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方苞“义法”说是桐城派的代表理论之一。然而，今人或执其一端，或望文生义，“义法”的全貌则未能通观。回到“义法”说的生成现场，针对清初的“曲附”“凿空”风气，方苞鲜明地反对虚夸溢美，主张言之有物。“义法”以“言有物”与“言有序”为两翼，方苞在《又书货殖列传后》中有着名论断：“《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张高评、任雪山、刘文龙等学者曾有一定阐述，“义法”作为方苞思想中最具标志性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皆有体现，而非困于古文理论一隅。分而言之：
一是经学层面上的“义法”。方苞精研经学，着《朱子诗义补正》《礼记析疑》《周官集注》等，曾任三礼馆副总裁。方苞认为六经、《论语》《孟子》是文章的根源，将经学渊源融入义法。此处之“义”指能反映经学内核的儒家礼义思想，方氏直言道：“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陈宏谋评价方苞的经学成绩说：“望溪经说，不惟经义开明，可以荡涂人心之邪秽，维持礼俗。”“法”指实现思想的具体手段，他不同于朴学家从名物典章着手的方法，而是继承宋儒解经之法：“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如方氏采用“义法”释《诗经》，评点《大雅·生民》说：“义法谨严，无一言虚设，是谓圣贤之文。”并认为此篇所述祭祀场景与《礼记》可以相互印证。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集中阐释了方苞经学意义上的“义法”：“《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诗·正月》篇曰‘有伦有脊’，‘脊’即义也，‘伦’即法也。《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左氏襄公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义也，‘文’即法也。”详细指出了经学层面“义”与“法”的分野。通过阐释由此可见方苞“义法”说的经学层面内涵。
二是史学层面上的“义法”。方苞尤其推重《春秋》《左传》《史记》，其史学意义上的“义”指微言大义，他在《书汉书霍光传后》认为：“《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也。”方氏进而举例说：“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着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这里的“常事不书”，即是强调传统史学思维中须简明扼要记录史实，从而以微言传达褒贬之义。“法”指史学着作中谋篇布局、选取史料的精当法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已提出“义法”之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春秋》强调属词比事，方苞认为司马迁《史记》发明了孔子删削《春秋》义法之说。方氏举例说明：“《史记》‘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此三语，着为留侯立传之大指。纪事之文，义法尽于此矣。”在方苞看来，文学意义上的义法实出于史学，他在《古文约选序例》指出：“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方苞的义法理论也得到万斯同、戴名世等人史学思想的沾溉，其义法追求在史学方面体现出以“义”制“法”的鲜明特色。
三是文学层面上的“义法”。方苞明确文学意义上的义法受到经学、史学的影响：“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径途，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从而“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进一步以古文义法指导时文写作，在时文与古文的关系上，方苞有所继承了明末清初的时文理论，一方面批评时文，一方面又不弃绝时文，虽严戒时文入古文，却主张将古文义法用于制举之文，即所谓“以古文为时文”，他编《古文约选》时说“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这一层面“言有物”的“义”指儒家伦理道德，进一步说是宋儒理论中的义理，作为古文家的方苞极力推重宋儒义理，他在《书删定〈荀子〉后》说：“吾观周末诸子，虽学有醇驳，而言皆有物。汉唐以降，无若其义蕴之充实者，宋儒之书，义理则备矣。”从而将先秦诸子之义接续到宋儒之义。“言有序”的“法”指以唐宋古文为楷范的文法，方苞尤其推崇文法中的“雅洁”之美，他在评论归有光的文章时，认为“其辞号雅洁”。“雅”指文章须古雅：“必高挹群言，炼气取神，而后能古雅，非然，则琢雕字句，为涩为赘，为剽为驳而已矣。”“洁”指遣词造句尽去浮词，达到简明澄清的境界：“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雅洁”是方苞古文艺术理论的重要论点，去陈言、求雅洁，实现“言有序”的文章法度，对桐城古文的气质形成影响很大。
全祖望评价方苞经术与文章兼顾，他认为古今宿儒，有好经术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经术，“唯是经术、文章之兼固难，……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几不愧于此”。方苞对“义法”的追求并不局限于文学上的成就，而是包蕴经学、史学、文学多个层面。而从宏观上看，“义”重在传承儒家伦理道义，“法”重在表现“义”的具体形式与方法，一体一用，二者相互作用。方苞对“义法”的追求既受清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规诫引导，又是其本人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体会，既影响到桐城派的理论建构，也反映出一种精神层面的思辨意识。
（作者：史哲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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