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忠：清华简《成后》与西周早期政治

清华简第十四辑所收的《成后》篇共由9支简组成，是一篇已经佚失两千多年的珍贵典籍，与西周前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整篇简文内容典雅古奥，语言风格与史墙盘有些近似，不易索解，加上多支简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更增加了释读的难度。

“文奠禹浚”可能是指周文王的业绩

《成后》简的第一支中有“文奠禹浚，甸度从则”之语，颇让人费解。对于其中的“文奠”，整理报告曾给出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讲尧的功绩；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指周文王事迹。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本篇简文是从“成后念往”亦即周成王回顾往昔入手，讲述了周人是如何建邦立国，历代周王又是怎样勤勉从政、任用贤臣、安邦保民的情况。我们知道，周人虽然是在武王时才灭掉了商朝，但是真正确立灭商格局的则是武王的父亲文王。因此，在周人回顾和讲述自己的开国历史时，都不约而同地从文王开始讲起，如《尚书》中的《顾命》《文侯之命》诸篇，《逸周书》中的《祭公》篇，出土金文中的大盂鼎、史墙盘、逨盘、毛公鼎，等等，全部都是这样一种叙述模式。

如果我们结合周人这种固定的历史思路来分析，“文奠禹浚”很可能就是在讲周文王的业绩。“文”指的是周文王，“奠”训为“定”，奠定；“禹浚”从字面上看是讲大禹治水，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时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当时的天下划分成了九州，这里的简文是借用“禹浚”来表达九州也就是天下的含义。因此“文奠禹浚”一句讲的是周文王已经奠定了掌控九州（亦即天下）的实力，其含义与逨盘的“奠四国万邦”、禹鼎的“奠四方”或者曾侯与编钟的“抚奠天下”相类似，是对周文王时期周人实力的充分肯定。

关于周文王统治时期周人的迅速发展情况，在《论语·泰伯》中，孔子曾有一句着名的概括：“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周文王的有效治理下，周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商朝，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取得了对殷商的绝对性优势，“文奠禹浚”就是对周文王成功治国的一种充分肯定。但是，当时的周文王仍然恪守君臣之分，并没有对商朝发动最后一击以取而代之，所以孔子称赞周文王具有“至德”，而这也是我们理解“甸度从则”一句的关键。这里的“甸”当训为“治理”，而“度”义为“揆度”，“则”就是规则、原则。“文奠禹浚，甸度从则”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文王已经具备了统治九州的实力，但他治理国家和揆度事情仍然遵循既有的规则，即仍然臣服听命于商，而这也就是他被孔子誉为“至德”的原因。

《成后》篇第一支简的后半部分缺失，影响了全文的解读，但是从第二支简所说的“咸戡不服”来看，缺失的内容应该属于讨论周武王的部分，重点是在讲武王翦灭殷商，戡定四方，成为天下共主的事迹。这也是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所总结的“武王大败之，成厥功”的内容。简文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政治形势的描述，应该说是非常精当的。

“今后”可能是周康王

先秦时期的“后”，常常是指国君。整理报告已指出，文中的“成后”指的是周成王，显然是正确的；不过，简文后面另外有一句“高宠今后”，整理报告认为这里的“今后”也是指周成王，对此我们有一点不同的想法。

我们知道，周初已经开始实行谥法，文王、武王、成王中的“文”“武”“成”等称谓皆为死后之谥而非生称（参见李学勤《金文与西周文献合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18—219页）。清华简《成后》一开始就说“成后念往”，已经提到了周成王的谥号“成”，这说明当时周成王已经不在人世；因此，简文后面所说的“今后”就不太可能是成王。因为“今后”是目前在位的国君，是不可能有谥号的，如《古本竹书纪年》和《世本》中所说的“今王”，情况即是如此。按照周人当时的叙述惯例，这里的“今后”更可能是成王的儿子周康王姬钊，这一点对照西周时期的史墙盘和逨盘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史墙盘作于周恭王时，前面追述了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业绩，然后称当时正在位的周恭王为“天子”；逨盘则历述自己先祖辅佐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诸王的经过，然后也称当时在位的周宣王为“天子”。《成后》篇的叙述，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进行的，以“成后念往”回顾历史为切入点，先讲文王、武王，再讲成王，最后是论述“今后”，也就是周康王。

如果我们推测不错的话，这篇简文很有可能是周康王时的一篇文献。可以与《成后》篇相对比的，就是《尚书》中的《顾命》篇。《顾命》的前半部分是周成王的临终遗言，其中回顾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建国历程，以及自己嗣守文、武大训，勤勉治国的情怀，希望自己的太子姬钊能够继承发扬文王、武王的光荣传统，燮和天下。而周康王在即位后也向大臣发表诰命，其中回顾了周朝先王们的伟大功绩，希望群臣能够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好国家。《顾命》篇的内容与清华简《成后》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不排除该篇是周代史官根据这段历史故事所进行的创作。

“度”与西周早期的治国理念

清华简《成后》中总结了西周早期诸王的治国理念，如任用贤臣、实行德政等，其中对于“度”的强调也很值得我们重视。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甸度从则”之外，简文中还有多次提到了“度”，如“规度四荒”（第4简）、“文武受度”（第5简），十分显目。

“度”意为揆度、测算，是一个动词，同时也可以表示经过揆度和测算后所确立的标准、规则和准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道。我们知道，《逸周书》一开始是《度训》《命训》和《常训》三篇，据说它们就是由周文王所作，其中的《度训》和《命训》篇极其重视“度”的作用，如《度训》篇言：“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命训》篇还详述了六种“度至于极”的情况， “极”指的就是“中”或“中正”，六极就是六种最好的“中”或“中正”状态，它们需要通过反复的揆度和测算才能够实现。清华简《成后》说是“文武受度”，这与周文王作《度训》的传说显然是相一致的。而《大戴礼记·少闲》篇称“文王取人以度”，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所告诫的“中”的理念，加上《成后》篇“规度四荒”的论述，这些无不在提示我们，西周早期的治国理念中，“度”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和意义。

周人所说的“度”，其目的是要求取中道，后来儒家将之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中庸之道，《论语·雍也》篇载有孔子的名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的“民鲜久矣”也预示这一理念曾有着久远的历史。按照《论语·尧曰》的说法，尧把君位禅让给舜时，就曾要求舜要“允执其中”，后来舜也是这样来要求大禹。2009年清华简《保训》公布时，李学勤先生就曾指出：“尧、舜、禹的传承都讲到中道，这和《保训》的思想似乎有一定关系”（《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现在再联系到清华简《成后》篇“文武受度”“规度四荒”的论述，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西周早期的治国安邦历程中，“度”也就是求取中道的理念曾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