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拜登上台时，曾有人认为他会实行所谓“ABT”（All But Trump）的对华政策，但结果并非如此。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现在特朗普复归，有人担心他会采取“ABB”（All But Biden）的对华政策，全盘否定拜登的对华政策，重起炉灶，进而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但从目前迹象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而且可能带来的变化也未必都对华不利。
特朗普再次执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复杂且富于弹性，很难简单概括。他要推翻拜登的对华政策并不容易，也没有必要。拜登政府正在利用政权交接的机会，大力兜售其印太及对华战略遗产。尽管拜登和特朗普风格迥异，但他们的对华政策共性大于分歧。沙利文、布林肯、坎贝尔等人试图向特朗普国安团队阐述一种政策基调：美国与中国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但这种竞争应是可控的、有管理的，不会导致大规模冲突。
坎贝尔认为，下届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政策连续性将大于其他地区，包括美英澳三边同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机制都会存续下去。双方外交团队在限制关键技术流入中国军事领域方面也形成了共识。
特朗普为自己的再度执政设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如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以哈冲突等。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中国的合作。他在社交账号上呼吁俄乌尽快停火和谈，并特别指出“中国可以帮忙，世界正在等待”。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特朗普称只要中美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虽然言语上忽冷忽热是他的风格，但在诸多国际难题上需要中国协助的情况下，他对华不太可能采取僵硬的强对抗政策，而是会为双方可能达成的妥协留出空间。
目前，特朗普的外交国安团队主要是对华鹰派，但这不等于内部完全没有制衡强硬派的力量。尤其是他引进了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体制外力量对付华盛顿的官僚机器，即所谓的“深层政府”。此举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是这些体制外力量在对华政策上对鹰派形成一定的制约。马斯克的电车品牌特斯拉在中国设有超级工厂，而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政府临时拨款法案剔除了共和党议长约翰逊想要加塞的对华投资限制，这可以说是温和派的一次小胜。
对华鹰派在多大程度上能实施反华理念和政策议程，还要看特朗普的意思。超级反华鹰派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候选人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格外谨言慎行。他表示制定外交政策的是特朗普，国务院只是执行总统的政策。对于遭到中方制裁一事，他也低调表示一定能够找到接触中国的解决办法。
特朗普再次执政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远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与第一任期相比，我们将面对一个更为老练、更有弹性的特朗普。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特朗普，而不是拘泥于过去的思维定式。
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应当避免一些认知误区。例如，把他的外交政策简单定义为“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特朗普确实强调“美国优先”，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只关心美国本土利益，不关注海外利益。他还提出三大领土主张——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显示出扩张主义倾向。一旦被手下的反华鹰派说服台湾地区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攸关美国国家安全，他可能会叫嚣要把台湾地区收入囊中，尽管这很可能只是其“狂人战略”的一种手段。
我们习惯于把特朗普看成是一个交易型总统，似乎只要开出好的条件，给足甜头，他就可以不顾价值观，不管盟友，甚至撕毁协议，与任何人达成交易。其实不然，在其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他就曾表示：“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过好日子……我想要创造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一些值得付出巨大努力的东西。”尤其是特朗普2.0，他会更多考虑自己的历史定位和遗产。
特朗普自诩为“和平使者”，尤其反对美国卷入各种消耗巨大的战争和冲突。在胜选演说中，他承诺不仅不会发动战争，“还要制止战争”。在美国深度介入的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一改第一任期中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态度，声称只要伊朗不寻求核武器，“我们会（对他们）很友好”。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完成前任们都无法完成的使命，在中东开创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2.0同样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不相信特朗普能和中国达成“大买卖”，因为中美战略竞争完全看不到终局。但对于这样一位胜利驱动型的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什么比达成政敌所无法企及的伟业并因此名垂青史更令他愉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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