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淼：投资于人，释放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全民共享的“消费社会”模式。从主体看，它是消费者偏向的，要通过持续的消费升级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从机制看，消费的提振既表现为持续的消费能力（有稳定收入保障），更多样的消费选择（良好的消费品供给和消费体验感），还表现为强劲的消费信心（消费者对经济环境、个人状况和支出的乐观程度）。从内涵看，它不仅体现为消费的绝对规模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增长，更体现为消费升级，尤其是服务消费的比重逐步上升，质量稳步提升，在体验经济中创造体验。只有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共享，才能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只有更高的人口质量，才能提升创新能力，促使经济向更高形态迈进。“物”的质量和“人”的质量同步提升、相互促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动力。

根本之道

在消费市场的需求、供给和信心三因素当中，消费需求内生于消费者个体的自主选择和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又与持久收入相关。一次性的刺激消费政策，只是暂时改善居民的购买力，并不能带来居民购买力的持久改善。消费更多的是经济体“内生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决策、自主选择的结果。政府不能替代消费者做出是否购买消费品的决定。

持久收入的提升是一个“慢变量”，需要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调整。居民如果暂时扩大当前消费，必然会减少后一阶段的消费，这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在持久收入未有提升的条件下，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实质是以当前消费挤占未来消费，“挤出效应”明显。同时也不难理解，面对分散化的消费个体，大规模刺激消费政策不仅社会成本会高于社会收益，还会引发价格信号失真等风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消费方面难有作为。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善制度环境、优化实物和消费品供给，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政府也可实施就业优先的宏观政策来实现增收和稳预期。毕竟，消费者的自主消费能力源自可支配收入，消费信心源自确定的收入预期，归根到底须以稳定的工作为重要保障。因此，经济政策宜转换思路，转向供给面的角度，通过放松经济管制，增加服务供给，扩展工作机会，稳定收入和未来预期，并着力降低宏观税负和居民负担，将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这才是稳定消费和实现消费升级的根本之道。

策略思考

其一，放松管制，优化服务业供给，扩展就业。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着以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其间，服务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消费涵盖餐饮家政、交通出行、养老托育、信息通信、文化旅游、体育休闲等领域，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46.1%，符合国际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服务支出占消费45%比重的经验阈值，服务消费正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和主要潜力。

消费的本质是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使用和精神体验，其需要借助于有形和无形市场才能实现。与实物商品的标准化、可贸易不同，中高层次服务消费大多具有“主体不可分割性”和“地域性”特征。它在国际间则“不可贸易”或难以交易，但在一国之内却可以通过语言、标准和规则等的统一来实现地区间交易，达成规模经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的竞争已经非常充分，但服务业仍存在一些壁垒，部分领域因缺乏竞争而低效低质，使得这类服务竞争有限、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者的选择。

因此，应深化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动关键领域的价格改革，打破行业壁垒，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以此扩展就业机会，推动优化服务业供给，提升竞争性供给的量与质，降低中高层次服务价格。尤其要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关的事业单位或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相关行业，以激发各类资本活力，提高服务业供给和吸纳就业能力。这是通过降低市场摩擦和制度成本来实现消费升级，乃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突破方向。

其二，增收减负，提振消费者信心和支付能力。居民净财富流量或者可支配收入，由国民财富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决定，是居民各项收入减除了必须支付的税收、利息等支出后的剩余部分，也就是在要素报酬和税收与转移支付之后剩余的部分。同时，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以购买力衡量的收入）与利率、通货膨胀等也都有关系。当然，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最为重要的是包含税负与非税的宏观税负率。这一指标也就是经济主体的社会负担。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可归纳为政府主导下的赶超模式，通过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这种模式下社会财富偏重“国家积累”和“生产者积累”。相对较高的宏观税负率，制约着居民的消费能力。对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尤其值得注意。需要加快通过财税体制、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广泛改革，来显着降低居民的宏观负担，从而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激活社会活力和消费能力。

居民负债及利息支出，也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宏观部门宜通过多渠道政策来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此显着增强居民的购买力，实现居民长期消费能力的提升。另外，要积极完善、推进个人破产制度，可对破产申请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同时促进他们重启个人资产负债表。

其三，投资于人，拓展新消费，实现人口质量提升。社会投资，也叫社会权利投资或社会责任投资（简称SRI），是以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社会公义、地区贡献、行使股东权利等为目的的投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跃迁，国民的人力资本提升更为迫切，人居环境、保健休闲和知识支出等中高层次消费的扩展，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相关的权利保护，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调整政策，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促使各类资本从“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比如科教文卫体，以及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与幼儿照顾、社区建设、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投资。这些领域将是未来“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应注重劳动者职业技能持续培训，拓宽教育培训渠道，通过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来提升就业质量，通过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夯实“消费型社会”的基石。

我国正迈过中等偏上收入区间而向高收入发展阶段攀升。当前，我国社会大致处于以家庭大件耐用品为中心、求大求多的“第二消费时代”，并正向以私人需求为中心、个性精致的“第三消费时代”演进，同时中国社会还具有以简约与共享为核心、返璞归真的“第四消费时代”的一些特征。种种信息都显示我国消费者偏好已变得复杂多样。在当下外需受抑、消费重要性更加凸显的大背景下，从供给政策角度来实现稳消费与消费升级，当是一个可行思路。只有放松服务业管制，创造就业，投资于人，减负增收，释放服务经济的“无限需求”，才能优化消费的数量品质和价格，增加居民持久收入，增强消费信心，转向全面分享的消费型增长，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目的，也是国家发展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