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深化越文化研究的四个维度

区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点与热点，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不少就是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如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的齐鲁文化研究院，就是例证。越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由于其时间跨度久长、内涵厚重丰富、构成系统综合、研究队伍健全、多方关注重视，其后劲是巨大的，其前景也是乐观的。换言之，越文化具有悠久性，自先秦至当下，延绵不断、生生不息；富有多样性，治国方略、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百姓实用等等，皆有创获、均富贡献；它所呈现的方式也拥有独特性和综合性，既有考古发现的实证，更有文献记载的揭示，既是故纸堆里精英文化的展现，也是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的浓缩；形而上之道的内涵固然丰富多彩，形而下之器的特征同样引人入胜。因此，对它开展深入的研究，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乃是十分必要的。

我于越文化的研究是外行，这里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一般规律与方法考虑问题的角度，来简单谈一点个人对深化越文化研究的粗浅认识。今天在座的才是真正的越文化研究专家，所以，我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诸位的批评指正。

第一，从整个中华文化构成与发展的宏大视野，来认识和把握越文化的源流、内涵、性质、价值、地位与影响。就地域文化特性而言，越文化所体现的连贯性、整体性、综合性、多样性、丰富性，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史前时期即已起步，中国作为世界上原始农业的发源地，河姆渡遗址就是稻作农业的一个典范(半坡遗址则为黍作农业的典范)，自此之后，越地文化就生生不息，代有相传，一以贯之，异彩纷呈。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应该从国家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脉络和大趋势角度切入，来认识越文化的历史地位。认知越文化既是区域文化，但同时也是国家主体文化的重要构成，它在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这种地位的造成，不是偶然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历史大趋势，使得越国进入全面崛起的快车道，使越国势力横行于淮、泗之间，越王勾践也因此而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位霸主。越文化的基调与品质特色从而明确成型。越文化的后续发展，则与江南地区的几次开发密切相关。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初步开发，为越地的起步奠定基础，东晋南北朝的江南开发，南北方文化的互鉴与交融，使越文化走出单纯“尚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其内在蕴涵的人文精神得以跃上新的台阶；安史之乱后南方的和平与进步，催化了趒文化圈的进一步扩大；而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也让宽泛意义上的越文化一步步走到时代舞台的中央，扮演了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主要角色。所以，我们今天的越文化研究，需要跳出单纯区域文化研究的窠穴，而要把越文化看成是整个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格局决定高度，这样，越文化研究的整个起点就不一样，就能占领制高点。

第二，要扎实推进，尽量避免研究上的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要简单化套用概念，偷赖贴标签。将什么文化精神笼统概括为进取、包容、自强不息、创新之类，这类特色，其实用在那个地域文化的身上都不会有大错，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很容易流于表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所以，这种花团锦簇的宏大叙事不能没有，尤其是在研究起步伊始，需要动员，需要造势的状态下，它能够发挥阶段性的作用。但是，这类做法，也不宜太多，太多了，就会产生审美疲劳。说到底，这种做法，属于宣传，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提玄鈎要，烛隐甄微，则是研究，宣传与研究是两种路子，不可混淆。两者各有其用，宜分兵合击，相辅相成，共生互济。既要有专精的着述，让学界认可，也要注重普及，使民众有最大的参与。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必要的理论归纳与提炼。例如吴光先生曾指出：浙学基本精神，可以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大名言来加以形象的概括，这5位历史人物中，绍兴籍的，也就是正宗的越地人士，就占了4位，由此可见，所谓“浙学”，也就是广义的“越文化”，它的表现形式或许具有多样性，但核心精神应该说是相对明确的，有其稳定性，即吴光先生所概括的“民本、务实、批判、兼容、创新” ，不是说别的区域文化没有这些特征，只是越文化中这些要素显得尤为鲜明。看看勾践当年为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物质准备与精神准备双管齐下的做法，其中所体现的“务实”精神，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另外，在越文化的研究中也要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与方法，如对勾践的评价，既要充分肯定他执着理想、坚忍不拔的“胆剑”精神，也要指岀他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做法的负能量，因为这突破了道德底线，是容易教坏人心的。必须有所警惕和批判，新时代的“胆剑”精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全新的超越。

第三，宜积极“预流”，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越文化的研究，过去比较注重凭借文献资料来开展，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献对历史的记叙，往往是追述性的，且不乏虚饰的小说家言，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对吴越战争的叙事，不少就属于故事的范畴，是层叠累积的历史书写，只有相对真实与逻辑真实，不宜完全视为“信史”。这种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否定。所以，现在学术界更加注重对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利用。像过去的教材，有“远古的传说”一课，但今年刚刚出版的统编教材《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则改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通过借助考古发掘的新资料，说明问题。因为，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当时人类活动的直接遗留，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多学科的方法，可以从古代遗迹遗物中提取出各种丰富的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和衣食住行的历史信息。因此，考古学是科学、系统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学科。远古传说是人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过人为加工和代代相传而形成的历史信息。虽然传说因为年代久远，事实并不准确，但经过历史的筛选和积淀，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品质，是我们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键，对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体现了研究范式方面的新趋势。所以，我们的越文化研究，也要跟随这个学术大潮流，更多关注与投入于考古发掘与实物参证(档案)，以弥补文献记载上的局限，从而在研究重心、研究方法与范式方面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第四，扩大平台、整合资源，打造队伍，优势互补，使越文化的研究和利用得以更上一个层面。当务之急，要在绍兴文理学院逐次恢复与重建历史学专业和哲学专业，这关系到两个学科门类。有了专业，才能逐渐积聚人才打造队伍。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做好文史哲研究力量的整合，做好依靠在地力量和利用区域之外智力资源的整合。设立更多的越文化研究课题，向全国招标。与媒体合作，开展传承和弘扬越文化的各类活动。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要造势和任势，即积极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利用有利的态势。同时需要注意越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功效转化，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民众。编写越文化为主体内容的乡土教材，让越文化进入学校、进入课堂，对孩子感化挹注，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我们知道，文化不是学的，而是“熏”的。绍兴之所以文脉不断，人才辈出，说到底是臭豆腐、梅干菜、加饭酒的混合味道熏出来的。另外，我也认为，古代越地文化固然重要，但近现代在古越大地上生活与奋斗的绍兴人物与文化更有研究与宣传的迫切性。因为人们对这些人和事更会有亲近感。像教育家蔡元培、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数学家陈建功、农学家金善宝、气象学家竺可桢、园林学家陈从周、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马一浮、金岳霖、民主人士邵力子、文学家刘大白、夏丏尊、人口学家马寅初、还有蒋梦麟、罗家伦、何燮侯、马叙伦等，过去研究与宣传偏弱，但这些人都参与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书写，有必要成为我们下一步关注和投入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