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以高速性、通用性、智能性和交互性的颠覆性特点，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技术变革交织的当下，应当用系统思维剖析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冲击。既要重视国际格局变化中传统安全受到的冲击，也应警惕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下非传统安全风险，甚至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也应被纳入考量。
当前，权力博弈从战略决策到军事竞争，从经济发展到话语权建设都有人工智能的介入。这就使得权力分配形式趋向数字化、结构化、扁平化。国家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正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特别是技术的不正当使用已经开始改变战争形态。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技术的发展和军事目的结合起来，相互作用，变革就会随之产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大削减战争成本，并为军事技术、战略分析、信息搜集等诸多领域提供新的模式与路径。军事装备日益精确化、智能化、无人化、远程化发展，战争形态日益向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与军事行动相互交织的复杂趋势演变。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所带来的风险和伦理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相对“自主”也导致了诸多问题，比如自主武器系统导致的战争伦理问题。科技发展引发的军备竞赛无疑会给国际安全局势注入不稳定因素。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增加了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博弈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当前，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在技术整合和研发方面的优势超过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可以在多国进行经营实现“风险分散”，以至于无须政府或国家力量支持就可以形成庞大的“网络社区”。尽管这种情况稍显极端，但这一可能与非国家形态权力集团结合带来的安全风险值得关注。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对国家如何破解公民“信息茧房”、如何治理虚假信息、如何引导公民形成正确认知提出了紧迫且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技术对认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作用于舆论和宣传层面，进而逐渐影响人们的思维。舆论宣传能力不仅会影响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在引导公众心理方面产生巨大作用。舆论是话语的表现，话语隐藏着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在意识形态竞争胶着的国际态势下，亟须重视人工智能与舆论宣传相结合产生的负外部性。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官方组织和媒体入驻社交平台，网络逐渐成为舆论宣传的主要媒介。这意味着个体的主观意见表达更加容易，公众与政府信息交互渠道更加多元，甚至跨文化交流更加迅速、频繁。而在讨论与传播过程中，信息造假情况成为一种常态，这既给公众接受和筛选信息带来困境，也影响政府部门获取民意的准确性。虚假数据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混乱和无序”，如果这种认知影响被用作国家间竞争武器，其后果难以设想，意识形态撕裂、操纵、解构风险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两方面。社会生产力飙升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成为必然趋势，生产关系、政策法律的适配性滞后导致社会问题加剧。在国家间关系中，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产业回流，加剧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进而加剧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差异。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分析数据，还可通过接收文本、图像、音频的输入按需输出各种类型数据。在社会运行方面，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能力给科研、学术、传媒、司法等领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国际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扩散也增加了跨国犯罪和反恐行动的难度。技术获取门槛的降低、数字资源的快速流动，促使非法组织制造高隐秘性、大范围的犯罪活动。
人工智能引发的人类身份危机也开始受到关注，人类主体性存在或将面临挑战。人工智能算法逻辑可以广泛收集使用者数据，屏蔽或筛检信息进行精准推送和观点引导，降低使用者自由获取信息和思考判断的能力。碎片化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将收集的数据转化为海量同质化信息反蚀人类社会，造成人的信息空间扁平化、单一化。新型人机文化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应当思考如何平衡其与人类文化的张力。
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前沿的颠覆性技术，已经成为诸多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在极大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主体性和工具性作用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也是多元复杂的。因此，需要以系统的思维构建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以应对时代变局下的技术变革。既要提升国家自身技术能力，也要增强国家间战略互信；既要发挥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也要迅速建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既要提升人工智能知识普及，也要强化认知引导。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服务。
作者：肖晞（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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