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红：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经典化

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经典的作品、优秀的译本与受众文化心理的契合，是作品被广泛接受的关键。《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它的传播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与传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一个半世纪的传播史一个世纪的畅销书

在中俄文学交流史上，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与俄罗斯读者见面较早的中国古典小说。当代俄罗斯汉学家索嘉威（А. Г. Сторожук）曾提出，“毫不夸大地说俄国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遗产的通晓始于蒲松龄的作品”。应该说，《聊斋志异》在俄罗斯是最受欢迎、销量最多的中国古典小说。

《聊斋志异》最早的译本是英译本。184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向英语世界译介了《聊斋志异》，他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中包含的三篇《聊斋志异》故事译文被视为《聊斋志异》向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也是在西方的最早译介。俄译本稍晚于英译本，俄国最早接触《聊斋志异》是从19世纪中期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收藏并讲授《聊斋志异》开始的。瓦西里耶夫在1868年印制他手写的《汉语文选注释本》第一卷中选介《聊斋志异》中的《阿宝》《庚娘》《水莽草》《曾友于》《毛狐》5篇文言小说，主要用于教学。而最早翻译并把《聊斋志异》介绍给普通读者的是莫纳斯德列夫（Монастырев），他在1878年翻译了《水莽草》。从19世纪中期至今，《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

《聊斋志异》的早期译介并不成功，直到20世纪20年代，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的优秀译本才引起俄罗斯读者对《聊斋志异》的关注，且读者至今持续保持着对《聊斋志异》的阅读热情。21世纪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海外读者对反映中国现状的当代文学作品产生浓厚兴趣。由此，在俄罗斯一改中国古典文学占绝对优势的传播状况，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开始受到俄罗斯读者的热捧。不过即使如此，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不同，《聊斋志异》在俄罗斯仍然保持着持久的热度。尤其是近10年（2015—2024年）以来，《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热度陡增，共计出版30部单行本（包括再版）译介作品，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参与了《聊斋志异》俄译本的出版与推介，这些无不显示出《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持久艺术魅力。

优秀译本与受众文化心理的契合

老舍评《聊斋志异》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聊斋志异》文笔优美，情节引人入胜，堪称“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受到古今中外读者的喜爱，已被译为英、法、德、俄、日、韩、西班牙、意大利、捷克、越南、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荷兰、挪威、瑞典、塔吉克、丹麦、蒙古、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等20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被翻译语种较多的作品之一。《聊斋志异》近百年来在俄罗斯深受学者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除原着自身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一方面，阿列克谢耶夫的优秀译本使《聊斋志异》在俄罗斯成为经典。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有很多学者、汉学家翻译《聊斋志异》，如伊万诺夫、巴拉诺夫、达尼连科、范加尔、费什曼等。在所有译本中，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最为经典，目前出版的大多数译文集都采用他的译本。其译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古雅、精致、生动、灵活。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认为，“俄国读者能够欣赏到短篇小说巨匠蒲松龄的作品，主要应当感谢阿列克谢耶夫的精彩译文。他异常准确地表达出原作古雅而又复杂的语言的许多特点”。

另一方面，《聊斋志异》与俄罗斯受众文化心理的契合。中俄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同样是农业大国，且有着漫长的封建制历史，这些相近之处为俄罗斯读者阅读中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化提供了条件。同时，俄罗斯读者对神秘主义、浪漫传奇的故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众所周知，古老的俄罗斯民族曾生活于静谧幽暗的森林世界，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使得俄罗斯先民具有天然的神秘主义倾向。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搜神记》《聊斋志异》等神魔志怪小说，到当代玄幻奇幻、灵异科幻和武侠仙侠题材的网络文学，这些都备受俄罗斯读者的喜爱。以描写神秘动物、植物故事为主的《聊斋志异》，十分契合俄罗斯读者的文化心理。蒲松龄所创构的那一个个神奇而陌生的东方传奇，使俄罗斯读者产生“不寻常的和有趣的感受”，这也使得《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研究在俄罗斯长盛不衰。同时，《聊斋志异》故事新奇、语言优美、篇幅短小，符合俄罗斯读者的阅读需要。

俄乡今日继续“聊”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经由俄罗斯翻译家的精彩翻译，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近现代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汇入世界文学主潮时，也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郁达夫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鲁迅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体现了中俄文化的双向交流。

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对《聊斋志异》有所吸收，表现最为明显的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对《聊斋志异》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的借用和引用，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俄译本的文体风格也被一些作家效仿。如米·乌斯宾斯基的《吉哈尔历险记》三部曲——《从前什么时候》《我们不在的地方》和《派谁找死神》特别明显地受《聊斋志异》影响。这三篇小说的写作风格和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志异》俄译本相近，且主人公穷和尚刘七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颇有蒲松龄式的风格：贫穷、不修边幅，过着隐士生活，能腾云驾雾、会幻术。还有不少作品受蒲松龄小说中狐魅形象的影响，赋予狐狸以人的七情六欲。如阿利莫夫和雷巴阔夫用笔名“霍尔姆·杂气克王”所出版的一系列小说《欧亚交响曲：没有坏人》，其中一部小说就以《狐妖案》命名，包含很多《聊斋志异》中的相似情节，还出现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九尾狐形象。俄罗斯当代知名作家维·佩列文也受到蒲松龄的影响，其小说命名为《狐魅的圣经》，且他多部作品的文风和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类似。还有斯达宾涅茨小说《狐狸浅滩》中的狐仙形象在《聊斋志异》中也能找到部分原型。

近年来，除文学家和普通读者对《聊斋志异》表现出推崇和热爱，当代俄罗斯汉学家也继续《聊斋志异》的译介与研究，主要成果是当代汉学家索嘉威对《聊斋志异》的补译。《聊斋志异》的现代通行版本包括《聊斋自志》在内，共有498篇作品。此前，阿列克谢耶夫共翻译了156篇，再加3篇口头复述，已译部分约占全部《聊斋志异》的三分之一。索嘉威致力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决心补译阿列克谢耶夫未译的三分之二部分，并计划在俄罗斯翻译出版首部《聊斋志异》（7册、12卷）全译本。索嘉威补译的主要特点是：关注《聊斋志异》的原有韵律，并在译文中加以体现；以诗歌的形式翻译原文里的诗歌；增加注解，对历史、文学、宗教、民俗学等领域中俄罗斯读者难以理解的部分加以注释，部分注释字数甚至超过原文的篇幅。可以说，俄译全套《聊斋志异》是俄罗斯《聊斋志异》译介与研究的重大成果，为《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注入新的生机。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可以推动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使不同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养分的基础上臻于成熟、不断发展。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在俄罗斯一个半世纪的传播充分证明，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包容共存、平等对话、交流互鉴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