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明玉：古代通俗小说的两个视觉世界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存在两个视觉世界，一为图像的视觉世界，一为韵文的视觉世界。古代通俗小说几乎无书不图，存在“全相”“出相”“绣像”等众多插图形态，这些插图是通俗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参与了通俗小说的叙事，还建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视觉世界，如明人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所言“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在图像的视觉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由韵文（以赋赞为主）建构起来的内视觉世界。通俗小说散文叙事中也存在视觉性的描写，但远不如韵文描写那样集中，也远不如韵文描写的视觉性那样强烈。在古代通俗小说中，大量视觉性词语、短语如“但见”“只见”“怎见得”“怎生模样”“怎生打扮”等引导出丰富多彩的韵文描写，例如《水浒传》第十三回写杨志大战索超，为一段以“但见”为领词长达数百字的赋体描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但见：征旗蔽日，杀气遮天。一个金蘸斧直奔顶门，一个浑铁枪不离心坎……”这类以“但见”等词引导的韵文描写在通俗小说中频繁出现，已成为古代通俗小说的一种叙述程式，也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突出的文体标识。它们广泛涉及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人物、场景和风景描写，编织出通俗小说广阔而瑰丽的视觉世界。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就曾用“诗中有画”一语来概括《西游记》中的赋赞描写。在古代通俗小说中，两个视觉世界独立存在，表面上互不干涉，就其内里观之，则存在如下关系。

一是图生于文。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图像是刻工据小说内容刻成，先有文后有图，图生于文。具体而言，图既可生于散文，也可生于韵文。通俗小说插图多表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或关键情节，因而也主要依据散文叙事。早期通俗小说中的插图也常依据韵文叙事刻图，例如《三遂平妖传》卷二的宫殿图，《水浒志传评林》第一回的天子宫殿图、洪太尉遇虎图，第二回的王都尉府筵宴图都与文本中韵文描写相符，至明代通俗小说趋于成熟后，依据韵文叙事刻图的现象较少。插图的设置主要出于吸引读者眼球，调节阅读观感的目的，产生“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袁无涯刊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披其图而如见其人”（麦大鹏《绘图镜花缘序》）的直观、动情效果。但是这种图像性的视觉追求，却造成了图对文的偏离。图与文的媒介、叙述迥然有别，插图并非对文字的延续或复刻，而是再造，即从文字世界再造一个图像世界，因此“图溢出文”乃至“图逸出文”是“图生于文”的必然命运。在此意义上，图，生于文却区别于文。图与文的关系是差异化的互文而非同质性的复刻，两个视觉世界存在跨媒介的勾连又相互独立。虽然图生于文，但是图却不能取代文，文自有其表现“象”的领域和方法，这一方法即韵文描象，或曰以辞绘图。

二是以辞绘图。辞，本不能绘图，表现视觉形象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绘画、雕像等造型艺术，如西晋陆机所言“存形莫善于画”（见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但是，古人长期奉行“诗画本一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的美学准则，“线性的歌吟和空间的塑造”（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存在转换的可能。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图像只是“象”的一种具体形式而非全部形态。“韵”也并非只有语音这一物质外壳，它还是一种听觉形象（美国学者维姆萨特有“语象”一说），并由听觉形象引出视觉形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韵与象存在沟通、互仿的可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语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成为唐代以后中国美学的一个传统。这一视觉审美传统也存在于古代通俗小说中。通俗小说韵文描写以赋为体，魏晋时期成公绥《天地赋》曰“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赋长于描摹空间物象，使得韵文的视觉世界成为可能。古代通俗小说韵文描写展现出鲜明的图像性和视觉观赏性。图像性体现在韵文描写将人物、景物、场景当作图像来表现，精描细绘，大肆铺排，富有色彩和层次感，与散体白描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如画卷般的神韵和美感。如明代叶昼批评《水浒传》中关于人物“弓马刀剑”的韵文描写曰：“委曲次第，变化玲珑，是丹青上手。”（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又如《钟伯敬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一回写上清宫的“但见”叙述，眉批曰：“画出一个上清宫。”观赏性体现在通俗小说韵文描写的视觉引导性。说书人叙述者常用“但见”“只见”“怎见得”“怎生模样”等程式语，这些程式语都带有视觉引导性或暗示性，提示读者用视觉来“观看”小说中的画面。而明清小说评点家也频繁使用“如画”“一幅……图”等批语，折射出“观看”是通俗小说韵文描写的重要审美方式。通俗小说韵文描写的“以辞绘图”打开了一个“类图像”的视觉世界，但同样地，辞也并不能取代图像的视觉世界。辞与图存在互补关系。

三是辞图互补。所谓辞图互补，是指图像和韵文的视觉世界互为补充。在古代通俗小说中，插图不是对韵文描写的再现，韵文描写也并非对插图的描述。二者相互独立，同时又互为补充。明人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曰：“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辞与图各有特长，又各有不到之处。图像触目可得，为实见之象，明代钟陵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曰：“书林叶静轩子又虑阅者之厌怠，鲜于首末之尽详，而加以图像”，据此来看，插图具有弥补文字叙事之不足、调节阅读感受的功能。但图像是定格画面，缺乏灵动性和想象空间；韵文描写则需调动想象，为虚拟之象。韵文描写在效果上追求虚实相生，不仅写实象，也写虚象，如写美人多用花草、青山、云霞等譬喻，写英雄则用龙虎等譬喻，出实入虚，虚实相生。不仅能写静态之像，也能展现动态画面，但是却不能像图那样“随物赋形”。以眼观图，以心观象，是通俗小说视觉世界的两种展现方式，辞与图的结合与互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通俗小说的“风景”。

从根本上说，两个视觉世界的存在是古代通俗小说视觉审美传统的集中反映。“观物取象”是先秦以来的文化思维，“左图右史”是源远流长的阅读传统。象，始终贯穿于古人的精神文化追求之中。相比于古代知识分子“立象以尽意”（王弼《周易例略·明象篇》）的认识道理的目的，单纯为“动阅者之目”（王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的观象审美更符合小说读者的心理需求。从唐五代转变的按图讲诵，到宋元说话的“举断模按，师表规模”（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再到元明通俗小说琳琅满目的插图和俯拾即是的韵文描写，无不贯穿着“象”的叙事思维。古代通俗小说的两个视觉世界，正是基于此“象”的叙事思维而演成。此“象”之叙事思维用之于图则为图像，用之于韵文则为韵象，二者相为表里，共同折射出古代通俗小说独特的视觉审美意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韵文的视觉描写更能体现通俗小说的视觉性，因其作为叙事文字，本为通俗小说的本体与血肉。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对通俗小说韵文描写颇有微词，将之视为“陈词滥调”，折射出通俗小说韵文描写早已不符合小说史的发展潮流。但是，从视觉研究的角度对古代通俗小说韵文描写重新加以审视，亦不失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由可观之辞到可观之象）之新解。

（作者：陶明玉，系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