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宋代《楚辞》文本的结构形态

汉唐以来曾经出现多种《楚辞》注本，但皆已亡佚，只有王逸《楚辞章句》流传下来。旧本《楚辞章句》篇次混乱无序，宋玉《九辨》置于屈原的《离骚经》之后、《九歌》之前，西汉后期的刘向《九叹》置于西汉中期东方朔《七谏》和严忌《哀时命》之间，题为“屈原或景差作”的《大招》置于汉人作品之后。为了使《楚辞》文本更合乎逻辑，宋代学者先后多次重新编纂。这些重编的《楚辞》文本呈现出多种结构形态。

一是“离骚”“楚词”对举的结构。北宋天圣年间的陈说之最早对《楚辞》进行重编，按照作者生活年代，调整旧本《楚辞》中不合理的排序。陈说之本已佚，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曾提到它：“陈说之以为惟屈原所着则谓之‘离骚’，后人效而继之则曰‘楚词’，非也。自汉以还，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者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据此，陈说之本将《楚辞》文本分为“离骚”和“楚词”两部分：屈原的作品除了《离骚经》，其余六题也称“离骚”，只有宋玉以下作品皆称“楚词”。对于这个“离骚”与“楚词”对举的文本，黄伯思给出了否定性评论，认为屈宋诗歌的文体属于“骚”，语言、内容则“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属于“楚词”；既然“离骚”和“楚词”在逻辑上不是并列关系，陈说之将两者对举的处理方式便不恰当。洪兴祖《楚辞补注》即采用陈说之调整顺序之后的文本，但并没有标识“离骚”和“楚词”以示区别。

二是“经”“传”对举结构。洪兴祖《楚辞补注目录·九歌》下曾提到：“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传’字。”洪兴祖没有指出这个“经”“传”对举结构文本的编者是谁，也没有说明其篇次有何差异，说明这个文本的篇数和次序与《楚辞补注》一致，也是以陈说之本为基础重编而成。这位佚名编纂者认同陈说之的篇目调整，但抛弃了陈说之“离骚”“楚词”对举的结构，尊屈原《离骚》为“经”，以原别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调者为“传”，从而形成“经”“传”对举的结构。

三是“离骚”“楚词”对举和“经”“传”对举的双重结构。陈说之重编的《楚辞》排序合理，但仍有可以深化的地方。晁补之《离骚新序（中）》言：“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卷，王逸传之……东方朔、严忌皆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辞不当先朔、忌。王褒，汉宣帝时人，皆后淮南小山，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晁补之在陈说之本基础上，根据作者时序进一步调整排序。其重编本题为《离骚楚辞》，则是因为仍然沿用陈说之本“离骚”“楚辞”对举的结构。同时，据朱熹《楚辞辩证》卷上载：“洪氏目录《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传”字。’晁氏本则自《九辩》以下乃有之。吕伯恭《读诗记》引郑氏《诗谱》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孔颖达曰：‘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考之，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孔氏谓凡非正经者谓之传，善矣；又谓未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然则吕氏实据晁本而言。”吕祖谦《读诗记》以《楚辞》的“经”“传”结构倒推《小雅》《大雅》中的“经”“传”结构，朱熹指出他依据的是晁补之本，可见晁补之本自宋玉《九辩》以下有“传”字。“传”字的添加是为了呼应首篇《离骚经》。如此看来，晁补之本中应该“离骚”“楚词”对举和“经”“传”对举双重结构并存。

四是“离骚”“续离骚”对举结构。这是朱熹《楚辞集注》独创的新结构。《楚辞集注》是流传至今的三种重要注本之一，也是宋元以后最主流的文本。朱熹有感于王逸、洪兴祖二家注文烦琐而未能揭示要义，故重新编纂、注释。《楚辞集注序》言：“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而《离骚》深远矣。”在朱熹看来，《离骚》就是《楚辞》的灵魂，南国文学的不祧之祖，“楚辞”都是模仿《离骚》衍生而来。朱熹舍弃过去“离骚”“楚辞”对举或“经”“传”对举的结构，将屈原作品七题标为“离骚”，宋玉《九辩》以下八题标为“续离骚”，从而形成“离骚”“续离骚”对举的文本结构，大大凸显了《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不仅如此，朱熹还对过去的文本进行增删，宋玉以下删去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四篇，贾谊《惜誓》以下增补《吊屈原赋》和《服赋》（即《鵩鸟赋》）二篇。增删的缘由在《楚辞辩证》卷上曾论及，因为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诸作只是模拟《离骚》的体式，缺乏内涵意蕴上的延续；而贾谊受排挤被谪为长沙王太傅，以迁客身份创作的《吊屈原赋》和《服赋》寄寓抑郁失意之情，与屈原创作《离骚》的环境和心情颇为一致。

宋人重编《楚辞》的多样态文本结构背后，贯穿着编纂者对于《楚辞》阐释传统的理解和接受。从汉代开始，《楚辞》阐释逐渐形成两种传统：屈骚传统和依经立义传统。前者以屈原遭逐后创作的《离骚》为主要文本，重点揭示屈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人格精神，阐发诗歌中忠君爱国、悲愤忧伤、愁思郁结的思想情感，从而建构迁客文学的抒情传统。后者是由王逸《楚辞章句》开始采用的阐释传统。其路径是推尊《离骚》为经，强调“《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用汉儒解经的方法来阐释《楚辞》，后世的《楚辞》注释多沿用这种思路。

陈说之本划分为“离骚”和“楚辞”两部分，有意凸显屈原作品的迁客文学品格，这是对屈骚传统的遵循。洪兴祖用以参校的佚名重编本，《九歌》以下篇目皆题“传”字，与《离骚经》形成“经”“传”对举结构，可以推断，这位编纂者应该是“依经立义”传统的拥趸。晁补之《重编楚辞》在宋玉《九辩》以下篇目添加“传”字，则不只推尊《离骚》，而是将屈原作品整体视为“经”；“离骚”“楚词”对举和“经”“传”对举双重结构的兼用，反映了晁补之既遵循屈骚传统，也兼顾“依经立义”传统的追求。

朱熹《楚辞集注》对旧本选篇进行增删，并区分为“离骚”和“续离骚”两类，很明显是在向屈骚文学传统回归。但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楚辞》阐释的“依经立义”传统也从未否定。《朱子语类》卷八十记载了他和门人关于“经”“传”的问答：“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由此可见，朱熹对“经”“传”对举结构的《楚辞》文本是认可的。实际上，朱熹从来也没有偏离“赋者，古诗之流”的观念，《楚辞集注》主旨是阐发屈原的诚心、至意，用理学思想来重塑这部书，文本中大量采用“赋”“比”“兴”的诗学话语，甚至还沿用《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细化出“赋而比”“比而赋”“比而兴”“兴而比”“比而又比”等概念，总体而言，其阐释路径仍然是“依经立义”。

虽然每一个宋人重编的《楚辞》文本都体现了编纂者对于屈骚传统和“依经立义”传统的不同理解和选择，以及他们试图将二者融会贯通、汇为一体的努力，但在比较多样态的文本之后，不得不承认，只有朱熹思虑最为周密，从选篇、结构到文本注释，不露痕迹地实现了两种传统的互洽。

（作者：王媛，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