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桥：解决“卡脖子”问题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2024年制造业成绩亮眼——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我国工业基础稳、产业韧性强、发展潜力大，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不断加快。但不能否认，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仍未解决，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关系一：引进吸收与自立自强。

学习、借鉴、吸收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现阶段，更不能因为外部打压而保守、封闭起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开放合作可以汇聚全球智慧，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加速科研成果的产出，促进全球共享知识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全社会都要深刻认识到科技自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洋拐棍”是靠不住的，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现实的残酷冷峻。须知我们买来的是设备和产品，不是技术能力本身，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自己干，正所谓“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从这个意义上讲，吸收引进和自立自强绝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正如一个人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他自己已有的知识水平，而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通过自立自强、自主研发而达到的相关知识水平，决定了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

关系二：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

从道理上讲，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应该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作用。但是，现实情况要比理论复杂得多，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和制度优势并充分吸收世界先进经验，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突破“卡脖子”问题的有效途径，无疑是理性的抉择。实践证明，“新型举国体制”是成功有效的。首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对拟突破的关键技术领域及其可行性进行多重论证；其次，建立跨部门协调和行业联盟的组织模式，将科研院所的技术储备与企业的产业化能力相结合；最后，通过技术试验与评价平台实行持续的风险管控，根据成果反馈与技术趋势进行分阶段调整。如此循环迭代升级，不仅获得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为后续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新型举国体制”的要义在“新型”二字，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样提高“举国体制”的效率和性价比，唯如此，才能有竞争力，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变化。

关系三：单一技术与技术系统。

根据朴素的生活经验，技术一般是单一的，掌握某项技术、获得某项技能、生产某种产品。但是，如果以此谋划“卡脖子”问题的破解之道，则存在严重问题。现代科学技术日趋复杂，关键核心技术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一个技术系统、技术群、技术体系，我们必须要有“技术链”的概念。作为技术系统，关键核心技术的链条和环节很多很长，是成千上万单个技术的高度集成。因此，必须认识到，人们常说的某项“卡脖子”问题绝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的这一特质，导致其科研攻关往往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等，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动态的，而且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因此，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必须统筹考虑，多头并进，重点突破，解决好配套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实时风险评估，作出动态调整。“揭榜挂帅”也好，“有组织科研”也好，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系四：长期积累与快速迭代。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研发周期长、投资规模大、难度系数高、涉及面广，需要协同攻关重要设备、关键材料、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关键工艺等等，可以说是一个集科学层面的理论问题、技术层面的开发问题、工程层面的产品问题于一体的系统链条。这一特质，决定了技术攻关必须要有战略耐心，坚持长期主义。但是，在技术迭代越来越快、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同样必须高度关注技术迭代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简单来讲，颠覆性技术有两类，一类是系统外的，例如智能手机照相技术对传统照相机的冲击；另一类是技术系统内的，例如智能触屏手机革命。人类技术创新的历史，其实也就是技术不断迭代的历史，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历史。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各个技术领域，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这启发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给予技术迭代和颠覆性技术足够重视和高强度投入。

上述几个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我国是一个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总体上处于追赶阶段的后发国家，平衡好、处理好这些对立统一面，对于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首先，要尊重客观规律。科技发展史表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革新是有规律的，世界科学和技术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是有逻辑的，关键核心技术的形成、积累和突破也是有章可循的。这既给了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底气和勇气，也要求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不能蛮干，不能想当然，要沉得住气，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尊重技术攻关规律，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尊重产品开发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等等。尊重规律，我们的战略、政策和措施就会更加理性、务实、周全，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步子就会蹄疾而步稳。尊重规律，就是保持战略耐心，就是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捷径。

其次，要形成正向激励的制度安排。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策和制度安排问题。当前，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合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氛围和共识已经形成。同时也要认识到，政策措施并非越多越好，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解决根本问题才是关键和要害。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政府、科研院所、各类型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能够聚合起这些多元主体长期合作、长期坚持、长期投入下去的，必然是具有正向激励功能的制度安排。政策往往是阶段性的，而制度则带有长期性、稳定性。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是法治的，是管长远的，是凝聚人心、稳定人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法治思维，法治框架下的合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将更加有力、更加高效。

作者：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