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版），是庄春波先生生前学术研究最后一项重大项目，也是他学术生命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的一部力作，全书40余万字，第一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对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汉武帝进行全面系统的评述，就传主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以及影响作出可信的诠释，从而大大深化了汉武帝与整个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并为探索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思想研究的途径、方法提供了具有规范意义的启迪。具体而言，本书的成功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从思想史的视野对汉武帝的一生活动、思想动机、历史功过予以了全面的总结，使汉武帝以思想家的身份栩栩如生矗立在历史的长河。《汉武帝评传》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认识汉武帝的历史活动，探讨隐蔽在这些活动背后的思想动机，它直截了当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但汉武帝本人并无着作存世，他的杰出思想是通过他的丰富实践活动曲折反映的。即，是隐蔽的而非显豁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此，从事汉武帝思想的探讨，不能像研究一般的思想家那样，主要通过对存世的着作文献的诠释去了解和评论，而必须用独到深刻的眼光，透过其历史活动的表象去体认，去把握。提玄钩要，察隐烛微。《评传》的成功，正在于作者深入到作为政治家刘彻的“内隐”思想层次，揭示出其思想代表之所在时代基本精神的本质属性，重点就行为与动机统一的关系着手，层层剥笋似的说明刘彻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与具体政治实践活动及其效果的对应和互动，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便是“从‘知’与‘行’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之中寻绎打开传主心灵之门的钥匙”，从而发现、发掘出传主丰富的内心世界并揭示出他的思想体系。这样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像刘彻这样特殊类型思想家的研究屏障，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通途。
第二，系统全面，深刻透彻，不囿成说，新义迭呈，关注前人在汉武帝研究上的诸多盲点，填补汉代思想史探索上的不少空白。这是全书的系统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不是单纯表现为内容的完备，体系的整合（这一点一般的汉武帝评传大多都能做到），而是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立论的时代感。例如，不论是讨论匈奴和战、西域开发等国防战略，还是探究封禅大典、明堂礼制等文化规划，都能在宏大的背景下进行叙事、穷本溯源，清晰梳理其自先秦至西汉的渊源沿革，故做到不但展示了“是什么”？而且回答了“为什么”。二是全书的突出重点意识与致力于填补空白的价值取向。汉武帝自己曾表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这说明“变更制度”与“出师征伐”是汉武帝一生活动的两个基本点，也是其思想的主要内涵之所在。而《评传》以大部分篇幅叙述刘彻这两方面的功业，并集中探讨蕴藏在其背后的思想动机、文化本质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是提纲挈领、以一统万的正确途径。而作者关于中山李氏事略的考述，关于汉武帝用兵西域、后期征伐匈奴的着墨，则具有突出地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三是匠心独运，别出机杼，多有新见。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考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思想文化政策的中心命题，是由“子学时代”转变为“经学时代”的具体标志，也是整个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似乎已有定论。然而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通过深入的研究，论证汉武帝尊崇儒术固然属实，但同时亦不废百家之学。应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如此，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用之”的思想统治方略才有渊源可寻。
第三，实事求是，平和公允，尊重事实，适度得宜，对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予以客观公正的分析，对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予以合乎情理的评价。汉武帝一生最让人诟病的是其晚年远征西域（攻伐大宛诸役）以及在所谓“五大战役”之后对匈奴继续用兵。人们常将武帝这些战争活动看作穷兵黩武，造成海内虚耗，矛盾激化、盗贼蜂起，“有亡秦之迹”。当代学者中也不乏类似的观点。《评传》没有苟同这类成说，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汉武帝晚年拓边战争的起因，指出战争的发生不仅有武帝的主观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当时情势的制约；匈奴“百约百叛”，和亲失败；西域诸国首鼠两端，依违两强，汉廷与西方的交通时被遮断；汉代马政建设与国防部署均需要优良马种，以建设和巩固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部队等等，总之是形格势禁，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汉武帝的过错仅在于具体战术性问题上举措不当，如用人不慎，连续出击未能很好休整，等等。这是与战略上的根本失误无法相提并论的。更何况其后期的战争也有一定的成功之处，如马政的改善，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融合，中原文化圈的扩大，等等。未可一概否定。应该说作者这样看待武帝晚期的战争后果，显然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相信也是经得起检验的。
春波先生是性情中人，这一特点在《评传》的写作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思想观点非常鲜明，学术个性十分高扬，才气、史识卓荦不群，遣字、用句淋漓酣畅，这是全书突出的优点，也是全书生机盎然的显着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张扬的性格色彩，也势必给书稿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放肆之张力饱满而收敛之功有所不足；个别章节稍嫌枝芜散漫，个别处不乏重复累赘；有些资料反复征引多达四五遍；个别论证尚嫌单薄乃至武断（如推论董仲舒对策在特大洪灾之后；斥责司马光为毁灭北宋的罪魁祸首）等等。但白璧之瑕，实无损于《评传》全书的日月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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