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6日,绿地控股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营收945亿元,净利润却亏损35.06亿元,同比暴跌1772.4%。这家连续13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2025年排名第480位),再次让市场聚焦那个老问题——顶着“上海国资”光环的绿地,到底是不是国企?

翻开绿地最新股东名单,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暗藏玄机:
- 上海格林兰投资(职工持股会):25.88%(第一大股东)
- 上海地产集团(省属国企):25.82%
- 上海城投集团(省属国企):20.55%
表面看,职工持股平台格林兰以0.06%的微弱优势成为第一大股东,但上海地产与城投合计持股46.37%,远超格林兰。国有资本虽未绝对控股,却通过“一致行动”实质掌控话语权——这正是绿地“混合所有制”的核心特征:既非纯粹国企,也非民企,而是国有资本主导、市场化机制运作的特殊存在。
企查查数据显示,上海地产与城投均由上海市国资委100%控股,这意味着绿地的重大决策仍需国资系统背书。但与传统国企不同,格林兰作为职工持股平台,其背后以张玉良为代表的管理层团队,在日常经营中拥有更高灵活性——这种“国资兜底+市场活力”的模式,曾让绿地在2014年登顶“中国房企销售冠军”。
绿地的国企基因,藏在1992年的诞生原点。彼时,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张玉良带队,用2000万元财政拨款创办“上海绿地开发总公司”,初衷是“为上海增加公共绿地”。前15年,它是典型的地方国企,承接政府工程、参与旧城改造,甚至早期章程明确“利润的30%用于城市绿化”。
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绿地完成股份制改革,职工持股会(后演变为格林兰投资)出资3020万元,拿下18.88%股份,国资持股降至81.12%。2015年借壳上市时,格林兰通过32个有限合伙形式,将1000余名员工持股打包,持股比例升至25.88%,形成“国资+职工持股”的平衡格局。三次改革(1997年股份制、2013年混改、2015年上市),让绿地从“纯国企”蜕变为“混合所有制标杆” 。
这种身份带来独特优势:作为上海国资系统企业,它能以低于民企2-3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获得授信(2024年获国开行300亿元城市更新专项贷款);同时又能像民企一样灵活拿地——2025年上半年,绿地通过“基建换土地”模式,在西安、南宁新增3宗商办用地,这种“政府资源+市场手段”的组合拳,正是其混合所有制的活写照。
2025年上半年,绿地的“矛盾性”集中爆发:
- 国企责任:累计交付302万平方米住宅,173万平方米停缓建项目复工(含成都蜀峰468等标志性工程),保交楼投入超50亿元;
- 市场压力:房地产业务营收同比降18%,商办项目占比69%导致去化艰难,净利润亏损35.06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差半年报。
更刺眼的是风险数据:大股东格林兰质押99.26%股份,7-8月新增诉讼5518件,未决金额达150.94亿元。传统国企可依赖财政输血,但绿地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既需承担“稳市场”责任,又要自负盈亏——这种“两头不靠”的尴尬,在行业下行期被无限放大。
对比保利、招商等纯国企,绿地的市场化程度更高:高管薪酬采用“底薪+业绩提成”(2024年张玉良薪酬1520万元,远超同级别国企负责人),但也因此失去“隐性担保”。2025年3月,格林兰为融资质押7.6亿股,股价跌至1.81元/股,总市值254亿元,较2015年巅峰时蒸发超2800亿元。
回到最初的问题:绿地是国企吗?
- 法律层面:无控股股东,非国有独资,属于“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
- 实际控制:国有资本合计持股46.37%,重大事项需国资审批,具备“国企底色”;
- 经营机制:市场化招聘、业绩导向考核、职工持股激励,更接近民企。
结论:绿地是“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它享受国企的信用背书,却按市场规则参与竞争;承担部分公共职能,却必须对股东利润负责。这种“双轨制”曾是改革样本,但在房地产深度调整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绿地排名较2024年下滑189位。当“规模神话”褪去,这家33岁的企业或许正在证明:混合所有制不是“保险箱”,如何平衡“国资责任”与“市场效率”,仍是中国企业改革的未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