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旺：《大学》《中庸》关系论发微

从经典体系结构看，把握“四书”的成型过程，至少需要弄清“四书”和“五经”的关系、“四书”之间的次序与主题关联、《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的关系以及《大学》《中庸》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前几个问题，在“四书”体系的建构中，朱子多有讨论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唯独于《大学》《中庸》之关系，似仍有待发之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丰富对“四书”体系的结构性理解，深化《大学》《中庸》工夫论的义理维度。

“《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

《大学》《中庸》先后关系问题，关涉二作的作者问题。据郑玄《目录》记载，《中庸》为子思作，《大学》则全无成说。这两本书的作者问题此后约有四说：一说为孔氏遗书，二程主张《中庸》为子思作，《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未明确定于某一人，王阳明也主张《大学》为“孔门相传旧本”，接近二程的说法；一说为曾子、子思作，朱子认为《大学》《中庸》分属曾子、子思，这有其道统的考量、义理的推定，但并没有凿实的证据；一说二作为孔子亲作，如罗近溪一脉即主“孔圣亲作”；还有一说认为，二作均为子思所作，汉儒贾逵即主此说。

贾逵认为，子思作二书，并且是有目的的创作：“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更重要的是，贾逵此说提出了《大学》《中庸》经纬说。从此说分析，《大学》为经，当是地位更尊崇的，《中庸》为纬，则是论述更细密的；“经纬”意味着二者是纵横交织、合为一体的，共同发挥着昌明先圣之学、振作帝王之道的效果。《大学》《中庸》之经纬何以具有此效，贾逵并未详论。明儒王塘南与人论学，曾提出“《大学》举其略，《中庸》示其详”，对此说进行了申论。《大学》《中庸》经纬说是关于二者关系的明确立说，在后世颇有影响。

“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

在“四书”体系的创立者朱子这里，《大学》《中庸》次序及其作者归属已有明确界定。朱子考虑的主要是“四书”体系的整合式建构，对于《大学》《中庸》的关系，则着重从二者通贯一体的角度来看待。从朱子为《大学》《中庸》章句分别作的序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二序并非单独立论，而是以道统之传为导引，以二书共同的理论关切为考量。《大学章句》序先言“性”、言“教”，然后才言“学”；《中庸章句》序不言“性”“道”“教”，而是先言“道学之传”，进而强调“夫子继往圣、开来学”的道统意义。可见，道统谱系建构构成了《大学》《中庸》进入“四书”体系的重要支撑，而在朱子看来，《大学》《中庸》之内容存在深层的关联与互应。

在朱子学视域下，《大学》《中庸》的关联与共振可从道统谱系、理论主题、工夫进路等方面具体理解。在这些方面，元儒程复心《四书章图》作有三幅图，可以辅助呈现朱子学关于《大学》《中庸》通贯一体的整体定位。“大学政教之绪、中庸道统之传”图表明，《大学》《中庸》皆担负着传承圣道之要务。“诚意之学”图以“大学诚意”与“中庸诚身”为核心，并论述分析了《大学》《中庸》诚论的相关性，比如《大学》第五、六章，按章句分别为明善之要、诚身之本，正可以与《中庸》相关论述结合而观；“大学中庸工夫合一之图”呈现并论述了“大学明明德”与“中庸致中和”等层面的相合性。《大学》《中庸》通贯论的整体定位并非朱子学的理论偏好，乃源于《大学》《中庸》自身内容存在的紧密关联。除了“诚”论，在文本内容上，《大学》《中庸》共同论述的重要理论主题还有“道”“教”“性”“修身”“慎独”“恕”“治国”“天下”等。所以，《大学》《中庸》虽各有理论偏重，但通贯论有其文本血脉联系之基础。在进学阶段上，朱子规定了“四书”次序，但此先后之序是以理论层面的通贯浃洽为前提、以工夫通贯为一为旨归的，《大学》《中庸》关系尤然，正所谓“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

“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王阳明在《大学》《中庸》关系上亦取二者“通贯”之路向，这与其良知教的工夫特色一致，但他也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子思提炼《大学》一书思想要义，作为《中庸》的首章。这一观点很值得玩味，单就这句话而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子思在《中庸》首章即涵括了《大学》的思想要义，以《中庸》统摄《大学》；另一种理解是，《中庸》首章即全篇之纲领，这样看的话，《大学》一书之义就成为统领《中庸》全篇的纲领，即以《大学》统摄《中庸》。阳明的《大学》《中庸》关系论由此可概括为“互统论”。

从阳明思想体系内部来分析，其对《大学》《中庸》关系的看法，更应取后一种理解。阳明的良知教是以《大学》为底盘的，《大学问》被视为其师门教典，其晚年定论的“四句教”以心、意、知、物为结构，亦源自《大学》。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阳明是以“良知”诠解“致知”，《大学》对阳明而言只是一个论说工具，不具有实质意义。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不能忽视《大学》思想结构对良知教建构的调校作用。阳明以《大学》来统摄《中庸》，是合乎其思想理路的。在他看来，“致良知”即《大学》之“致知”，故《大学》要义可以融贯于《中庸》首章，作为理解《中庸》的纲领。当然，这也是阳明以“致良知”统摄诸工夫的必然结果。

“《中庸》原是《大学》注疏”

刘蕺山主诚意慎独之学，对《大学》《中庸》关系有不少独到思考，提出“《中庸》原是《大学》注疏”等论。

之所以说《中庸》是《大学》的注疏，首先是因为蕺山在《大学》《中庸》作者问题上有新认识。蕺山受到贾逵经纬说和《大学》《中庸》出于子思之说的启发，提出“今细绎二书，《中庸》原是《大学》注疏，似出一人之手，经纬之说，殊自可思”。他结合《大学》中出现“曾子曰”，以及朱子以《大学》首章为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后篇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等看法，认为此门人非子思莫属。他认为，《大学》首段正经之后的六篇传文以及《中庸》全篇均出自子思所记，这些内容“合之总为训《大学》而设，则亦还其为《大学》之记而已”。

其次是因为《中庸》对于《大学》的核心理念，在具体内容上有着相应的疏解。“《中庸》是《大学》注脚，其义何如？”蕺山具体解释为：“其云‘大本’，即修身之本。其云‘达道’，即修身而齐治平之道也。其云‘位育’，即明明德于天下之尽。”又说，“《大学》一书只是要人知本，《中庸》一书只是要人养未发之中。此‘中’字，正是原原本本处”。这些都是将《中庸》所论作为《大学》的“注脚”予以理解。

最后是因为吃紧“慎独”之义的需要。蕺山以“慎独是学问第一义”。“《大学》言格致而未有正传，独于诚意章言慎独”，正是凸显了“慎独即格致第一义”，作为疏解，“故《中庸》止言慎独”。《大学》《中庸》“其要归之慎独”，但二者立论慎独的角度不同，《大学》言心不言性，是统合先天、后天工夫的一体之论，《中庸》慎独则揭示了“心之所以为性”，为《大学》慎独论进一步铺垫先天基础。蕺山就此强调，“乃知《学》《庸》二书相为表里，示后人以入道指诀，未有深切着明于此者也”。

总的来说，在“四书”体系下，《大学》《中庸》关系逐步由隐性走向显性。本文从经纬论、通贯论、互统论、表里论四种代表性观点对《大学》《中庸》关系予以阐微，但远未穷尽二者关系之可能。《大学》《中庸》关系作为一个问题，从处理二者的对照、互应、结合乃至分立中，可以拓展对四书学体系脉络的理解，促进对儒学工夫论的思考与完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四书》图式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23VJXG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