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东：“信使”与“噪音”：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模式

作为一种发生在思想领域的传播现象，理论的传播有其模式可循。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和克莱默尔的“信使”模式看去，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模式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出身东方国家的本土研究者致力于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东方文论的本真面貌，另一方面是来自东方国家之外的异域研究者在语境“噪音”干预下对东方文论进行再语境化的阐释。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年以来收录的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论文为例，可以发现本土研究者的传播意图以“信使”式的理论传播为主轴，体现在概述性研究、专门性研究、创新性研究和比较性研究四个方面；异域研究者的传播意图则容纳或制造了“噪音”，其中既有先入为主的误读，也有从异域视角出发对东方文论价值的肯定与发展。

东方文艺理论是世界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源远流长的东方历史为东方文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不仅时至今日仍然焕发光彩，更将自身影响扩散到东方以外的广阔世界。在占据当下世界学术场中心的英语学界，东方文论被拆解为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地区性文艺理论，其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应当看到的是，今时今日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影响，还与其理论地位极不相符。这固然是因为长期以来，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相对滞后，同时也是因为东方本土学者对东方文论资源的开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实际上，即便在今天，对于研究者而言，要对东方各国纷繁多样、数量庞大的文艺理论加以整体把握仍然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东方各国之间语言壁垒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历史文化殊异，因此其文论成果也就难以一概而论。但尽管如此，从传播理论角度出发，我们仍可对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模式进行一种总体考察。亦即，立足于对“理论”的传播模式的探索，撷取传播理论中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源，从而揭示当今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传播的基本规律。

一、理论旅行与理论传播的“信使”模式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理论旅行”概念，是对理论传播现象所做的一种精妙概括。在萨义德看来，正是得益于理论的旅行和传播，新思想、新理论才能不断衍生，如其所言，“正像人们和批评学派一样，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尽管理论自身的含义往往在传播过程中因语境变动而产生复杂变化，但理论的传播过程本身仍然“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反复出现的模式”。［1］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萨义德对理论旅行或理论传播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即“源点”“横向距离”“接受条件”“理论在新环境中的变化”。

所谓“源点”，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也就是理论由谁创造、由谁提出，概而言之，即如何定位理论旅行的起点；“横向距离”指的是该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语境压力，亦即理论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转换，而在此语境转换过程中，理论必然面临新语境施加的解释压力；“接受条件”的含义和“横向距离”相似，它是“接受的必然部分”，也是理论旅行所面对的“抵抗条件”，其含义是指当理论进入了一个异质语境时，它可能面对不同程度的抵抗和阻力；最后，“理论在新环境中的变化”，指的是理论“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2］即理论在其旅行终点所发生的变异现象。

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与其东方学批判具有内在联系。萨义德的东方学批判，表明他对西方学界将东方世界归入一种“东方化”刻板印象的行径的抨击，而这种“东方化”刻板印象的形成，则源起于“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巨大的语境差异。在萨义德看来，西方学者因缺少对东方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入体认，因而时常误读东方，甚至凭空制造出“想象的东方”。东方由此成为西方中心主义霸权的附庸。如萨义德所言，“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3］

尽管在探讨理论旅行的文章中，萨义德所举的例子，仍限于西方世界内部的理论流转，但如若将其观点推而广之，不难发现，东方学者的理论观点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同样适用于理论旅行概念。而萨义德理论旅行概念最为强调的一点，正是理论旅行途中所面临的语境压力，也就是“接受条件”和“理论在新环境中的变化”，这也恰恰是东方文论在向英语世界传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所以，在解析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时，我们应当考虑到理论的传播必然依托于特定的语境，而当理论试图跨越语境进入外部世界时，其所面临的语境压力最终会造成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异。诚然，这种变异本身，也不失为对理论自身的发展，“理论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传播、发展一定经历了一个被‘误读’或‘改写’的过程。在这里，‘误读’和‘改写’并非对理论接受行为的否定。在萨义德看来，对理论的误读、改写中蕴含着新知”。［4］

在理论旅行过程中，作为理论传播者的东方文论研究者，同样是决定东方文论以何种面貌呈现于英语学界的关键一环。东方文论研究者对东方文论的理解和阐释，是促成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传播的前提条件。而由于东方文论研究者所立足的文化背景各异，他们对东方文论的理解和阐释也自然存在差别，这尤其体现在来自东方世界的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和东方世界之外的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之间。他们固然都是向英语世界传播东方文论的“信使”，但相较于作为局中人的本土研究者，作为局外人的异域研究者对东方文论的解读却常常会受到某种语境“噪音”干扰。

“信使”是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在剖析传播型社会相较于传统生产型社会之本质特征时提出的概念。在他那里，“信使”包括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转译者、指挥者、生产者和交易者”，［5］它“穿梭于自由时空，搭建、调解或改变不同的人、物、事件间的关系，……开辟新的确定或发现的途径，源源不断地提供创新的可能性”。［6］在东方文论的理论旅行过程中，东方文论研究者便是使理论旅行得以实现的“信使”，他们是传播的中枢，是介于理论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第三方。正如所有传播活动一般，理论旅行同样需要第三方作为中介，在理论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架起桥梁。萨义德在论述理论旅行概念时所举的案例，即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思想经由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转译才为西方世界所见，便可用来说明“信使”传播。在这里，戈德曼即是东欧与西欧、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思想界之间的“信使”，他携带着卢卡奇的思想，并对其进行适应西方世界语境的阐释和改造，最终使卢卡奇的思想得以在西方思想界登堂入室。

与塞尔观点相近，在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构造的“信使”传播模式中，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两极差异被视为“信使”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两极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需要媒介（用隐喻的方式说，就是不需要信使）来连接。没有差异，那么本来就是在连接、平等和统一中了”。［7］而戈德曼对卢卡奇思想的转译和传播，正是发生在两大地缘政治阵营的对立背景下。由于两极差异的客观存在，理论的“信使”传播才能成为现实。

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敏锐地察觉到，戈德曼对卢卡奇的“改写”（adaptation），也使卢卡奇的思想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反叛”底色，如其所言：“戈德曼对卢卡奇的改写使理论摆脱了它的反叛作用。……戈德曼对卢卡奇的解读，无疑窒息了后者有关意识的那几乎是天启式版本的声音。”［8］这种理论旅行过程中发生的理论“变异”，正是传播过程外部的“噪音”干扰所致，这一现象在“信使”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塞尔以“寄食者”的隐喻形象形容信息传播中的“噪音”，在他看来，“噪音总是扮演中断、干扰的角色。噪音寄生在声音之旁，与讯息并存，干扰信息的传递并导致信息失真”。［9］信息的传播总是伴随“噪音”，正是“噪音”的存在印证了传播过程两极之间存在差异，使得传播成为可能。如果说“信使”传播意指一种理想的信息传播状态，即无干扰的、纯粹的传播，那么“噪音”的介入则更符合跨越两极差异开展信息传播活动的常态，在此，信息逐步失去其本真性，但同时也被赋予新的解释维度。

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即便是“天使般的直接交流”，“其核心其实横亘着沟壑”。［10］完美无缺的传播在现实世界难以成真，理论研究者之间也难以真正做到无“噪音”的交流。在东方文论向英语学界传播的背景下，无论是来自东方国度的本土研究者，还是东方世界之外的异域研究者，都无法做到对东方文论提出者之理念的完整还原，“噪音”必然伴随着研究者的解读而出现。但本土研究者和异域研究者在认识和理解东方文论的意图上仍有差别：本土研究者来自东方文化圈，因而在理论传播过程中更明显地带有担当“信使”的意图，使本土的经典思想能为东方世界之外的学者和公众所见。在此过程中，“噪音”虽不可避免，但它并非研究者意图的主轴，“信使是建立在传播双方存在差异基础之上的，其存在就是为了消灭这种差异”。［11］异域研究者则并不排斥理论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乃至主动制造“噪音”，对东方文论进行带有“偏见”的解读。异域研究者所接纳的“噪音”，有时可以成为孕育新理论和新思想的温床，有时却也造成对东方文论的严重曲解。

“信使”传播模式为我们理解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正如萨义德强调理论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横向距离”，即“形形色色的语境压力”［12］在理论旅行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信使”模式同样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噪音”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因两极之间的差异而生。在此基础上，克服“噪音”和转化“噪音”，成为来自本土和异域的东方文论研究者基于各自所处语境而做出的不同选择。

综上，通过综合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与克莱默尔的“信使”传播模式，我们可得出一个比较简化的理论传播过程的解释框架，它包含“源点”“接受条件”“传播效果”三个维度。其中，“源点”是指理论在初始阶段的生成情况，包括理论的开创者和理论的生成语境；“接受条件”指东方文论在旅行途中可以借助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东方文论对外传播的“媒介域”，即“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13］“信使”和“噪音”也正是由此开始介入理论的传播过程；“传播效果”指的是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主要接受者和接受情况，以及东方文论在被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它具体表现为由本土、异域研究者之语境差异所引发的理论阐释的不同走向。一般情况下，理论传播的这三个维度前后相继，即理论从“源点”起步，经由“接受条件”的中介，形成独特乃至变异的“传播效果”。而“信使”以及伴随“信使”传播形成的“噪音”则主要介于后两个维度之间（如图1）。

图1  基于理论旅行与“信使”模式的理论传播模式

据此，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模式可从本土研究者和异域研究者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然而，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成果何其卷帙浩繁，且文学研究者对相关话题的研究业已相当深入和细化，本文的独特性又体现在何处？概言之，相较于前人研究，本文的论述重点放在对英语学界东方文论“传播模式”的考察上，所使用的材料也更多为验证这一“传播模式”服务。为此，本文不拟对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传播的宏观图景进行详细描绘，而是着力于从理论旅行的“传播模式”切入，勾勒出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传播的两种基本面向。据此，为使论证材料尽可能聚拢，以验证这一“传播模式”的合理性，本文仅从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检索2000年以来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而未将其他时间更早、影响力更大的研究文献纳入材料范围。这种对材料范围的人为限制，固然会导致我们对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传播情况的了解相对片面，但却有助于概括英语学界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与异域研究者近年来在推动东方文论传播方面所做的差异性工作。

二、来自东方的“信使”：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在英语学界

无论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来看，还是从全球学术界的发展动态来看，英语都是当前世界学术研究的主流语言，并且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占据着霸权地位。本文意义上的“英语学界”，主要指的是在英文期刊（也包括面向英语学界以英文出版的东方本土期刊）上发表东方文论研究成果的研究者群体。在这里，“英语学界”的研究者，其身份并不受国别限制，其母语也并不一定为英语。一些用英语写作、但并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东方文论研究者，出身于东方国家本土，我们便称之为本土研究者，这些研究者在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领域相对更为活跃；其他以英语母语写作的英语国家研究者，来自东方国家外部，我们便称之为异域研究者，在近些年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领域，异域研究者虽然仍占据重要位置，但在成果发表的数量上较之本土研究者已有所减弱。

笔者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成果，设置主题词为“Oriental literary theory”或“Chinese literary theory”或“Indian literary theory”或“Japanese literary theory”或“Arabic literary theory”或“Persian literary theory”或“Korean literary theory”，语言设置为英语，研究领域设置为“文学”“艺术与人文：其他主题”，出版年设置为2000—2024年，文献类型设置为论文，检索出327篇研究文献，作者来源地（前10位）如图2所示。

尽管WOS数据库中的作者来源地并不等同于作者国籍，但从图中数据仍可大致窥见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者的地域来源情况。概言之，2000年以来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成果大多出自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之手，其中尤以出身于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发表数量最巨，占比约35%，印度学者占比约6.42%，韩国学者占比约3.98%。异域研究者中，则以英美学者发表成果数量最多，其中，美国学者占比约23.24%，英国学者占比约7.34%，澳大利亚学者占比约1.84%。这也决定了下文所使用的材料将更加集中于中国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情况。

图2  英语学界东方文论研究者的来源地及论文发表数量

如前所述，绝大部分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作为东方文论世界传播的中介，其传播意图以“信使”式传播为主轴，即尽可能向东方世界之外的学者和公众还原东方文论的本来面貌，或东方国度本土学者眼中东方文论的应然指向。“传递概念预设了异质世界之间差异的存在，信使的功能是在这些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同时保持它们之间的距离”。［14］笔者通过检索筛选在英语学界发表、由本土研究者撰写的东方文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对其传播意图进行分析，印证了这一假设，即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相较于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而言，在东方文论世界传播的进程中更多地扮演着“信使”角色，强调“传收双方要共同合作消除噪音以达到传播的最佳状态”。［15］在以“信使”为主轴的传播意图指引下，这些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致力于“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用克莱默尔的话说，“作为雇主的代表，信使身体是雇主身体的延伸，因此，信使将雇主的缺席变成了一种存在，这表明所有的传递都是一种展示形式”。这些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的“雇主”，正是他们所考察的理论本身。本土研究者以英文撰写、发表在英语学术刊物上的研究成果，就是他们向外部世界展示东方文论的手段之一。而在此过程中，期望承担“信使”职责的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必然要将自身的“噪音”降低，甚至于“消失在他的信息内容背后。……力求不留下任何传递的痕迹”。［16］基于此，这些本土研究者的东方文论研究成果虽然类型不一，但相对来看，其传播意图仍然较为统一。下文将从概述性研究、专门性研究、创新性研究、比较性研究等四个方面对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的成果进行阐发。

（一）概述性研究

所谓概述性研究，即对一国文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总体概况进行描述的带有介绍性质的研究成果。在此类研究中，试图扮演“信使”角色的本土研究者通常会对东方某国文论进行梳理和引介，力求让西方读者能尽可能直观地理解对他们而言还颇为陌生的东方文论思想。如陈晓明、生安峰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梳理。他们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但仍产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通过考察20世纪颇有影响的众多中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开创性作品，他们力图让西方世界了解现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情况，从而进一步丰富世界文论的多样性。［17］

王一川也对中国现代文论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中国现代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变革相契合，是在现代中国文化价值观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包括“文化干预、社会行动、审美体验和文学鉴赏”在内的多种功能。［18］

Benjamin Karam对印度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在他看来，“诗歌不仅是文学和艺术作品，更是更宏大的叙事的媒介”。通过对印度诗歌选本的考证，他将印度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与1950年以来的印度社会历史语境相联系，从而梳理出一条贯穿印度诗歌发展史的独特线索。［19］

（二）专门性研究

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的东方文论研究，另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是对东方古代文论某一特定理论概念的专门性研究。专门性研究相较于概述性研究，在论证上通常更具深度，研究问题也更加细化。本土研究者试图通过此类研究拓宽英语世界读者和研究者了解东方文论的视野。

在对中国文论的专门性研究方面，顾明栋对“文气”说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提道，“文气”说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基本观念，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美学理论之一。据此，他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现代哲学、美学、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观点，考察“文气”说的基本原理，并试图将其移置为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一种美学理论。［20］

在对阿拉伯文论的专门性研究方面，Hany Rashwan指出欧美学者对古埃及阿拉伯文学传统的了解具有片面性，这是殖民主义思维惯性导致的结果，他由此提出一种“基于阿拉伯诗学（balaghah）方法论的、更切近古埃及文学手法的文本阅读的可能性”，以最终实现阿拉伯文论研究者在思想上的“去殖民化”。［21］

在对日本文论的专门性研究方面，乙部延刚介绍了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与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之间围绕“物质性的政治含义”展开的争论，并指出小林秀雄所谓的“物之道”能够与西方新唯物主义思想产生共鸣，他的观点也可以为非西方国家克服现代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提供一种积极的启示。［22］

（三）创新性研究

所谓创新性研究，主要关注东方文论在当代学术环境下的创新性问题。在此类研究中，尽管本土研究者充当着向英语世界传播东方文论的“信使”，但也不免将“噪音”融入对东方文论的解读之中。这些“噪音”不是产生于东西方之间的语境差异，而更多出自本土研究者结合当代语境对东方文论的重新认识。

如曹顺庆将其变异学理论发展为一种可用于考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传播情况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为相关研究者理解中国文学和文论在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面临的“失语”现象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为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活力，由此，变异学就“为研究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培育出一种新方法，……如果我们理解变异是跨异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一个不可避免且有益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可放心地以渐进的步骤推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23］

周宪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将中国文论创新问题提上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议程，为此，有必要思考如何塑造中国文论的特定风格，并扩大其全球影响，以应对当代挑战。在应对挑战时，三个战略值得注意：第一，“专业化的业余性”可以抵消文学理论日益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制约；其次，批判理性需要在研究人员和制度形式中培养；最后是重构“大叙事”，通过改造和推进中国传统思想，为普世价值的建构做出贡献。［24］

朱立元也积极呼吁中国文论转型，他认为，推动中国文论转型，发扬中国文论精髓，在今时今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要求中国文论研究者立足当下，有意识地研究古典文学理论，用现代眼光“整理、发现、选择、阐释、激活和吸纳其中仍有生命力、契合当代精神价值的优秀成分”，从而创造性地推动中国文论转型。［25］

曾军则注意到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抵抗实践。他指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的“西方想象”是在西方新殖民主义压倒性影响下的文化抵抗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文论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但又进一步将西方与中国的“师生关系”进行了彻底的逆转。［26］

（四）比较性研究

在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也不乏从本土研究者视角出发，对东方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的成果。如顾明栋分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他指出，“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中国理论话语被西方化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中国文论在保持开放的同时，理应注意维持自身的独特价值。换言之，在当代世界，中西方思想固然需要进行双向交流，展开真正有意义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要因此抹煞。［27］

曹顺庆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意境”等范畴为中心。基于此，他提出了在中西方文学理论之间展开批判性对话的可能。他认为，对话的形式和方法主要有“不同话语和共同话题”“不同途径和共同趋势”“不同话语和共同语境”“话语解释中的对话”“不同方法和共同结论”“不同规则和习惯”。采用这些对话方法，中西文论可以达到“多范畴、多话语并存”的状态。［28］而变异学理论则依据杂糅和变异研究方法，不仅关注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更提倡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混杂性。［29］

Behnam Fomeshi对美国自由诗之父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波斯新诗之父尼玛·尤什吉（Nima Yushij）的诗作进行比较，提出两者都致力于将民主诉求融入诗歌话语之中，他们的诗歌创作与社会政治形势之间具有紧密联系。通过对东西方两位重要诗人之创作异同点的比较，Fomeshi认为，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东方、西方国家各自的“历史特殊性”“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作家个性”差异所致。［30］

从以上列举的研究成果可见，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在英语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以传播东方文论为己任，在向他国学者引介东方文论时，重在梳理和阐释，并以东方文论为基点反驳西方世界对东方文论的误读。这体现出这些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所发挥的“信使”作用，他们致力于尽可能地减少外部“噪音”的干扰，还原理论自身的本真性，从而打破“东方主义”偏见对东方文论世界传播的桎梏，让东方文论的独特价值真正为英语世界读者所认可和重视。

三、东方之外的“噪音”：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在英语学界

如前所述，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提出，理论在进入异质语境时，其含义将会发生某种变化。而在此过程中，理论有可能被人为地贬低或降格，也可能在新语境下焕发生机与活力。东方文论在旅行到英语世界的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这种双重处境。其“变异”尤其体现在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对东方文论的解读中。也正是在这里，“信使”传播面临着作为“传播的一部分”的“噪音”的严重干扰。由于异域研究者身处于东方文化圈之外，对东方文化自然无法如本土研究者一般产生切实的体认。因此，异域研究者在解读东方文论时，通常习惯于从自身所处语境出发先入为主地形成对东方文论的某种刻板印象，这最终使传播中的“噪音”在理论旅行中占据上风。换言之，异域研究者在解读东方文论时，难免会在不经意间被某种“噪音”干扰，进而形成对东方文论的某种“偏见”。而“噪音”既可能“打断旅行的过程”，也可能“产生一个新系统，一个比简单的约束更复杂的秩序”。［31］基于此，异域研究者的“偏见”，也就既可能促使其以东方文论为镜鉴，在异域语境下产出一种新知识和新观点，也可能使其陷入对东方文论根本性的误读，从而导致东方文论的内涵在新语境下发生扭曲。

在这里，英语学界异域研究者的东方文论研究，虽不能完全等同于萨义德所批判的那种东方学研究，但由于异域研究者受制于自身无法摆脱的语境压力，以及英语世界学术环境、政治氛围的客观约束，其东方文论研究在多数情况下也就难以承担“信使”传播的使命，而异域研究者所接纳的“噪音”，一方面可能演变为对东方文论或文学文化的否定，另一方面却也可能从异域视角反哺东方文论，促进东方文论的当代发展。

在第一个方面，“噪音”干扰往往受某种刻板印象或意识形态偏见支配。如Lucas Klein（柯夏智）发现，在美国互联网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备受争议。他的作品虽然称得上是“来自一个当代文化产品经常被忽视的国家的重要文学声音”，但莫言本人的政治倾向却屡屡引起国外读者质疑。其中一种论调认为，莫言的小说实际上是在“重写历史”，用“病态的语言”书写了一部“愚蠢的闹剧”。［32］尽管Klein认为这种“政治阅读”扭曲了莫言作品的精神，但这种论调的存在本身即可证明，即便在崇尚多元化的今天，英语世界读者在接触中国作家文学作品时，仍可能先入为主地持有某种以西方为“标杆”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无法对作品本身进行公正客观的理性分析，甚至将文学作品与国家政治环境相联系，由此衍生出——或者说再次确认了——他对东方世界的刻板印象和失实判断。

客观来讲，除了以上这种明显充斥着政治“噪音”的极端论调外，大部分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对东方文论的解读，还是能够避免被夹杂在异质语境中的各种“噪音”所支配的。相较于本土研究者的东方文论研究，异域研究者的东方文论研究虽然会受更多“噪音”干扰，但其传播意图并未完全被“噪音”覆盖，相反，其研究成果大多意在肯定东方文论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所携带的“噪音”，既有助于拓展东方文论的阐释空间，也可让英语世界读者更易于接受和了解东方文论，进而对东方文论和东方文学文化产生兴趣。

如Keith Lloyd肯定了印度正理论在哲学思考和辩论中的价值，并尝试在当代公共性对话实践中应用印度正理论的思想资源，他进而提出，印度正理论可以“为西方对抗性修辞提供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印度修辞实践和理论打破了修辞学起源于希腊的假设，突出了比较修辞学的必要性”。［33］

Annette Thorsen Vilslev重点讨论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借此提出研究者需要在世界文学的讨论中纳入更多的“非西方”视角。他认为，从世界性背景出发理解夏目漱石的理论和创作，有助于解释他的小说作品如何批判性地将西方文学的影响吸收到文本当中。［34］

Rebecca Gould提出，《修辞学释义》（Tarjumān al-Balāgha）一书对波斯文论及其修辞艺术处理方式具有重要价值。但尽管如此，当前研究者还未能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对该书进行阅读和分析。而在Gould看来，该书实际上指明了一条颠覆阿拉伯美学中隐喻和比较之间关系的道路，它将波斯文学对全球文学的贡献具体化。［35］

从以上东方文论异域研究者在英语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这些异域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本土研究者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仍对东方文论具有深刻洞见。而当这些异域研究者从自身语境出发对东方文论进行解读时，必然无法脱离“噪音”的干扰。在这里，一部分“噪音”可能会加剧东西方之间的两极差异乃至意识形态对立，另一部分“噪音”则有助于使东方文论适应异域语境，使其更易于为东方世界之外的学者和公众接受，最终也可进一步促进东西方之间在文学文化领域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因此，在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中，“噪音”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辩证看待，它一方面可能导致英语世界读者对东方文学文论先入为主的抨击和误读，但另一方面，它更能够促成两极之间的沟通互动，进而从异域视角出发拓展东方文论的生命力。

结语

本文综合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与克莱默尔的“信使”传播模式，将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模式划分为“源点”“接受条件”“传播效果”三个维度。“信使”传播及其“噪音”则是由“接受条件”的两极差异所致，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效果”。而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自身所处语境的差异，影响着他们的传播意图以及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呈现的面貌。由此，我们以研究者出身的不同国别为依据，尝试将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者划分为本土研究者和异域研究者两类，并对他们2000年以来发表在英语学界的东方文论研究成果分别进行考察。

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2024年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和分析，本文认为，东方文论本土研究者在推动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过程中，大多更倾向于扮演“信使”角色，而异域研究者则难免受“噪音”干扰，甚至人为制造“噪音”。本土研究者因其长期身处东方文化圈内，在东方文化体系内部接受教育和训练，因而在向外部推介东方文论时比较注重还原其本真面貌；异域研究者由于缺乏这种本土意识和经验，因而在阐释东方文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而异域研究者的“偏见”，既可能表现为因“东方化”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对东方文学文论的误读，同时更可能表现为异域研究者对东方文论的适应性改造，并以此促进东方文论在英语世界语境下的创新发展和价值重塑。

在此基础上，对于东方文论在英语学界的传播而言，本土研究者和异域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缺一不可。本土研究者应充分发挥与理论源头贴近的优势，在研究中贯彻“信使”式的传播意图，同时包容“噪音”的存在以求创新；异域研究者在不可避免地与“噪音”纠缠的过程中，也理应有意识地辨别“噪音”的指向，以免被刻板印象或意识形态偏见所累。因此，东方文论研究若要发展成为一个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且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就需要本土研究者与异域研究者共同参与其中，发挥各自所长，从而为东方文论的当代发展和对外传播不断注入活力。

注释

［1］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00-401页。

［2］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401页。

［3］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

［4］郭旭东、蒋晓丽：《旅行·变异·反哺：论“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反馈机制》，《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51页。

［5］吴璟薇、阎庆宜：《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新闻界》2023年第6期。

［6］史晨、蔡仲：《拉图尔非现代哲学溯源——基于拉图尔与塞尔的对话》，《哲学分析》2022年第2期。

［7］曾国华、毛万熙：《克莱默尔论媒介：从病毒、感知到人工智能》，《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5期。

［8］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414-415页。

［9］吴璟薇、阎庆宜：《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新闻界》2023年第6期。

［10］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11］徐生权：《媒介会甘于做一个信使么？——论媒介的“纠缠”与“衍射”》，《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

［12］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401页。

［13］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1页。

［14］Sybille Krämer，Medium，Messenger，Transmission：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5，p.13.

［15］吴璟薇、阎庆宜：《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新闻界》2023年第6期。

［16］Krämer，Medium，Messenger，Transmission，pp.14，67.

［17］Chen Xiaoming and Sheng Anfeng，“A Survey of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5，no.6 （2013），pp.1-9.

［18］Wang Yichuan，“Modern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4 （2010），pp.19-31.

［19］Benjamin Karam，“Towards a Problematic Canon：Indian Poetry Antholog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sm，” Rupkatha Journal 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umanities，vol.15，no.3 （2023），pp.1-14.

［20］Gu Ming Dong，“Theory of Literary Pneuma （Wenqi）：Philosophical Reconception of a Chinese Aesthetic，” Dao，vol.19，no.3 （2020），pp.443-460.

［21］Hany Rashwan，“Arabic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Interven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vol.26，no.5（2024），pp.661-698.

［22］Nobutaka Otobe，“‘The Way to Things’：Contentions over Materiality and Politics in the Non-west between Kobayashi Hideo and Maruyama Masa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2 （2023），pp.305-322.

［23］Cao Shunqing，“Variation Theory and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7，no.1 （2015），pp.1-9.

［24］Zhou Xian，“On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36，no.3 （2015），pp.139-150.

［25］Zhu Liyuan，“Rethink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36，no.3 （2015），pp.162-174.

［26］Zeng Jun，“Resistance to Neocolon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20，no.7 （2018），p.1-15.

［27］Gu Ming Dong，“Literary Openness：A Bridge across the Divid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ought，”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55，no.2 （2003），pp.112-129.

［28］Cao Shunqing，“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3，no.1 （2008），pp.1-15.

［29］Cao Shunqing，“Variation Theory：A Breakthrough in Research of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East & West，vol.13，no.1 （2010），pp.1-8.

［30］Behnam Fomeshi，“Democratic Poetic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S and Iran，” Kritika Kultura，no.38 （2022），pp.100-119.

［31］Michel Serres，The Parasite，trans. Lawrence R. Scheh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pp.12，16，14.

［32］Lucas Klein，“A Dissonance of Discourses：Literary Theory，Ideology，and Translation in Mo Yan and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53，no.1 （2016），pp.170-197.

［33］Keith Lloyd，“Learning from India’s Nyya Rhetoric：Debating Analogically through Vda’s Fruitful Dialogue，”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vol.43，no.3 （2013），pp.285-299.

［34］Annette Thorsen Vilslev，“Questioning Western Universality：Sōseki’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His Novel Kusamakura，” Japan Forum，vol.29，no.2 （2017），pp.257-278.

［35］Rebecca Gould，“The Persian Translation of Arabic Aesthetics：Rādūyānī’s Rhetorical Renaissance，” Rhetorica：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hetoric，vol.34，no.4 （2016），pp.339-371.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