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从企业家精神看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张维迎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六届思想中国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谢谢，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和各位分享。张军教授和冯兴元教授刚才讲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们说我们应该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解释中国现象，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理论。但是我们经常忘掉历史，就像我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说自己的孩子多聪明，我说其实你小时候也很聪明，只是你自己没有记忆而言。

经济学家在理解经济增长的时候大体来用两种理论，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另一种是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非常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在分析过去为什么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预测未来增长的时候经常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在我看来都有非常大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它们都是从数量到数量，忽略了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比如，讲到投资或者资本形成的时候，只关注多少投资或资本存量多大，不考虑谁在投资，谁在控制着资本。其实，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谁控制资本比资本量多大更重要。进一步讲，投资也好、储蓄也好，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我在十多年前就总结出一个增长理论，我叫它“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我认为这个增长模型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理论更有解释力，而且对人类经济体制的理解的帮助也更大。简单来讲，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市场规模很重要，分工和专业化很重要。市场规模决定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使得技术进步和创新不断出现；有了技术进步和创新，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经济就发展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加的收入又会变成新的市场，再进一步导致分工的深化，如此不断持续。这个理论我们经常不太注意，但我觉得非常根本，它有好多重要的含义。一个含义是开放非常重要，一个大的市场比一个小的市场更有利于增长，无论是跨国的开放还是跨地区的开放都能促进增长。广东自己封闭起来的增长，肯定不如广东和全国连起来的增长；只是一个中国经济的增长（内循环），肯定不如世界自由贸易下的增长。

第二含义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新产业、新产品不断出现的过程，一定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经济学家经常会忽略这一点，把结构和总量分开，其实结构和总量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结构变化不可能有总量增长。这个理论也使我们认识到，经济规模要做大，一定要有新的市场的出现。但斯密增长理论里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可能是源泉的东西，这个源泉我认为就是企业家，所以我把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放在中心地位。简单说，市场本来是不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产业也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200多年前，所有国家的主业都是农业，现在农业部门变得非常不重要了，并且越来越新的产业在不断出现。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个产业都可以追溯到创始它的企业家。创新本身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增长的财富能不能变成新的市场，也依赖于企业家。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其实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企业家没有创造出在新的收入水平下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所有过去理论当中都忽略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讲数量，好像经济规模翻一番，就是所有的产品产量都双倍一下。肯定不是这样的。

企业家这个因素怎么出现？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叫做制度，一个是文化。好比说中国在汉武帝之前企业家精神还是不错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就是“企业家传”。汉武帝之后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有与民争利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宋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商业活动更为自由一些，企业家精神变得多了一些，但明清之后又不行了。

斯密-熊彼特增长理论这个框架可以解释所有国家的增长，当然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英国企业家创业创新史。美国的增长，德国的增长，所有国家的增加都是一样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加也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理论，不是一个特殊的理论。

再进一步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企业家精神就是人类的创造力。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什么？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就是人类的创造力，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无中生有”，看到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增长，就是创造出很多原来不存在的东西，包括原来没有的技术，原来没有的产品，原来没有的产业。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就是无中生有，这也是我们好多人理解不了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无中生有。其实，人类的进步就来自无中生有，比如石油原来不是资源，1850年之前石油甚至是有害物质。有了提炼技术，石油中提炼出煤油，可以用于照明，石油就变成了资源。但石油提炼煤油之后的副产品汽油和重油都是有害物质和危险物，要有专门的人处理，直到后来有了内燃机，发现内燃机可以烧汽油的时候，汽油就从有害物变成资源了。所以说，资源本身不是给定的。我们经济学家喜欢“禀赋”(endowment)，其实没有什么endowment，一切都依赖我们人类的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好好发挥出来了，我们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多了。我不相信资源有限的理论，现在的废物也可能变成资源，现在的垃圾以后都有可能变成资源。

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使我对市场经济本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学家一讲到市场经济的优点，就是它使得给定的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市场的最大好处与其说是使得给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不如说是不断创造出新的资源。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市场：市场经济是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让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最敢冒险，最雄心勃勃，甚至野心勃勃的人，只能干好事儿不能干坏事，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纠错的机制，企业家要干坏事很快就被淘汰。企业家无法掩盖错误。但人类的创造力在另外一种体制下，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容易变成一种破坏力。中外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经验，好多雄心勃勃“高大上”的战略后来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市场经济下我们不要担心这一点。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只要他在做企业家，你不要担心他对人类有多大的破坏力，因为一旦消费者不买他的特斯拉了，他就会破产。即使他想把人送到火星上殖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第一船失败了，他就得停下来。但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那就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市场经济非常重要。我再重复一下，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是使得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无中生有。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史就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力得到最大发挥的历史。

再进一步看企业家做什么？一个是套利，就是发现潜在的价值空间或者盈利空间，第二是创新，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分配，没有发现，更没有创造，当然也不需要想象力。我们可以把奥地利学派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套利型的企业家，熊彼特讲的企业家理解为创新型的企业家。我觉得这二者不是矛盾的，恰恰是互补的。企业家有套利的，有创新的，而且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套利和创新是相互作用。没有了创新，套利机会终究将消失。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来描述这一点，好比生产玉米和大豆两种产品，C可能是一个均衡点，但真实世界不在这个均衡点，因为真实世界我们的知识有限，人类很无知。一部分人可能很敏感，发现了哪儿能赚钱，进行套利活动，使得经济趋向于最有效的C点。当达到这个C点，如果没有创新，人类就停在那儿不会再进步了。人类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总有人通过创新不断将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推，正是创新–套利-创新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的经济可以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增长主要是企业家创新导致的增长，后起的国家好多是从套利型增长开始的，我们中国就非常典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型的增长。从1978-202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图上可以看出，2010年之前增长率有很大波动，最低有3.9%的时候，但没有趋势性下降，低速度后是高速度，高低交替。但过去十多年增长率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为什么？原因不难解释。简单说，一个套利型的经济要维持高的增长并不难，但随着套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增长速度必然下降。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有很大的套利空间？很简单，刚才两位专家都讲到这个问题。我自己曾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我自己这四十多年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都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当西方国家用好钢盖高楼、建大桥的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仍然只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只是个隐喻，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当时的钢太稀缺了。美国1930年每一百个家庭有60个家庭有家用小汽车，中国到1999年一千个家庭只有三个家庭有小汽车。西方已经创造出了足够的技术，足够的产品，足够的新门类，不需要我们搞研发，不需要我们搞市场调研，美国人喜欢的东西十有八九中国人也会喜欢，拿过来造、卖就是了，套利空间很大。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过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我们每年生产的钢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但我们不要忘记最早谁发明的焦炭炼铁，谁发明的转炉炼钢，谁发明的平炉炼钢，谁发明的电弧炉炼钢。电弧炉炼钢19世纪末期就已经有了，与平炉炼钢技术一样，也是威廉·西门子发明的，但只有二战之后才开始用于大规模生产，到70年代末美国钢产量的一半以上都是电弧炉炼的。这些创新每一项都花了很长时间和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费用我们花过吗？我们没有花过。我们老觉得我们发现了新大陆，我们没有发现新大陆。现在套利空间变小了，这就需要创新。创新的增长3%就不错了，因为套利是走路，创新是修路，走路总比修改快。中国增长速度的下降很自然的。

中国四十年间大致出现了四代企业家，最初是农民企业家，后来有些官员下海，再后来是海归企业家，最近十年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企业家。每一代中国企业家在套利当中有不同的产业，越到现在套利者创新的成分越来越大。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而市场过程的本质就是企业家创造力发挥的过程。我应该强调一下，我讲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

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跟其他国家比，中国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蛮大的，跨省之间的比较就很说明问题。这个差异可以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1997年的市场化指数既是前面改革的结果，又是后边发展的初始条件。你看到，哪一个地方市场化指数高，哪一个地方人均GDP增长就快。我们看看不同年份的数据，结论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有单位密度高的地方经济增长就慢，因为它和企业家精神是负相关的关系。2011-2016年间的数据表明，国退民进的地方经济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经济增长好，无论我们用国有控股资产的比重还是用就业的比重来看全是这样的。

未来的增长靠创新，创新依赖于什么？创新就是人的积极性的发挥，怎么发挥出来？企业家愿意干事儿就发挥出来了。创新需要研发投入，创新可能表现为专利，创新也可以用新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统计数据表明，哪一个地方研发密度高一定是这个地方企业家密度相对高，市场化程度高，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看都如此。新产品销售的比例也是如此，专利都是如此。而我们看到人均政府部门越高的地区专利越少，政府部门就业比重、公共部门就业比重高的地方，人均专利少得多。所以我说没有奇迹，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怎么让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

总结一下，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也即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过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企业家发挥作用创造了空间，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原来优秀的政府都跑到政府，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工商业。当然最近又开始逆转，这是个坏消息。最优秀的人跑到政府很容易变成破坏力，跑到企业就是一种创造力。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对未来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创新对体制的要求更高。为什么？套利是短平快，创新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后果也更不确定。如果企业家没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没有安全感，他就不可能创新。这就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政策的稳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不能再随意扰乱企业家的预期，因为那样会使得企业家没有心思做事了，更没有心思创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