方法并存，其内在动力就是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事实性的诚实研究态度和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永恒观念的唯物主义立场。辩证法作为追求真理的方法本身不应该被模式化，唯物主义的真理唯立足于现实才能拥有逻辑的可理解性。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论》辩证法的体系性与历史性之间寻找一个融洽的平衡点并不是一种妥协或无奈之举，而是在保留两者的矛盾张力中展开对现实的彻底批判，这种辩证法才是本来意义的彻底的辩证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德国观念论的逻辑演进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研究”（23＆ZD013）、2022年浙江大学重大课题（ZT22WT16）的阶段性成果，受2024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