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非净利连续6年为负！亚太药业控制权变更，新主面临三重生死考验

2025年10月9日，深交所公告栏再次挂出亚太药业(002370.SZ)的续停牌通知。这家拥有114个药品批准文号的老牌药企，自9月29日起因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停牌已进入第10天，市场对”新东家”身份的猜测随着停牌时间延长不断发酵。此次停牌背后，是宁波富邦控股集团及其实控人宋汉平团队在入主三年后的战略撤退——2022年4月，富邦系通过司法拍卖与协议受让合计耗资4.18亿元拿下18.02%股权成为控股股东，如今却在未能扭转企业连续6年亏损局面后选择离场，这一资本操盘的戏剧性转折，将医药行业跨界整合的深层矛盾再次推向台前。

这场始于2025年9月26日的控制权变更筹划，涉及多方主体协同推进：宁波富邦控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汉贵投资，连同宋汉平、傅才、胡铮辉组成的管理团队及一致行动人宋凌杰，正就具体交易方案展开论证。公司股票自9月29日起停牌，原计划不超过2个交易日的停牌周期在10月8日被延长至10月14日，新东家身份至今未披露的不确定性，与富邦系2022年入主时的果断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宁波老牌多元化民企，富邦集团2024年营收达880.73亿元，连续24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其业务版图涵盖工业智造、商贸地产等五大板块，唯独医药并非核心赛道，这为此次控制权变更埋下伏笔。

富邦系的入主轨迹带有典型的危机猎手特征。2021年7月至11月，其通过司法竞拍斩获5767万股，2022年1月再以协议方式受让宁波银行持有的3900万股，合计耗资4.18亿元完成对亚太药业的控股。彼时市场寄望于宋汉平团队的重组经验——这位曾推动33家困难企业联合兼并的资本操盘手，在2002年将宁波轻工控股改制为富邦集团，缔造了横跨多领域的产业帝国。然而现实与预期形成尖锐反差：截至2025年9月，富邦系入主三年间，亚太药业不仅未能摆脱亏损泥潭，反而陷入更深的经营困境，其试图拓展的CMO/CDMO业务也未能成为破局关键。

亚太药业的财务困局在数据层面呈现出显著的持续性与结构性矛盾。2019年至2025年上半年的6年半时间内，公司扣非净利润累计亏损达25.85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其2024年营业收入(4.05亿元)的6.38倍，揭示出主营业务造血能力的根本性缺失。从年度数据看，扣非净利润连续六年为负，尽管2022年后亏损额有所收窄，但始终未能突破盈亏平衡点。

2025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暴增1820.97%至1.05亿元，但扣非净利润却同比暴跌524.31%至-4886.22万元。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净利润增长完全依赖非经常性损益——公司通过出售全资子公司绍兴兴亚药业100%股权获得1.49亿元投资收益，若剔除该因素，主营业务实际亏损进一步扩大。

主营业务的恶化体现在收入与利润的双重下滑：上半年营业收入1.52亿元，同比减少31.48%，延续了2019年以来的下降趋势。扣非净利润的暴跌幅度(524.31%)远超收入降幅(31.48%)，表明公司不仅面临市场份额萎缩，还承受着毛利率下滑与固定成本压力的双重挤压，反映出产品竞争力与成本控制能力的系统性衰退。

2019年的财务爆雷成为亚太药业业绩崩塌的历史拐点。当年19.4亿元的扣非净亏损中，子公司上海新高峰失控直接导致12.40亿元投资损失，占亏损总额的63.9%;叠加”重组人角质细胞生长因子-2″等项目计提减值2.18亿元、武汉光谷新药研发项目减值3.19亿元，三项合计占亏损额的91.5%。这一事件不仅造成巨额一次性损失，更摧毁了公司的研发体系与业务根基——上海新高峰作为原核心子公司，其失控导致公司失去生物药研发能力，被迫退回传统仿制药领域。

亚太药业持续亏损的核心症结，在于资本操盘逻辑与医药产业运营规律的根本性错配。宁波富邦控股集团作为多元化经营主体，虽在商贸、地产等领域展现出资本整合能力，但其入主后未能解决亚太药业在管理架构与战略定位上的深层矛盾，反而陷入”资本运作依赖症”与”产业升级空转”的恶性循环。这种”资本操盘能力≠产业运营能力”的典型案例，折射出跨界资本介入专业领域时的普遍性风险。

富邦系2022年入主时，其核心资产板块集中于工业智造、商贸地产等领域，缺乏医药产业深耕经验，导致战略决策呈现明显的”非医药化”特征。一方面，未能有效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依赖资产处置”输血”而非业务升级。公司治理层面呈现双重风险：一是内控体系失效，2019-2022年因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多次被深交所公开谴责;二是战略摇摆消耗资源，2015年盲目通过并购切入CRO领域失败后，未能聚焦核心优势。

医药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淘汰赛”阶段，政策调控与市场变革形成双重绞杀机制，以抗生素业务为核心的亚太药业在此背景下陷入持续亏损。国家医药政策正通过”降价—限产—提质”三重路径重塑行业生态。在价格管控层面，第十批药品集采平均降幅达74.5%，直接冲击仿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监管收紧则直接削弱资产价值，随着《遏制微生物耐药国家行动计划》推进，”限抗令”政策持续升级，亚太药业持有的59个抗生素批文因耐药性问题价值大幅缩水。

中国抗生素市场呈现供需严重错配的畸形格局。一方面，青霉素类、头孢类等传统抗生素生产过剩，2025年产能利用率不足60%;另一方面，创新类抗生素研发面临”双高门槛”——单个新药研发成本超10亿美元，研发周期长达8-10年。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行业出现”冰火两重天”：全球抗生素市场规模虽达480亿美元，但传统药物有效率已降至62%，而新型AI研发的抗菌肽类药物占比快速提升至17%。

亚太药业当前筹划的控制权变更被市场解读为”富邦系”抽身离场的信号，其重生前景需从”乐观—审慎”双重视角辩证分析。核心资产价值构成重生基础，亚太药业拥有114个制剂类药品批准文号，其中59个为抗生素类，覆盖抗感染、消化系统等刚性需求领域，此类批文资源在医药行业并购中具有明确价值锚点。若新控制方为具备产业背景的医药企业，可通过三方面实现价值重塑：一是依托自身资金与渠道优势激活存量批文;二是借鉴罗欣药业转型路径，推动新型抗生素替代技术研发;三是剥离上海新高峰等历史包袱，聚焦优势批文管线。

历史遗留问题构成重生障碍。公司面临三大核心风险：其一，2.56亿元业绩补偿款(含违约金)的追偿困境;其二，连续六年扣非亏损导致的财务修复压力;其三，过往财务造假与信息披露违规记录严重损害市场信任。若新主为财务投资机构或缺乏产业整合能力，亚太药业可能重蹈覆辙：一方面，集采政策下仿制药利润空间持续压缩;另一方面，创新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公司当前研发投入不足，短期内难以实现转型。

亚太药业案例揭示，医药行业的资本救赎需满足三个条件——战略层面推动业务转型(聚焦高增长赛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财务造假余波、债务纠纷)、构建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与产品壁垒)。在行业深度洗牌背景下，单纯股权变更难以打破”亏损—易主—再亏损”的宿命轮回，唯有产业资源与资本运作的深度融合才能为中小药企提供重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