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实现方式，是顺民心、从民欲的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促进消费一直是我国众多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安排，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的转换，消费在我国经济循环中的作用愈加凸显，为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提供着有效支撑。
消费偏弱问题有待破解
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齐相管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鼓励消费特别是富人消费，从而发挥促进民生、繁荣内需、刺激就业、扩大生产作用的经济思想。一些观点如“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要“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俭则伤事”，“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瑰宝。
为鼓励消费，管仲甚至提出“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吃煮蛋之前要在蛋壳上先加雕绘，烧木柴之前要在木柴上先加雕刻）这样极端的比喻来论证鼓励高端消费乃至奢侈消费的思想。同时，“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的思想和实践，也是缓解贫富两极分化，促进社会财富流动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以节俭为纲的治国思想中，管仲鼓励消费的智慧可谓独树一帜，不论是对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还是对于当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促进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改变了过去重积累、轻消费的传统发展观念，对消费的供需两侧，即消费品的生产产业和居民消费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都大大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迁，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从支出法GDP看，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从2013年之前十年（2003-2012年）的52.7%提升至2013年以来十年（2013-2023年，剔除2020年疫情暴发年份异常值的影响）的54.8%，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则从2013年前十年的50.2%提升至2013年以来十年的61.8%。
尽管如此，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动力偏弱的问题仍然是长期困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老问题，消费发挥的作用离我们的预期仍然存在差距。一方面，纵向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部门的比例偏低而政府部门比例偏高，且居民部门占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横向看，我国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相比国际水平仍然偏低，虽然在消费占GDP比例整体提升的带动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有所上升（2023年占比39.6%，而2010年最低时占比只有34.9%），但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超过50%，即使考虑到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的时期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要低很多。
“三无”问题的成因和破题思路
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收入预期下降，财富水平特别是房产和资本市场存在波动，再加上通胀水平较低等因素，共同制约居民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当前，要提振消费，必须坚持系统发力、分类施策，深入研究制约消费的不同问题，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具体来看，促进消费关键是要着力破解“无力消费、无意消费、无法消费”的三大问题。
“无力消费”问题，是指由于收入、财富等预算约束，使得居民没有消费的经济能力的问题。要破解“无力消费”问题，从总体上看，关键是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总体稳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增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增强财富效应。从结构上看，关键是要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居民医保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降低预防性储蓄挤占居民消费。从价格上看，对一些消费品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降低消费品实际价格，缓解预算约束对消费的制约，还有一些消费品比如汽车存在较高购置税（消费税），对于税收的减免措施也可起到刺激消费作用。
“无意消费”，是指有足够收入、财产等消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意愿的现象。“无意消费”的问题更加复杂，既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从而不愿消费，也可能是因为在低通胀的形势下，由于判断产品价格（或者说消费成本）可能进一步下跌而推迟消费。要破解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的“无意消费”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提供更高品质、更新体验的产品和服务，来创造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支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等方式的消费升级。要破解预期消费成本将下降而推迟消费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特别是消费政策支持力度，避免“轻踩油门急刹车式”调控，做好预期管理，提高社会通胀预期，避免形成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将进一步上升、消费成本将进一步下降的预期。
“无法消费”，是指既有收入、财富等消费能力支撑，也有消费的意愿，但是由于公共政策限制等一些因素，使得出现无法消费、有钱没地花的现象。公共政策限制导致无法消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对一些消费的限制购买和限制使用上。例如，国内部分城市存在对汽车的限购政策，房地产领域也仍然存在很多地方性的限购措施，农村则往往存在对农户自建房的地方性禁限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限制直接约束了居民投资和消费潜力的释放。除了直接限制购买，还存在一些消费品使用的限制措施。例如，很多城市的河、湖等公共水域以安全为由禁止居民开展划船等休闲活动，这自然限制了皮划艇等产品的消费。要破解“无法消费”问题，就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清理对消费和投资的不合理的限购、限用等措施，探索政策有无改进、优化空间。要避免政策“一禁了之”，做到“明令禁止”和“明令允许”相结合，而不是单方面只强调禁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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