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虹：跨越藩篱：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

法学（尤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作为探究国家型构与治理的两大基础性学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内在关联。从学科发展脉络来看，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从分化、交叉到重新寻求融合的复杂演进过程。基于对学科史的梳理，我着重探讨三个核心问题：其一，法学（尤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分化进程是如何展开的？其二，在分化过程中两个学科又维系了怎样的交集？其三，人工智能时代为两个学科的未来发展开启了怎样的路径？

尽管这样的考察难免简要，但透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两个学科的发展历程，为推动跨学科对话与合作提供新的思路。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复杂挑战与机遇之际，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恰逢其时，未来可期。

基于方法的分化：共同渊源与分途演进

林来梵教授和李忠夏教授都谈到了政治学与法学在古希腊时期的渊源，这种渊源很大程度上源自学科间尚未分化，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人类生活规则体系的探索，被视为政治学或一般国家学的共同任务。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政治实践，两个学科开始分化，如李忠夏教授所描述的，德国国家法学（宪法学）从国家学（政治学）中分化出来，为了正确认识和维护宪法规范，在方法论上开始主动与政治学保持距离。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种分化在学科建设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确认。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政治学在大学中获得独立建制地位，随着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的成立和1906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的创刊，政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进一步确立。

制度性的分离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研究方法的分化进一步推动了学科间的分离。政治学开始更多地关注权力运作、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等政治现象。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行为主义革命，使政治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政治学与法学/宪法学同样采用规范性的思辨方法，关注政治现象背后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行为主义革命后，政治学转向实证研究范式，强调经验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运用，这在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行为主义革命提倡价值中立理念，强调在政治学研究中应保持客观，不受价值判断乃至主观偏见的影响，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普遍性。

此后，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方法创新，开始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调查和实验设计等方法探索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规律。通过关注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主义革命推动了政治学从传统的制度研究向微观行为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转变，强调经验观察和因果解释，追求揭示政治生活中的规律性。

“行为主义方法在表面平静的五十年代似乎效果很好，但在动荡的六十年代却严重受限。”[1]单纯追求科学客观的行为主义方法受到挑战，主张将规范性价值和实证性方法结合起来的后行为主义应运而生。在后行为主义的推动下，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既关注社会正义、平等、权力关系等规范性议题，又将宏观的制度分析与微观的行为分析相结合，力求通过综合性的方法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的整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政治学进入了二次政治科学革命，因果关系与因果机制成为研究方法推进的焦点。一定程度上，因果革命是为了解决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定量数据集和统计方法在内生性、自我选择和遗漏变量偏差方面的问题。同时，一系列方法和技术的进步，包括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诱导价值理论等使研究人员能够通过实验创建环境或将实验插入自然环境，从而更好地在观察数据中记录的相互矛盾的结果之间寻找事实、检验理论，也促进了“实验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2]

时至今日，政治哲学以外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在方法论上与更偏规范和演绎的法学/宪法学渐行渐远。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两个学科在认识论层面的深层差异。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社会建构性，政治现象往往是由社会主体的信念和自我理解构成，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变迁取决于社会主体对某些特定信念和理论的认同。而法学的研究对象则更强调规范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其变化过程更为正式和刚性。此外，在知识产生逻辑上，两个学科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政治科学倾向于通过归纳和概括来发现规律，其研究结果带着自然科学范式的或然性和概率性的特征。而法学则更加强调演绎推理和规范解释，通过对法律文本的系统解释来确定具体案件的裁判标准。这种方法论的分化使得两个学科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传统。

基于现象的交集：治理实践中的法政治学

尽管行为主义革命以来，法学与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难以分割的交集。人类社会秩序的维系、有效（或正义）的政治共同体构建、制度设计与个体行为等议题，始终是政治学和法学共同关注的核心领域。这种内在联系直接推动了行为主义革命后政治科学家以政治科学研究方法重返对法院和司法过程的研究，形成了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并立的法政治学分支。时至今日，法政治学分会已成为美国政治学会规模最大的分支，其研究范畴不断扩展，涵盖包括中国法治建设实践在内的比较经验，并逐渐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模型和丰富的实证发现。

法院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形成、国家建设乃至当代政治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功能，其运作深深嵌入政治系统之中。法政治学着眼于法官决策模式以及法院的治理功能，渐次发展出“法律模型”“态度模型”和“策略模型”三个主流范式，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法院的时代属性和政治功能。

法律模型源自法律形式主义，但经历了政治学家基于概率的形式改造。西格尔等学者从法律文义不确定、立法原意模糊、先例之间存在冲突等角度，指出形式主义的裁判模型不足以解释和理解法官裁判行为。基于此，20世纪以来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推动了态度模型的发展。西格尔等人强调司法决策中的法官偏好，认为法官的态度取向显着影响着案件判决结果。态度模型得到了一系列实证证据的支持。既有研究发现，法官的性别、种族、年龄等个人特征会对司法裁判产生系统性影响。例如，在性别歧视案件中，女性法官比男性法官更倾向于支持原告；在种族歧视案件中，少数族裔法官往往对相关诉求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3]

在此基础上，策略模型将司法决策进一步嵌入国家宪法结构中，强调法院/法官作为理性决策者会根据制度环境调整判决策略。这种策略性考量既来自外部制约，也源于内部互动。从外部来看，各国最高法院的决策通常受到其他政治机关的制约，如总统/总理和国会等。广义的外部制度还包括选举制度、公共舆论等。从内部看，法院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学习与监督机制。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监督，倾向于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但也会通过模糊性解释拓展自由裁量权。在法院内部，法官之间同样存在合议与博弈。相关研究发现，合议庭的构成往往受到法官态度和身份特征的影响，合议过程体现了默许、审议和策略等不同机制。

法院不仅是政治机构，也是重要的争端解决乃至社会治理机构。近年来，日益广泛的法学交叉研究也越来越关注法官之外的法律实践者，如陪审员、律师、当事人等。相关研究广泛探讨了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意义，揭示陪审员参审决策受其认知能力和身份特征的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资源也系统性影响着司法裁判结果。格兰特经典的诉讼能力理论自1970年提出以来，已为各国实证研究广泛验证。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中介，律师的专业能力、社会网络乃至身份特征对案件结果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关注。[4]

法院所具备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社会治理平台的双重角色，使其成为法学与政治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法学关注法院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维持宪法秩序；另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关注法院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与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

人工智能赋能：知识谱系的重塑与融合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我国司法实践强调法院工作应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整体正处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破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尔曼悖论”提供了契机。这一悖论指出,分科研究虽然通过对专门问题的深入探究实现了知识创新,但也导致相关研究忽视了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生态性。

当前,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为法学和政治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多层次支撑。在数据层面,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文本、声音、图像、视频等多模态数据,大幅拓展了信息获取范围。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仅能理解文本表层含义,还能捕捉深层语境和语意,为法律文本分析和政治话语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在方法层面,既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研究设计,协助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甚至通过虚拟实验和模拟技术开展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人工智能对海量文献的分析能力,有助于研究者发掘跨学科理论之间的联系,识别研究中的盲点。尽管人工智能在理论创新方面仍存在局限,如“黑箱”效应和潜在偏见,但它为跨学科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此技术支撑下,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融合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过去被学科分割的立法、司法、执法这一系统性过程。传统上,法学侧重于立法的规范逻辑和体系协调,而政治学则聚焦立法的政治动力与利益博弈。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两个学科将在数据共享、方法互鉴和理论对话方面深化合作。与此同时,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为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然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方法论突进提醒研究者应审慎对待技术支持与学科本质的关系,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创新。未来,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需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深入理解法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动力,注重规范分析与经验研究的互补,着力提炼中国实践的普遍意义,从而推动两个学科走向更深层次的交叉融合,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注释:

[1]J.S.Dryzek and S.T.Leonard,"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2,no.4,1988,pp.1245-1260.

[2]J.N.Druckman,et al."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627-635.

[3]J.A.Segal,and H.J.Spaeth,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Revisit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C.L.Boyd,"Representation on the Courts?The Effects of Trial Judges'Sex and Race,"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9,no.4,2016,pp.788-799.

[4]Galanter M.,"Why the'Haves'Come Out Ahead: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Law&Society Review,vol.9,no.1,1974,pp.95-160.

作者简介：于晓虹，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4期。本文系作者于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大国治理前沿论坛（第三期）：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分途与交集——基于学科史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