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说孔子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不为世所用。这种解释是对孔子人生态度的一种消极性解释，其实圣人孔子这句话既非伤感个人，其态度亦非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象，传达的乃是孔子相信中国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样永远相续不断。这句话，传达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这是大本大源的文化自信。

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是从新时代来，同时也在本源上从孔子代表的中国文明传统而来。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更集中体现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上。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传承的是礼乐文明背后的“道”，即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如果说“因”是传承，“损益”就是发展，是因时而做调整的时中之道，即《礼记·礼器》所说“礼，时为大”。礼作为制度，行之长久，不可避免地生弊，损益就是因时而对具体制度做出调整，但调整的依据还是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

孔子从商、周礼乐文明都是对之前文明的继承、发展的这一历史文明逻辑，预言后世继承西周礼乐文明者，不要说三百年后的中国，就是三千年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面对弟子子张之问，孔子的回答何以如此自信？三千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可以预知吗？

子张之问两千五百多年后，毛泽东的一段话可以提供答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对于学习中华民族历史的小学生态度，强调我们要总结、继承从孔子到现代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与“损益”吗？毛泽东更说到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的答案吗？

针对黄炎培之问，即窑洞之问、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笔者提出一个新说法，即——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

“子张之问”乃是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文明传承发展之问，从孔子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到毛泽东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都是一种无比深厚的文明意识、文明连续性意识，是文明史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所独有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以及孔子之答，恰好是针对今天中华文明的走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新论断从文明史视野来看，正是对子张之问的历史呼应。

黄炎培之问即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与两千五百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形成历史对话与内在张力。中国历史上王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却在历史上能一次次经受内外各种挑战、冲击而始终能衰而复兴、剥极而复，保持文明连续性，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出因革损益而创新发展，历久弥新，始终保持文明创造的生机、活力。

中国文明之连续性，乃是“道”即文化价值、文化精神的连续，乃是德性文明的连续，即德性政治、德性社会的连续，即《礼记·大传》所说“亲亲”、“尊尊”等礼乐文明背后不可变的文化价值观。

“亲亲”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宗族、家庭为基础社会单元，强调孝的文化价值观。“尊尊”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以“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贤能政治、士大夫官僚政治为政治支撑，强调“忠”，即忠于国家、朝廷，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强调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古代在世界史上最具社会向上流动性，士通过科举考试，从占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最大人口的农民中产生，所谓“耕读传家”，政治与社会高度融合。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及其二者的高度融合，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所在。

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乃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下才会产生的现代问题。中国古代的王朝较之欧洲中世纪各王国为期都更长，政治上都更加先进、稳定。近代中国第一次落后于西方，才有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在古今中西之争下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

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就是文明论的回答，针对的是中国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根本问题。西周文明是对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孔子之所以自信地说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国文明的连续，在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的连续，也就是“道”与“道统”的连续，即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连续。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往上由商代礼乐文明对于夏代礼乐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来理解商代，再立足于当下，看其置身的周代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集大成来深刻理解周代礼乐文明，进而往后展望、预知未来三千年中国文明。孔子所说百世之三千年，其实是虚数，不止于三千年，百世代表的是今后世世代代的中国。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跟毛泽东说到：“我活了六十多年了，那些听来的就不说了，就我亲眼瞧见的，真就像古人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国家，好多好多单位啊，都没能逃脱这周期律的摆布。刚开头的时候呢，大家都聚精会神的，事事都上心，人人都卖力，可能那时候特别艰难困苦，只能从无数的危险里头去求一条生路。慢慢儿的呢，环境变好了，那股子精气神儿也就慢慢没了。有的呢，是时间长了，人自然而然就犯懒了，从少数人这样发展到多数人，这风气就养成了。这时候啊，就算有再大的力气，也没法改变，也没法补救了。还有的呢，是地盘一点点扩大了，这扩大呢，有的是自然发展的，有的是被功业心驱使着，硬要发展，等到干部人才渐渐不够用了，应付起来困难的时候，环境反而更复杂了，管理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一部历史啊，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还有‘求荣取辱’的，反正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的各位同志，从过去到现在，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就盼着能找出条新道儿，跳出这周期律的控制。”

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是：“咱们已经寻到了新法子，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新法子呢，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松垮垮。人人都负起责来，才不会人没了，政也没了。”

黄炎培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的风气以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一席话所感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下了《延安归来》，其立场由原来的中立而转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黄炎培在旧中国不愿从政，他1921年被委任为教育总长，却不愿就职。蒋介石好几次请他做官，他也没答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晚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其子黄大能对此不解，黄炎培解释了缘由：“以前不肯当官，是不想沾那污泥。如今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当的可是人民的官哪！”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所以他才自豪地对其子说“如今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当的可是人民的官”。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子张的身份是师生，代表着“教”，而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文明，政教一体，此教非宗教，乃是文教、教化，在中国文明传统里，政治的根本保障乃在于文教，所谓“政者，正也”。

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礼做乐，确立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根本上是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并奠定了中国文明包括制度、价值在内的文明基础，影响中国后世三千年。正因为西周文明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晚清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才会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惊呼。

孔子所处春秋时代，西周礼乐文明受到冲击、挑战，一方面是内部出现礼坏乐崩即文明失序，另一方面是外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孔子由此表彰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在军事、政治上保护中国文明之功绩。

但保护中国文明光有军事、政治还是不够的，需要军事、政治与文化即政、教两端同时用力。孔子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则是一方面揭明西周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即“仁”，另一方面是系统整理、诠释《五经》，并以“仁”之文化价值观一以贯之其中。孔子通过经学诠释稳固了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从而凝聚大一统国家，中国之为中国，乃是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其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及其弟子员，儒家以及《五经》由此成为历代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科举考试将政治与社会全然贯通。

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面临着当时的“古今之变”，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春秋礼坏乐崩，也就是文明失序时，重建文明秩序、价值秩序，为秦汉以下的郡县制大一统确立了新文明秩序、新价值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关乎的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乃是“道”的连续，而由《五经》形成的经学，正是通过经学文献及其诠释来承载“道”、“道统”。

八十年前，毛泽东回答黄炎培之问，说到的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为解决“有治人，无治法”问题，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答案。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了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完全是一体的，一方面二者共同构成内外约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只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政治秩序，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无法以其先进性、以其高度觉悟来组织动员人民，也就没有了代表性，而不成其为共产党，正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同样，中国人民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旧中国一样的一盘散沙，也不成其政治学意义上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代表的是社会，第二个答案代表的政治。社会与政治之两端也就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在于德性社会、德性政治的连续。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起责，正是中国德性社会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党的自我革命则是中国德性政治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党纪严于国法，强调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共产党的心学，强调党员的修养，这些就是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学“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学。

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就是保持中国文明传统所说的“可大可久”，其中有中国现代的新“可大可久之道”。中国文明连续性背后是德性政治、德性社会、政治社会高度融合的“可大可久之道”。

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关乎的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两千五百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关乎的是文明秩序的问题，而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在于文明秩序。所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层支撑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由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黄炎培之问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张之问，二者获得了内在统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得到破解。

孔子回答子张之问，解读周代文明是对夏、商文明的传承发展。两千五百多后的今天，温故而知新，需要有子张之问、孔子之答的文明连续性的自觉意识，来真正整全性地全面、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新时代。

为此，需要全面、通贯地理解七十多年新中国史、百年党史，还要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而再往上理解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史，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明；还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国文明，以至八千年前中国文明之起源，这就是通史之为通史的上下节节贯通的“通识”所在。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