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与周一良的一书之缘

老魏来家闲聊，针对我四橱八柜满满当当的图书，单刀直入，问：“内中哪一本最金贵？”

我读书，不藏书，金贵与否，完全视个人情感而定，我列举了数种，突然双手一拍：“哦，有一本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谈不上金贵，却已宝为自家藏品。”

“是周一良送你的？”

“不是，跟他没交往。”

“是你跟作者产生共鸣？”

“有，但不完全是。”

“那是因为什么呢？”

兹事话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笑笑，琢磨从何讲起。老魏性急，又催问了一句。我便说：“给你讲一则那书里的故事。”

那故事是这样的：十九世纪末，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在东京郊外发现并挖掘了“大森贝冢”，这是破了日本考古界天荒的大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周一良就读哈佛大学，某天逛剑桥书店，撞见莫尔斯当年的《扶桑日录》，内附多幅精彩的素描，这对专攻东瀛语言文化的他，不啻是嗜酸的人见到了餐桌上的梅子，正对胃口——他满心欢喜，随即买了下来。

可惜只是下卷。

那上卷呢，问店主，对不起，没有。

残缺，难免美中不足。

谁知六十年代初，在京城东安市场一家书店，他眼前一亮，瞥见了摆在摊位的《扶桑日录》，拿起来看，恰恰是上卷。

怎会这么巧？

这就叫因缘。他心里一直牵挂那册上卷，那册上卷也一直望眼欲穿地等他——周一良写到这里，掉了一下书袋，说“大喜过望，遂成延津之合”。

延津之合？这词把我难住，我承认，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不明白其出处。查辞书，是晋朝的典，见于《晋书?张华传》，讲两把分离的神剑在延津渡口猝然相遇，双双化龙而去；唐人每有征引，如汪遵的《延平津》诗：“三尺晶荧射斗牛，岂随凡手报冤雠。延平一旦为龙处，看取风云布九州。”又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龙光射牛斗之墟”；到了明代，凌濛初把这则生僻的典故改写成通俗的话本，从而促进它的流行，晋为成语。

凌文写的是：晋朝有两把出土的神剑，为张华、雷焕所得。有天，张华携剑去延津渡口，那剑忽然从匣中跃出，化作一道白光，射入水中。瞬间，水下也有一道白光射出，两条光柱相交相缠，化为两条青龙，盘旋钻入云霄。张华大惊，他晓得自家宝剑通神，但闹不清这水中蹿出的白光是何物，急忙派人去问雷焕，另一把宝剑在哪儿？雷焕回复说：“那天渡津水，不小心坠入河底了。”张华这才省悟两剑分而复合，化龙升天。

是以，延津之合，又称延津剑合。

“也就是因缘巧合吧，”老魏说，“你总不会因为这个故事就把《毕竟是书生》当作珍宝？”。

“我是写文章的，特别注重细节。”我效“王顾左右而言他”，继续卖关子，“再给你讲两则书里的故事。”

周一良的父亲周叔弢，是着名的实业家、收藏家。实业家有钱，收藏家有货，这都寻常。难得的是他动辄以善本图书赠人，这就不寻常。

燕大有位洪业教授，长期研究《史通》。（老魏插话：我知道。）当然，老魏你搞秘本珍籍收藏，不会不晓得。《史通》作者是刘知几，唐代人，书里讲的是史规、史则、史评，明清以后，评价很高，称可与《史记》并立，至少是紧随其后。但在唐宋两朝，却默默无闻，近乎淹没，直到明代中后期，才为有识者发掘，通过传抄、翻刻、注释本流传。

洪业早年留学美国，专业是历史，本能地关注《史通》的各种版本。得知日本岩崎图书馆藏有宋本，亟想一睹为快，1923年学成归国，特意取道日本，前往访看。全书共四册，馆长念他远道而来，郑重取出一、四两册，供他开眼。洪业接过，略微翻了几页，便退还。馆长来了情绪：这宋本是稀世珍宝，多少大家求看而不得，你竟然对之不屑一顾？洪业回答：这不是宋本，请拿出另外两册，我告诉你答案。馆长取来，洪业打开第二册，掀到一页，指给馆长看，原来上面清楚记着，此为明人陆深的勘定本。

洪业归国，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1932年，周一良进燕大读历史，师从洪业。七年后，周一良西去哈佛，行前，受父亲指派，把家藏的善本《史通训诂补》送给洪业先生。洪业四十年代中期赴美，新中国成立，他将留在国内的藏书悉数捐献中央民族学院，特地叮嘱有关人员：“把《史通训诂补》归还周一良。”

周一良这才有机会看到洪师在书前的题识，大意说：某年某月某日，学生周一良来，传他父亲叔弢先生的话，把这本书送给我。我查对了，是誊录清代校勘大家卢文弨的原校本。有些细微处，与流行的校勘本不同，值得珍藏。

周一良感慨洪业老师的光明磊落，转手又把《史通训诂补》赠予北大图书馆。

北大胡适先生多年研究《水经注》，重点围绕赵一清与戴震两位大佬谁抄袭谁的公案。1947年元月，还是叔弢先生，让一良把家藏的戴震校勘本《水经》送给胡先生。

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也是得其所哉。周一良曾获赠复制本，得见胡适的题跋。胡适对周氏父子表示感谢，并应一良之求，考证了周本与李盛铎本的优劣，认为周本优于李本。

“毋庸置疑，”我说，“周叔弢是‘宝剑赠英雄’，洪业和胡适是‘英雄得宝剑’，这两部古籍都是比《扶桑日录》更有价值的‘延津剑合’。”

“照这么说，叔弢老先生后来把全部藏书捐献国家，也是书运与国运的同频共振，珠联璧合？”老魏反问。

“对，那是在更高的层面。”

“得啦，你绕了半天，还没绕上正题，究竟因为什么才喜欢那本书？”

“因为……”

“你快说呀。”

“唉唉，我就说了吧。二十多年前，我还没退休，还有精力在京城四处闲逛。那天黄昏，在北大西边勺园附近，碰到一位爱书的青年，他在社区搞了个图书室，免费借阅。我觉得新鲜，前去参观。住房宽大，图书满室。我浏览完毕，挑了本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那时周先生刚下世，媒体正在热炒，我同青年说好，月内归还。

“十来天后，我去还书，却像《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来处。

“转而托付张衡先生，他在那一带住过，张先生后来回复，也是查无下落。

“这书从此就留在了我的书架上。

“我每过一阵，都要抽出来把玩，玩多了，玩久了，也就日久生情，视作珍品。

“起初想着总要完璧归赵，尽量保持书的整洁。后来觉得归还无望，便拿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先作校对，拈出错讹、疏漏。继作考据，凡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典故，都一一查证清楚。继作批注，按照周先生批校过的《世说新语》的排位，依次是德行、言语、文学、方正、雅量、识鉴等等。周先生夙惠，他十年家馆，十四年燕京、哈佛的冶铸，只能遥窥，不能复制。周先生传奇，他学贯中西，通雅博畅，然而际遇跌宕，大起大落，最终，用《世说新语》中殷浩的话，就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复归国士门风。继作——注意，这是我的绝活——继作我的‘龙光射牛斗之墟’的游戏。你听不懂？哈哈，称谓是掉书袋，掉的是王勃诗句的典，目的是寻求灵感。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作家，各有各的高招，有人借助酒精，有人借助梦境，有人借助阅读，有人借助观察。我嘛，借助联想。道具，用得最多的就是周先生这本书，具体做法：写作中，每当思路壅塞，感觉迟钝，我就离开书案，常常拿了这书，坐到阳台，阳台上的沙发，打开，随便翻，不计章节，不拘首尾，此时，彼时，或是某个人物，或是某个典故，或是某句话，或是某个词，目光所及，心弦忽然一抖，觉得有电光自页面射出，思路豁然开朗……”

“有这么神？”老魏迫不及待，“拿来我看看。”

我离开客厅，走进对面那间房子，奇怪，平常那书总是搁在书橱第一层，紧靠北侧，我找来找去，第一层没有，其它层也没有，去另外房间的橱柜查看，也还是没有。

问在厨房忙活的夫人，她说：“老舅的孙子上周来，你不在，你去大兴了，我留他吃午饭，你那书就放在茶几上，他看了，说他硕士论文正是写周一良，你的批注对他大有启发，就拿走了。”

老魏怏怏，我却大喜过望。书籍来到世上，第一要务就是等待青睐，等待知音。寺庙财神爷掌中的元宝是因信众们的抚摸而锃亮，案头的着作是因欣赏者的目光亲吻而蹿红。此书待在我家里二十多年，也被我的目光摩挲了二十多年，如今，它又遇着了新主，我祝福它进入新一轮的“延津剑合”，漪欤盛哉！

——发表于《天津文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