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达明：忆徐光宪院士

2015年5月2日，我坐高铁从广州到北京，此行的目的，一是转机到美国，二是为了探访亲友同学，特别想去看望多年未见，因脑梗阻入院已多日的徐光宪(图1)[1]老师。进车厢时随手拿了一份《北京晨报》。不料看到“被公认为中国‘稀土之父’的中科院院士，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徐光宪因病去世，享年95岁”的大字标题，不觉惊呆在那里。火车开了，望着窗外倒退的景物，我的脑海中时光似乎也在倒转。似水流年，一幕幕地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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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光宪（1920－2015），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着名化学家、教育家，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曾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学部主任，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等职。

1959年我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即原子能系）毕业留校，进入徐先生任主任的教研室（他也是系副主任）。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给学生上课。记得我开始独立开物理化学课时，他亲自来听课，课后为我分析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不足。指出我引出概念太突然，应以启发式一步步引出，至今记忆犹新。他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水平，每周给我们上课，还要我们交作业。并在家里每两周举行一次沙龙，让我们就科研、教学问题畅所欲言。我曾一度得浮肿病，他给我送来葡萄糖和黄豆。我妻子来北京探亲，他正好有两张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票，立即毫不犹豫地送给我……在北大那些年，受他的教诲和帮助真是数不胜数。

“徐先生”（我们一直这样称呼他）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妻子高小霞（图2和图3）[2]正在攻读博士。当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美国政府提出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高先生毅然放弃博士学位，两人以家中母亲身体抱恙，需回国探亲为由，冲破重重阻扰，于1951年4月乘船回国。徐先生着作等身，他的《物质结构》[3]（图4）《量子化学》（图5）以及一系列关于液-液萃取方面的论文，都是经典之作。徐先生的人品在学术界是公认的。他为人谦虚低调，待人如春风，乐于助人，但自奉甚谦。老子说：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在我眼里，徐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教授和学生一起发表论文时，一般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或最后一位，他却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中间（例如有五个人署名，他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三位或第四位），显出他扶掖后学的苦心。在教授中他是比较进步的，多次要求入党，但上面认为他是“粉红色专家”，不够党员标准。徐先生为人正直，实事求是，从不唱高调，说假话。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媒体采访他，他也不说套话，直言“我国单一稀土原料占了世界90%的份额，但用稀土做成的产品却不如外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得了国家最高奖的徐先生还是以前的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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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小霞（1919-1998），女，分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

[3] 1957年暑假，吉林大学唐敖庆、厦门大学卢嘉锡、复旦大学吴征铠和北京大学徐光宪奉高教部委托编写物质结构教材，四人“隐居”青岛，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一个月，碰头时发现总字数已超过一百万，但才完成了原计划的一半！教育部说，“你们人多智慧多，教材装不下，这本只能作为参考书了。”而各方面又等待着早日出版一本《物质结构》教材，因此要求徐光宪以北京大学开课6年的物质结构讲义为基础修改整理。1959年12月，《物质结构》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61年又分为上、下册，再版两次。1988年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发行 20余万册，在全国沿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影响十分深远。

在文革中他吃了很多苦。军宣队因为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校长是艾森豪威尔（曾任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和第34任总统），一直威逼他承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他被隔离审查时整夜不让他入睡，甚至令他单足跳，又突然令他停下。他一时不知所措，军宣队则在旁以此作乐。徐先生始终只承认“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否认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其夫人高小霞也在化学系被日夜批斗，痛苦难耐，被迫写了一份徐光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交代”。军宣队以为拿到把柄，于是开了一个大会。会上拿出高小霞的“交代”给徐光宪看。徐也认得是高小霞的笔迹，一时无法否认，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军宣队：没话说了吧！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徐：是。

军宣队：我们早就掌握你的材料了！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特务。快说他们要你搞什么情报？

徐：他们说一般的情报你就不要去搞了，你回去就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行了。

军宣队一时语塞。我们这些旁听的教师只能互递眼色，掩嘴暗笑。徐先生是1951年回国的，那时哪有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啊！他知道他的问题就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以你说我是特务，我仍然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真是逆境下有大智大勇的黑色幽默！徐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时自己不堪受辱，曾有自杀的念头，但妻子也被隔离，不知音讯；四个孩子都很小，由岳母一个人艰辛地带着，他又如何能舍弃他们啊！

1970年我和徐先生同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我在炊事班，他养牛。我们之间有一件心照不宣的“秘密”。一次全校开大会，炊事班也要参加。工宣队叫我一个人留下做馒头。一缸面有60斤，那时我32岁，揉这些面没有问题。但我是上海人，在家里没有做过馒头，不知道要加多少碱（就是发面用的小苏打）。徐先生因为要照顾牛，也没有去开会。我去找他（那时叫他“老徐”）想办法，他说，“我是绍兴人，也没有做过馒头，不过我正在搞发酵饲料，有pH试纸，你拿去试肯定没有问题。我不和别人讲，算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我一试果然成功。连工宣队也很吃惊，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出洋相，正想借此批判臭老九读书无用呢。第二天我高兴地告诉他，他很开心，还轻轻地说了一句“知识总是有用的”。这句话用他的绍兴方言说出来，韵味十足，到现在也犹在耳边！

徐高两位先生同在1980年当选科学院院士，相濡以沫52年，育有四个孩子（图6）。高先生不幸于1998年因病去世。徐先生强忍丧妻之痛，继续他的研究，以创新理论解决了稀土分离的难题，使中国单一高纯稀土的外贸出口占全世界90%以上的份额。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真是实至名归。他还培养出大批学生，其中有四位院士。

一到北京，即赶到设在北大化学学院的徐先生的灵堂。灵堂肃穆隆重，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和朱镕基、温家宝等退休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有坐轮椅的老人，更多的是年轻人，大家都十分悲痛。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受到公众普遍的尊敬和怀念，不会仅仅是因为他的事业，而一定还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徐光宪先生，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