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英国律师公会的一则决议在司法界掀起波澜：刑事法庭不再强制要求律师佩戴假发，律师可根据自身舒适度与实际需求自主选择。这一纸决议，正式划上了英国司法史上近 350 年戴假发传统的句号 —— 自 1685 年起，那顶卷曲的白色假发几乎成了英国律师的 “第二张脸”，从王室法庭到地方刑事庭，它始终是庭审场景里的标志性元素。早在 2007 年，英国就已取消家庭、民事及最高法院的假发强制要求，如今刑事法庭的 “松绑”，意味着这一古老服饰终于彻底退出英国司法体系的日常庭审，不少律师在决议生效后第一时间卸下假发，伦敦刑事法院的一位年轻律师直言：“不用再顶着闷热的马鬃材质开庭，连思路都觉得更清晰了。”

这顶改变英国司法风貌的假发，源头其实藏在 17 世纪的欧洲宫廷时尚里。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梅毒导致脱发，为掩饰缺憾开始佩戴假发，这一风潮迅速在欧洲贵族圈蔓延。英王查理二世流亡法国期间深受影响，回国后便将假发引入英国宫廷，一时间，华丽的假发成了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到了 18 世纪，假发逐渐走进英国法律界，材质也从普通毛发换成了更显庄重的马鬃，经过手工卷曲定型后，那顶白色假发慢慢脱离 “时尚装饰” 的属性，演变成司法权威的符号 —— 业内甚至流传着 “假发越旧越资深” 的说法，有些律师会特意保留戴了数十年的旧假发，以此彰显自己的执业资历。制作这样一顶假发并不容易，马鬃需从特定品种的马匹身上采集，再经手工分拣、卷曲、定型，单顶法官款假发的制作周期往往超过 3 个月，成本自然居高不下，这也为后来的 “实用性争议” 埋下伏笔。

可就是这样一顶承载着历史的假发，近年来却成了英国司法界争议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将其废除，背后藏着三重无法回避的矛盾。最尖锐的莫过于文化包容性的争议，非裔律师群体的不满早已不是秘密。伦敦非裔大律师阿米娜・琼斯曾在公开采访中展示自己戴假发的样子：“我的头发质地更粗更卷，这顶为白人直发设计的假发套在头上，要么紧绷得难受，要么松垮得滑稽，每次开庭都要花半小时调整，感觉不是在专注案件，而是在跟一顶假发较劲。” 她的吐槽道出了不少非裔律师的困境，他们认为假发背后的 “白人中心” 色彩，与当下英国倡导的多元文化格格不入。

实用性与卫生问题同样让律师们头疼。马鬃材质的假发不仅成本高昂 —— 法官款单顶超 3000 美元，普通律师款也要 500 美元以上，维护起来更是麻烦。假发需要定期用特殊洗剂清洁，存放时还要避免受潮、虫蛀，不少律师每年在假发维护上的花费就超过 200 美元。更关键的是佩戴体验，尤其是在夏季，密闭的假发裹着头皮，庭审动辄持续三四个小时，常有律师因闷热额头冒汗，甚至出现头晕不适的情况，伦敦高等法院曾有律师在交叉询问时因假发闷热分神，险些遗漏关键证据。卫生隐患也不容忽视，假发长期佩戴后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定期清洁，也难以完全消除风险，疫情期间，这一问题更是被放大，不少人质疑假发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的载体。

时代脱节的质疑则来自民众与年轻律师群体。英国某民调机构 2024 年的调查显示，72% 的受访民众认为 “在 21 世纪的法庭上，还戴着 17 世纪风格的假发，显得既荒诞又脱离现实”;30 岁以下的年轻律师中，支持废除假发的比例高达 85%，他们觉得假发营造的 “距离感” 会让民众对法庭产生畏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传播。有法学专业学生直言：“我们学的是如何用法律维护正义，不是如何顶着一顶旧假发装‘传统’，客户更关心的是我们的专业能力，不是假发够不够旧。”

围绕假发的存废，英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两派观点。前司法部长罗伯特・巴克兰爵士是 “保留派” 的代表，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直言：“假发就像学校的制服，是职业身份的象征，不该因为社会潮流变动就轻易放弃。” 他认为，年轻律师初入法庭时，容易因资历浅被轻视，而假发能在一定程度上 “拉平” 这种差距，让当事人更信任他们的专业度;更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很多律师处理的案件涉及暴力犯罪，摘下假发后，没人能在法庭外认出他们，这能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安全”。

“废除派” 的领军人物则是资深大律师莱斯利・托马斯，他多次在议会听证会上强调：“这顶假发是殖民时代的旧符号，它代表的不是司法公正，而是一种僵化的‘精英主义’。” 他认为，司法的权威应该来自律师的专业能力和法庭的公正裁决，而非一顶假发;更何况，假发对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律师的不友好，本身就违背了司法平等的原则，“21 世纪的司法体系，不该让任何人因为一顶假发感到被排斥”。除了律师群体，不少法学教授也站在废除派一边，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戴维・米勒指出：“英国的司法传统需要传承，但传承的是‘公正、平等’的内核，不是外在的服饰，与其纠结假发要不要戴，不如多关注如何让司法更贴近民众。”

这场关于假发的争议，不仅影响英国本土，也牵动着全球英联邦国家的司法体系。新加坡早在 2014 年就废除了日常庭审的假发要求，仅在总统就职、最高法院开幕等重大仪式上保留;澳大利亚 2010 年起取消联邦法院的假发强制规定，各州法院也陆续跟进，如今只有少数州的最高法院在特殊案件中要求佩戴;加拿大则在 2008 年全面停用假发，理由是 “减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感”;非洲的英联邦国家中，塞拉利昂、坦桑尼亚的上诉法院仍保留假发传统，但基层法院已不再要求，而南非、尼日利亚等国早已彻底废除。

中国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回归后根据 “一国两制” 原则保留普通法体系，假发也随之被保留 —— 目前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官、资深大律师出庭时，仍需佩戴白色假发。这一做法近年来也引发不少争议，批评者认为假发是 “殖民遗毒”，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身份不符，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曾在 2023 年提出废除假发的议案，认为 “司法公正不该依赖一顶来自英国的假发，中国红下的正义，更需要本土化的符号”。不过，香港司法机构驳回了这一议案，理由是 “假发是普通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期内改变可能影响司法体系的稳定性”。舆论场上的分歧也很明显，2024 年香港某媒体的民调显示，45% 的市民支持保留假发，认为 “这是香港普通法特色的体现”;51% 的市民则支持废除，觉得 “假发与现代香港的身份不符，也增加了司法成本”。

展望未来，英国的假发传统大概率会朝着 “仪式化” 方向发展 —— 除了王室相关的重大司法仪式，日常庭审中很难再见到假发的身影。不过，传统的消退也引发了一些担忧，部分资深律师担心，假发的消失会让年轻律师失去 “职业敬畏感”，也可能让公众觉得司法的 “庄严感” 下降。但更多人认为，司法的庄严从不来自服饰，而是来自每一次公正的裁决，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莎拉・克拉克说：“当律师不再被假发束缚，他们能更专注于案件本身，这才是对司法最好的守护。”

香港的假发存废则可能是一个长期议题。2024 年，香港立法会已删除法律条文中的 “皇家”“女王” 等殖民词汇，迈出了司法去殖民化的一步，但假发问题尚未被纳入正式议程。不过，年轻律师群体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 香港律师会 2024 年的调查显示，35 岁以下的律师中，68% 不支持强制佩戴假发，认为 “这是不必要的仪式感”。随着 “爱国者治港” 的不断深化，司法去殖民化的讨论可能会越来越深入，假发的存废或许会在未来几年成为香港司法改革的议题之一。

从 1685 年英王查理二世将假发送入英国宫廷，到 2025 年英国刑事法庭取消假发强制要求，这顶白色卷发走过了近 350 年的历程。它曾是贵族的时尚符号，也曾是司法权威的象征，如今却在时代变迁中逐渐退场。其实，假发的存废之争，本质上是司法体系在 “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核” 之间的权衡。当那顶卷曲的白色假发从法庭上消失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服饰变革，更是全球司法体系向 “务实、平等、贴近民众” 迈进的缩影 —— 毕竟，法庭的庄严从不靠一顶假发支撑，而是靠每一次法槌落下时，都能守护住的那份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