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不断激发，文化自信不断坚定，文化主体性不断确立。这不仅极大地凝聚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向心力，也为唤起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成功典范，对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历史之思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以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绵延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这一文明特质的凝练表达。
长期以来，在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中，中华文明长期处于“文化高势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自我标尺衡量他者的认知惯性。但是，这种先天的优越感在1840年后被一步步击碎。西方列强不仅以坚船利炮击破了“天朝上国”的物质外壳，还摧垮了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根基：儒家伦理建构的“天下观”在资本逻辑与殖民实践冲击下崩塌；传统知识体系被贬斥为“落后”符号，不少知识分子陷入“认不清自我、读不懂他者”的认知撕裂。
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尖锐指出的，殖民主义不仅掠夺物质财富，更摧毁被征服民族的精神尊严。这种主体性危机直接导致历史进程的被动性——从“师夷长技”的器物模仿到“全盘西化”的制度移植，每一次转向都伴随对自身文明根基的怀疑。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试图借用传统的体用框架来解决文化主体断裂的问题。但不管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本质上仍将文化主体性禁锢于“体用二元”的牢笼。“中体西用”论将传统文化固化为静止的标本，恪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西方文明被工具化为应急药方；“西体中用”论则否定传统文化的根本，试图通过全盘西化改造中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选择。
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别扭状况，这种主体性价值真空状态，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渐找到解决的方案。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思想觉醒，标志着破解困局的转机。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洞察到“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发挥思想伟力，别人的经验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第一次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革命意义，也具有文化层面的启蒙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觉醒，也是以党的理论觉醒所牵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觉悟。此后，“走自己的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纲领，一步步引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一种古今中西大历史观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位置。这就是一种文化主体性。
时代之问
历史和现实昭示，文化主体性既非先验存在，也非外部赋予，而是在回应历史命题中逐渐生成的。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这在文化基因层面实现了主体性价值的双重整合，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根脉”与“魂脉”的双向互构，为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可靠基础。
第一，“第二个结合”通过“根魂互构”的理论逻辑，确立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坐标。
从文化深层结构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二者能够契合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这一思想上的更新与升华使得我们能够以全新理论视野去审视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进而在文明的历时性发展、共时性存在中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
第二，“第二个结合”通过“体用贯通”的方法论，消解“体用分离”的解释框架。
长期以来，关于文化主体性的讨论总是被局限在“古今中西”的框架内。不管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甚至包括学术界有人提出的“马体中用”等，实际上都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用不二”思维的升华，也是对文化生命体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由此，确立文化主体性，既非对复古主义的“文化标本”固守，也非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副本”模仿，而是在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双螺旋重组”之后，对具有自主生命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认和确证。
第三，“第二个结合”强调文化自信的根本立场，实现从“防御性认同”到“建构性引领”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最鲜明的表现，彰显了中华文明从近代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应对到“文明互鉴”的主动引领，突破了西方现代性叙事的线性史观，完成了对霸权主义文明叙事的哲学超越。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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