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撤离”新加坡，回流香港？

近期，有海外媒体报道，大量中国富豪资金流出新加坡，形成了“撤离潮”，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这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24年，市场上就曾有过类似争论，理由多集中在“监管趋严”“KYC（了解你的客户）审批缓慢”等因素。

但与过去相比，今年的情况出现了新的变量：一方面，新加坡监管周期性的收紧叠加家办审批放缓，让部分客户感到沮丧；另一方面，中国香港与迪拜则凭借各自的制度与税收优势，吸引了一部分资金回流或转移。

家办新智点在访谈多位业内人士后发现，新加坡家办生态仍在扩张，不过增速确实放缓。不延、不松、提标、出清——这是新加坡当下的关键词。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与迪拜正在加速“争抢”全球富豪，流动与再平衡不可避免。

家办新智点认为，与其说是“撤离”，不如说是一场亚洲财富管理格局的主动“调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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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流入富豪骤减

自2023年新加坡“最大洗钱案”曝光以来，新加坡的中国背景富豪迁徙的步伐不断加快。

据为富裕客户提供投资移民咨询的Henley&Partners的预测，2025年新加坡的财富迁入将大幅放缓，预计净流入1，600名百万富翁，不到2024年3，500人的一半。

2023年新加坡发生的“最大洗钱案”是一起涉案金额达30亿新元（约22亿美元）的特大洗钱案，主要资金来源于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此案震动国际金融界，暴露了新加坡在反洗钱监管方面的漏洞，促使新加坡政府进行改革，加强对富豪客户的审查，并收紧相关规则。

一位住在中国富人聚集的小区对面的新加坡居民观察到，以前他看见小区出入的富裕人士很多，“现在人明显少多了。以前他们经常在泳池边烧烤、开派对，但自从‘洗钱案’之后，他们就变得谨慎了。”

“那些依旧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高净值人群很可能将生活重心和事业重心转移到了中国国内、香港、迪拜等，但仍保留部分或全部资产在新加坡。”陈沐向家办新智点分析道。陈沐是Canopy的CEO，Canopy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家办及财富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监管层层加码

新加坡的审查与合规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码”。

2025年6月30日是新加坡《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SMA）的最后期限，未获牌照的数字代币平台必须停运。近期，一家加密交易所因未获批牌照而关闭，金管局（MAS）批评其治理架构无效、合规改进滞后。

业内人士称，“加密创业者几乎都撤离了新加坡”，原因在于牌照难拿、新规严格。MAS回应表示，新加坡依然欢迎合法财富，并正与金融机构合作提升合规实践。

监管收紧正蔓延至家办与对冲基金，审查信息要求增加，不活跃企业被加快清退。2024年，新加坡还发布首份《国家资产追回策略》，进一步强化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这一系列措施让部分富裕人士在设立家办时更为谨慎。

在私人银行端，客户“优胜劣汰”趋势明显：能带来高附加值业务的客户，资源优先；只用存贷结算、贡献有限者，逐步边缘；无法提供税单者，直接拒绝。

这一筛选机制推动部分资金外流。对于那些早已在新加坡建立稳定架构和生活基础的传统富裕家族来说，短期政策波动不足以撼动其长期布局。相反，以互联网和加密货币起家的“新贵”则更易受到监管收紧的冲击。近年来，香港与迪拜以更灵活的政策吸引了不少Web3创业者和新兴财富群体。

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引发了高净值人群的担忧。

新加坡金管局（MAS）《受益所有人指引》将单一家办（SFO）的“受益人”口径扩至“任何可能接受家族权益分配的自然人”，并口头要求一次性列明婚生及非婚生子女，以压缩后续尽调往返。

璞时家办（Jadeite Family Office）创始人Revina Zhou指出，穷尽式披露可能提前锁定潜在继承份额，从而触发家族治理层面的零和博弈。“娃哈哈信托分配事件后，二代、三代对信息高透明所衍生的声誉与控制权风险尤为警觉。”

从监管视角看，这是反洗钱与税务合规的必要，但客户会问：“我只是来管理财富，必须申报到如此细吗，包括私生子？”

效率与监管的博弈

过去设立家办通常需3–6个月，如今审批时间可能拉长至12个月，不少客户因此将资金转向日本、香港和迪拜。

中国投资者原本期待“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但在新规实施后，复杂的入职与尽调让部分人失去耐心。短期内，这或将减少新加坡的税收和专业服务收入，更深层的担忧在于，若无法在反洗钱与效率间找到平衡，新加坡可能逐步流失客户。

据业内人士观察，到目前为止，新加坡还没有找到完美的平衡点，这正在赶走企业。

此外，新规还要求：

家办需聘请1–2名本地专业人士，不再完全由家族内部人员负责；家办必须承担资产配置与投资功能，而非单纯作为税务或身份规划工具。

在此背景下，客户态度趋于理性，更注重评估家办的治理成本与长期价值，而非因短期动机仓促落地。

对此，陈沐认为，新加坡监管并非单向收紧，而是与选举周期密切相关。新任政府在上岗期间以及在选举期间执政重点在大众民生是理所当然的，相对的家办业务属于少数人的事项可能不会被摆在最高优先级。

“选举一过，新团队会可能会审视及调整执政重点，重新校准执政资源投入以及政策松紧。”陈沐向家办新智点表示。

历史上，新加坡监管呈现“节奏管理”：先松（资金快速涌入），后紧（加强KYC与合规），再松（避免客户大量流失）。MAS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吸引更多高质量家办落户。

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已明确定位新加坡为“全球领先企业的所在地、主要商业中心和经济连接器”。它正推动家办从“轻量壳”转向“实质经营”。仅用于税务或身份规划的结构正被逐步淘汰，而具备治理、研究和资产配置能力的家办更受欢迎。

“回流”香港，并关注迪拜

过去两年，家办迁移格局出现明显变化。2022–2023年间，新加坡曾是家办的热门选择，许多中国高净值人士在此设立家办。但从2024年开始，趋势开始回摆，更多人将家办迁回香港。

第一，资金与管理半径的变化。

原本，很多企业家选择“在新加坡管香港的钱”。但随着新加坡开户周期拉长、反洗钱要求趋严、合规成本上升，时间与不确定性成本增加，一些客户转而选择“在香港管新加坡的钱”。

香港的资本市场活跃度较高，尤其是IPO集资规模领先全球，这吸引了不少计划上市或已上市的企业家将家办设在香港，以更好配合融资与资本运作。

第二，回流香港的真正原因。

更接近主业：香港在信息密度、人脉网络和产业协同方面更贴近企业家日常经营。

开户与合规效率：新加坡开户和KYC流程放缓，效率下降。2024年，近九成新加坡私行高管认为开户缓慢导致客户流失。

服务深度：香港的执行效率与投研能力更契合交易和投融资需求，配合人才政策的放宽，服务也更强更深。

摩擦成本：新加坡经历“宽进严出”，一些家办因年审不过或结构调整被迫重组，增加了运营和合规成本。

第三，IPO发力，助力香港“家办热”。

截至2025年9月，经InvestHK协助落户或扩张的家办已超过200家，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同时，香港IPO市场表现亮眼，年内多宗十亿美元级大单登陆，最新如紫金黄金预计募资32亿美元，再度提振港股“融资磁场”。

“对那些计划在港上市/已上市的企业家来说，家办前置在香港顺理成章，也在客观上推动资金与人才自新加坡回流。”陈沐对家办新智点表示。

此外，迪拜也凭其“税制友好”+要素自由”，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富裕人士：

个人所得税0%（全国层面），并允许利润自由汇出；外籍人士可在指定自由持有（freehold）区域完全产权购置房产，产权登记与流转规则成熟；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2024年AUM年增245%。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2024年初AUM升至7000亿美元，财富与资管机构数量快速上行，为家办、基金与Web3资金提供“制度友好+工具箱”。

2025年，预计阿联酋将净吸引近1万名高净值人士，不少欧美富豪也转向阿联酋作为新的财富中心，包括约翰·弗雷德里克森（航运大亨）与迈克尔·普拉特（BlueCrest联合创始人）等从传统“避风港”转向阿联酋（以迪拜为核心）。

整体来看，家办迁徙并非简单的“出走”，而是根据监管环境、资本效率和服务供给进行的再平衡。香港凭借融资能力和执行效率增强了吸引力，迪拜则以税制和结构工具快速崛起，新加坡则在进行家办功能与质量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