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志闲：反思全球大学排名体系缺陷与不足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大学排名已演变为衡量学术实力、学生家长择校的“黄金标尺”。这种数字量化的评价体系不仅重塑了高校的发展轨迹，更深刻影响着各国教育政策走向。当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榜单成为择校风向标和政策指挥棒时，学术界对排名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也引发一场关于高等教育本质价值的重新审视。围绕全球大学排名出现的原因、影响、存在的缺陷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奥布里·道格拉斯（John Aubrey Douglass）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概率论及网络安全学系副教授德米特里·科切特科夫（Dmitry Kochetkov），请他们就排名体系背后的运行逻辑与现实困境、高等教育评价的革新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质量评估到数字竞赛

谈及为何会出现全球大学排名时，道格拉斯告诉本报记者，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寻求用一种方法来评估其不断扩大的大学网络价值和质量，全球大学排名由此产生。这背后蕴含着对本土高等教育机构相较于来自美英顶尖学府竞争力不足的深切忧虑，同时，这一趋势也反映了21世纪初人们日益认识到，大学作为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流动性关键驱动力的角色，以及对于大学在此方面贡献不足的反思。

科切特科夫认为，最初大学排名作为营销与基准工具而生，也许后者是其主要目的。随着东亚国家开始实施“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s），旨在提高大学的研究质量以及“世界级”地位，将“赶超哈佛”的任务量化变得尤为重要，大学排名由此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

家长依据榜单择校，政府依据排名指标分配资源，大学依据排名制定战略，教授与研究人员虽然对排名持批判态度，但是职业选择亦深受大学排名影响。这种“数字暴政”导致学术生态出现结构性扭曲，期刊数量激增伴随质量滑坡，引用指标膨胀稀释了学术价值，量化崇拜正在消解大学的核心使命。二十年间，全球大学排名已成为一项超级指标，科切特科夫表示，所有大学活动都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排名来概括，这样的想法存在问题。

道格拉斯也认为大学世界排名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排名、政府部门以及大学的关注点多聚焦于有限的、具有局限性的研究成果数据，如期刊出版物和引用指数。这种倾向促使政府部门设定了提升院校排名至全球前100或类似的目标，并通过政策改革激励院校和教师在出版物与引用上获得更好的表现，这就使得期刊数量激增、无意义引用泛滥，并令这些本就有限的、能够衡量大学工作效率、质量与创新能力等指标的价值在下降、实际意义缩水。

排名指标体系存在缺陷

道格拉斯认为全球大学排名的考量因素并不全面，过分聚焦于狭隘的数据与声望等级，忽视了大学在教学、研究与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引文索引也偏重科学与工程学、同行评议期刊（尤其是美欧英文期刊）及特定的品牌大学，这些大学在声誉调查、诺贝尔奖得主数量等学术地位指标上始终名列前茅。然而政府与众多大学对这个指标数字过度依赖，也忽视了社会需求，因此国家开始通过问责制的形式影响大学，进而改变教师行为，推动大学在排名中取得进步。最终导致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大部分政策与资金分配均围绕排名展开。

道格拉斯和科切特科夫不约而同都谈到了大学的“使命”。两位专家都认为，大学肩负教学、研究、知识生产、公共服务与社会影响等多重使命，这些使命难以量化且缺乏可靠数据。

道格拉斯表示，QS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虽试图纳入社会影响或大学“国际化”等变量，但这些变量多依赖机构报告，然而机构报告也很有可能存在偏差。科切特科夫此前的研究表明，多数文献对排名持批判态度，质疑集中于五大领域：排名方法存在技术错误，透明度与可复现性不足；绩效指标不全面，过度偏重科研产出；存在地域、语言与地理偏见；高等教育的国家与机构的自身特点；营利性排名机构与高校间存在不当关联。研究特别警示商业排名机构的利益纠葛，全球多数排行榜由营利机构编制，通过数据销售、咨询服务、订阅收费等方式牟利。科切特科夫表示，排名编制方仍采用积极促销手段推销产品，当排名编制方与大学有合作，例如提供咨询、分析或广告等服务时，利益关系或导致排名失真，科切特科夫提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戈尔·奇里科夫（Igor Chirikov）的一项研究，其结果显示2016—2021年间接受QS咨询服务的28所俄罗斯大学，排名跃升幅度远超国家统计数据反映的实际发展水平，可见排名中存在偏见与不公。

多国专家支持科切特科夫的观点，例如英国教育机构专家也认为大学排名并不总能正确反映一所大学的水平、实力、研究甚至教学能力。也有专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阿塔·拉曼（Atta-ur Rahman）观点略有不同，他提出平衡视角，承认排名的价值，如为学生提供全球大学的全面评估，让学生对教育质量、师资力量、研究成果和整体声誉有综合了解，帮助学生作出申请决策，确保选择的院校符合自己的学术能力与职业抱负。大学排名系统也能使各院校以本地以及全球同行的表现为基准，创造良性竞争，督促院校持续优化战略规划。同时，他也承认大学全球排名确实存在缺点与局限性，警示其过度侧重科研，可能会掩盖教育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和全面发展等。另外，他还提出，排名方法往往依赖有限的标准和数据来源，这可能导致评估不完整，甚至存在偏见。

从指标崇拜到价值重塑

一些知名大学开始退出排名，如瑞士苏黎世大学不再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提供数据。苏黎世大学媒体专员库尔特·博登穆勒（Kurt Bodenmueller）表示，苏黎世大学之所以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因为该排名未能全面反映大学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广泛活动。排名对学术界的益处与影响长期存在争议。排名往往侧重于可衡量产出，这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如导致大学专注于增加出版物数量而忽视质量。尽管排名旨在全面衡量大学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因其将指标简化为分数并侧重于量化标准，故存在很多问题。

科切特科夫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排名充满挑战，因为太多人迷信排名，大学退出排名会带来较大风险。他表示，放弃排名已经超越了法律或政治层面，成为一场文化变革，即社会或特定群体在信仰、价值观、习俗与惯例上的长期演变。因此，他主张放弃排名应当是循序渐进的，他呼吁读者关注“超越排名”（More Than Our Rank）这一全球性倡议，旨在应对全球大学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与影响。

退出排名后应该怎样评估学校呢？面对这一问题，苏黎世大学曾发布报告，认为需采取更为细致的方法评估大学，需要重点关注证明大学卓越性的各种因素，衡量方法包括意愿调查、课程、出版物、创新、国际与国内合作等。

科切特科夫认为，每所大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例如，顶尖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常遭诟病，规模较小的大学则能提供独特学习体验或为解决地方问题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无法用统一标准来衡量所有大学。他表示，需要根据每所大学独有的使命来构建全面且个性化的评估体系，关注大学在学术、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成果。同时，他还提到，不应再将排名信息作为制定国家教育战略的依据，而是专注于评估大学对实现国家和全球目标所作出的实际贡献。

道格拉斯表示，如今需要让各院校拥有更大自主权与财政能力，以创建或维持自我完善与循证管理的内部文化。未来在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并有意义地提升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为此道格拉斯提出了“新旗舰大学”（New Flagship University）概念，为界定最具影响力、最优秀的公立大学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仅能审视亚洲顶尖公立型大学的过往历程，更能展望其未来发展。该模式为这类高等教育机构的目标与使命构建了更宏阔的认知框架。该模式强调，当代最具创造力和社会参与度的大学，其活动范畴与目标定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远超历史任何时期。若将当今绝大多数公立研究型大学（以及部分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的办学宗旨、资金结构、课程项目及利益相关方的期待，与50年前乃至20年前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差异非常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