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及时落地在关键时刻缓解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这些政策包括面向投资和消费的需求端措施，以及稳房价、稳股市的措施。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化债政策。
进入202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国内需求不振等多重挑战，市场期待新一轮逆周期调整政策。当前有三个主要政策选项：一是继续从地方政府注入流动性；二是加力稳住企业，提振投资，稳定就业；三是用新的政策工具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认为，尽管这三个选项理论上都能提振内需，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面向居民端的政策是最优选择。地方政府的化债主要缓解了金融机构压力和金融风险，但对市场释放的增量需求有限。面向企业的补贴也可能因市场需求乏力而难以催生有效投资，反而可能加剧供需不平衡。只有从居民端入手，才能缓解目前经济结构中的供需失衡，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黄少卿指出，目前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局限性明显。这类政策由政府规定补贴品类，削弱了提振消费的效率，且补贴力度较小，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他认为，应发放同等额度的准现金券，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项目，从而更有效地刺激消费。
黄少卿强调，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虽有助于缓解金融风险，但并不直接提振内需。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改善后，若企业和居民支出意愿没有提高，资金仍会在金融机构间空转。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减缓有利于营商环境，但未必能推动大规模投资。因此，从居民部门入手是最优选择，通过消费带动企业库存减少，形成经营性现金流，进而促进投资和税收增长。
关于投资，黄少卿表示，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空间已不大，短期内再扩大投资会埋下长期隐患。未来应将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部门，特别是民营部门。此外，2021年的制造业投资高峰导致产能过度扩张，许多企业处于无利或微利状态。未来两年是通过财政政策拯救中国制造业的关键时期。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已有明显的宽松迹象，但资金难以有效投放到实体经济中。黄少卿建议央行加快降息步伐，引导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调。面对外部贸易形势变化，他认为关键在于调整内部供需结构，改善贸易效益。汇率政策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借鉴日本经验，明确宣示汇率区间，引导市场预期。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释放增长动能。这包括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厘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加强法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养老保险方面。黄少卿预计，在有效的改革政策措施落地后，中国经济增速可以恢复至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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