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建设幸福的数智社会——国家治理的视角

摘要：当前人类显然已经迈入数智时代，传统社会正在转变为数智社会。然而，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会通向人类的幸福，这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幸福悖论。从既有的技术发展历史和未来的趋势来看，数智时代由于极大加快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劳动的效率，加大了劳动压力和失业风险，缩小了基于个体隐私的个人空间，增加了大脑的信息处理量，疏远了人们的线下距离，加大了社会分配的极化和暴露以及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各种替代压力压力，很容易导致人们幸福感的下降。幸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建设的核心目标，其实现与社会整体治理的导向、方式、水平等息息相关。在人类进入数智时代的初期，必须要把建设幸福的数智社会作为一个提前考虑的重要主题，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给予引导、完善与弥补，从而真正使得数智技术造福于每一个体。

关键词：数智社会；幸福；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政党治理、文化与治理、技术与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驱动人类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到数智社会[1]，特别是近年来，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大模型正在席卷整个人类社会。全社会的数智化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迅速的技术和社会革命。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人类不仅要为新技术的诞生发展和欢呼，同时也应该为正在发生和未来将要的巨大历史变革进行思想和制度准备。

从目前绝大多数的思考和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于那些具体的法律或者治理问题，或者再广泛一些包括即将产生的社会主体性和伦理问题。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为一个彻底的数智社会而奠定心理上的意识准备，然而在巨大的社会文明形态转换初期，人们还必须关心一系列更为本质的问题：在彻底的进入数智社会后，作为主体的我们——也就是人，生存状态会怎么样？会变得更为幸福吗？如果可能会，那么这种幸福是必然会发生的？还是有可能存在变数，需要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建设和治理给予完善？

本文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重点围绕三个相关的问题：1）数智社会的到来一定会让人们更幸福吗？2）数智社会导致人们可能不幸福的具体机制是什么？3）如何通过更好发挥国家治理作用，让数智技术造福于大多数人们，让人们更幸福？

一、问题的提出：数智社会一定会让人们更幸福吗？

毫无疑问，人类正在进入数智社会，且这一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节奏。上世纪70年代，早期互联网开始出现，并被用于科研、教育、商业、军事等专业领域，但直到1990年万维网才开始向全社会普及，至2000年左右就广泛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大数据的概念于2010年左右出现，用了大约五六年即广为人知并成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Chatgpt2023年进入公众视线，仅用了一年，就广泛出现了多个类似的大模型产品，仅在中国就出现了百模乃至千模大战直至DeepSeek在2025年席卷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这都意味着，全人类社会的数智化就如同微电子领域的摩尔定律一样，正在以前所有未的态势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因此，数智化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明确的历史趋势。可以肯定的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多年，人类即将经历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社会存在和形态的转型，且其紧张和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因为须知人类工业革命的进程历经数百年直到今天还未彻底完成。

在这样的重大社会转型面前，每一个体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都会被根本改变。现有的网络化、大数据化已经将人们彻底融入到一张重构的社会信息网络之中，从自然人变成了数字人，通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把新的生产主体和社会主体带入人类社会。回顾过去已经进行的数智化进程，并展望未来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一个问题很自然地会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在未来的更为彻底的数智化社会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幸福吗？

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从宏观来看，在数智化的社会中，人类的生产力更高，社会内部的沟通连接渠道更为丰富通畅，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生产主体和社会主体能够生产出更多低廉高质的产品，并给予人们更为丰富的社会陪伴、情感交流和智识的辅助。那么，人们显然会更加幸福。然而，宏观的分析是一回事，当具体到每一个体的时候，问题的回答就会复杂和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个体的命运往往会随着社会转型的变化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大的企业家而言，更高的效率和新的生产主体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和更高效的管理能力。但对于更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原有的个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会被根本改变，旧的岗位可能会消失，个人收入会随着个体相对劳动能力（相较于新的就业群体和人工智能）的下降而变得更少，个体的劳动价值感会逐渐丧失，个体的隐私不再存在，人与社会的情感联系变得更为冷漠，劳动的创造性和阶层上升可能性会变得更为微小，个人逐渐成为泛在的数智化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一种新的全面的数智剥夺感和失落感会产生，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感到难以适应和赶上越来越快的数智化时代节奏和进程。那么，对于普通人群而言，数智时代是否一定会带来幸福，这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一）技术发展的幸福悖论——历史的视角

如果回顾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与幸福的关系来看，对以上的问题，似乎就有一些启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技术发展上取得了飞速的成就，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2]。如果将时空进一步延展，可以发现迄今为止人类在物质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然而，人类变得更加幸福了吗？

显然，从整体而言，似乎很多方面意味着人类都更加幸福，例如人们的平均寿命从工业革命前的三四十岁增长到七十多岁，人们受教育年限也更长，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已经基本普及高中教育，超过半数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现代交通快捷地联通了全世界，人们的交流更加迅捷，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人们的娱乐更加丰富，多媒体的娱乐体系更加内容多样和可以自由选择。然而，尽管这一切都意味着人们应该更幸福，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工业迄今的历史来看，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后，始终处于一种激烈的内部对抗之中，以铁与火为象征代表的工业革命自诞生之起就不断对内和对外改造着人类社会，打破了田园般的旧的社会秩序和面貌。也由此，其从诞生开始，就形成了技术扩张、效率与人类幸福之间的一种越来越激烈的张力，从而形成技术与幸福之间的悖论[3]。

从不同的阶段来看，在工业革命早期，以煤炭、蒸汽机、劳动分工为代表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意味着是对传统田园社会的彻底破坏和改造，严重的黑色污染、密集的烟囱席卷整个欧洲，同时以圈地运动等方式大量剥夺了传统乡村的庄园经济。人们被迫从传统的缓慢的手工业场进入到高效分工的工厂之中，一方面带来了旧的手工业者的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新的工厂的劳动强度被严重加大，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劳动保障严重缺失，相对工资也在不断削减。如果那时候要问技术革命是否使得人们更幸福，这个答案对于相当多的普通人而言，可能是否定的。因此，从技术革命早期，就不断有工人捣毁机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如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1836至1848英国工人发起的人民宪章运动，1844 年普鲁士王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也才催生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4]。正因此，从十九世纪开始，全世界以保障权利为标志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都意味着技术革命显然并没有让相当多的普通劳动者更幸福。1866年马克思首次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市数万工人开了始持续数日的以八小时工作制为诉求的大罢工，这次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成为国际劳动者节日的开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以石油、电动机、流水线为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世界，然而这并没有改变过去的一切，反而更加剧了人们的劳动紧张程度。因此，不断有新的社会运动在爆发，直到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明确了八小时工作制，此后经过反复抗争，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才陆续承认。但是尽管如此，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却依然很大，劳动保障也依然缺乏。所有才有了卓别林着名的讽刺电影《摩登时代》，就是指出人的高强度机械化带来的社会恶果。

二战以后，以计算机、核能、航空等为核心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又进一步增强了人类的技术能力。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也产生了重大的新的变革，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思潮的旨在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福利制度变革在各个西方国家展开。其核心制度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很多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多为奉行左派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或者工人党，采取了缓解劳资矛盾为主的社会政策；二是不断加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保障工人阶级的劳动所得、收益和各种权利，尤其是欧洲，现在已经成为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代表；三是在企业管理方面，不断加大多元化、股份制改革；四是在社会建设方面，不断促进保障社会各种少数群体权利的社会组织的建设，从而形成了战后长期以来的多元化和公平运动。五是全世界范围内整体的后发国家的民族自主和民主浪潮不断推进，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这些政策的效果，集中表现为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世界整体比较和平，生产力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矛盾整体降低，人们的幸福水平整体得到了较大改善。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人类发展的黄金阶段。

然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事情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集中表现在冷战解体后，人类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整体包括教育、医疗、人均收入等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上取得了重大提升。但是，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一方面，新的技术进步和金融体系变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正，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中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不断升高，富人们的财富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如经典的《21世纪资本论》所揭示的那样，一百年来最富裕阶层资本增值的速度远超过平均的经济增长率。[5]正因此，西方世界也同时也出现了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反对资本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密集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伴随着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多元化思潮进一步加剧，集中体现在对传统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和裂解，旧的保守主义的意识被打倒，但新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并没有树立起来，反而在西方社会形成了极端多元化、为了批判而批判，打破传统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人们的精神世界被裂解，感到无所适从。这些都集中表现在西方社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精神疾病发病比例居高不下，如美国近年来的精神疾病比例高达20%，为了寻求精神慰藉，人们不得不诉诸于滥交、暴力、毒品、社会群体性运动等行为。世卫组织也显示，今天全球每8个人就有1个人被精神疾病困扰[6]。

从以上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与人类幸福的历史关系可以发现几个规律：首先，技术本身的确可以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但对于每一个体的结果却是不同的。技术进步更多有利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资本的集聚增值，而对于普通人可能意味着是基本劳动形态的改变、岗位的丧失以及基本生存方式的改变，往往是风险大于收益。因此，面对重大的技术飞跃和转型，很多普通人的幸福体验感可能会变差。其次，对于全社会而言，技术进步往往会带来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对立，社会不公正会普遍加剧，社会内部的风险对立和冲突会加大，从而导致全社会的内部紧张、怀疑和失望。第三，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幸福，让更多的人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但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普通人不断的权利争取和公共权力的积极作为，保障普通人的各种基本劳动和生活权利，通过二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且这一进程往往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如工业革命需要上百年的抗争和制度转型才基本实现了技术进步成果的全社会化分享。

（二）数智时代产生的幸福新问题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逐渐产业化和全社会的普及，引发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但同样呈现出了以往历史中技术进步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复杂悖论关系，并且由于数智技术的扩散速度和变革程度远比历代技术革命更为快速深彻，因此其呈现出的对人类幸福的机制更为复杂辩证。

从正面的角度，数智技术的发展显然有增加人们幸福的一面，包括使得人们的沟通更加便利，生产效率更高，能够很大程度上辅助人们的工作，也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和更多的接触社会的媒介，个体也能够利用新的技术和媒介不断创造机会、不断学习和发展自己，并结成新的社会群体，认识新的朋友。但从另一方面，数智技术的出现，特别是在数智社会早期，如同工业文明早期一样，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幸福损失的可能。

从经济和生产方式来看，数智技术进一步加大了人类社会的整合程度和运作效率，如果说工业革命逐渐将人类社会变成一台由无数齿轮组成的咬合严密的机器，从而使得人们逐渐物化为机械社会中的一个部件。数智社会则是把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巨大的计算机智能网络，其结果使得人们转变成巨大智能网络中的一个信息节点。与工业社会更多是在劳动行为的协调、一致、吻合、严丝合缝相比，作为智能网络节点的人们不但要承担经济行动上的更为高效的协调配合外，还要承担信息上的巨量吞吐传递，从而使人们承担了物理身体和精神思维的双重压力。这使得数智社会带来的对人们社会生存状态的冲击更大，对幸福的负面影响也更大。

从社会分配来看，数智社会由于进一步加大了对传统工业资本社会的整合，形成了拥有天量资本的跨界平台巨头，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社会以来逐渐形成的两极分化。因此，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工业时代一个企业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成为行业的龙头，而在进入网络和数智时代后则可能短短数月就一跃而起，这其中既有数智时代更高的创新速度的因素，也有来自于流量、平台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助力。因此，数智时代资本巨头财富暴涨的速度在持续累积，这方面在拙文《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7]中有着充分的论述。但是相比而言，普通人的收入却并未有实质的增长，往往还由于工作岗位形态的转型消失而被迫失业。因此，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分配公平伴随着技术的推进而进一步向大资本而倾斜，普通个体凭借劳动能够获取的相对财富份额在社会中越来越少。并且，数智时代由于信息交换更加通畅，社会更为透明，普通人对于社会不公的感知更为明显，因此，对于心理上的幸福感的影响也更大。

从社会意识来看，数智社会进一步加剧了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多元化思潮。由于数智社会将每个人改造成巨大的信息体中的节点，因此，普通人不再是传统时代中相对被动的单向信息接受者，而是成为信息体系中的一个信息创造、传播和扩散者。这种多元的信息结构，使得传统的单一的信息体系被打破，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的同时，又因为信息的连接性而巨大的冲击涌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重塑、又多元涌动的信息海洋。在信息海洋中，同样也在不断生成涌动各种明暗的社会思潮洋流。因此，在数智社会，社会的思潮是越来越多元、能量越来越巨大但同时也是撕裂的。普通人一方面要承担远超过传统时代的信息阅读思考和反应，对脑力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价值观念的被彻底地撕裂，各种对立的观念向每一个体涌来，普通人往往无所适从，思想和行为往往都趋于对立和悖乱，因此，精神压力和疾病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来看，数智时代不但没有自然而然地解决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技术进步引发幸福悖论问题，反而更加剧了这种悖论。因此，人们必须要严肃且慎重地对待数智时代的个体幸福问题，抑制技术进步引发的负面效果，从而真正让新的数智技术进步造福于人类社会。

二、数智技术抑制人们幸福感增长的若干显着负面机制

进一步探究数智技术何以会对人们幸福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可以发现，数智技术本身是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复合，同时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全面的影响，而以下十个方面的因素，是直接且强烈的从各个层面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增长。

（一）数智社会运作效率极大加快增加个体疲惫

数智社会相比工业社会，一个直观且全面的影响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被极大加快了，且这种加快速度不是线性的稳步增长，而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呈现指数增长的态势。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本质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信息交换与基于信息的各个社会主体角色的决策；二是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在农业时代，无论是信息交换、决策还是社会运作，都是简单而缓慢的，其遵循的节拍是自然节拍，也就是春夏秋冬、阴晴圆缺、二十四节气等。工业时代相对于农业时代，其打破了自然节拍转为工业节拍，并且通过机械运动和对社会的机械化加快了社会的协同，同时以电报电话的形式逐渐改善了社会信息沟通和决策效率。进入数智社会后，社会运作节拍进入到信息节拍，社会被泛在的以光速运作的网络所同频，从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高速运作的统一的经济社会体。在数智社会中，传统基于自然距离引发的信息延迟被消解了，因此，每一个体都被内化为庞大高频运作信息体中的一员。人们被迫不得不跟上信息网络的工作节拍、并接受各种来自数字算法的考核[8]。长期如此高频的运作，使得人们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都比农业、工业时代更为疲惫。

（二）数智社会更加复杂的社会机制产生更严格的个人约束

效率的加快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则是数智社会引发的社会运作机制更为复杂。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各种科层体制包括官僚体制的政府以及公司制等。进入到数智社会后，并没有随着信息连接的直通和便利削减了工业社会的各种机制。相反围绕着数智技术与传统制度结合，形成了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组织、人类规则与智能规则相缠绕夹杂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运作机制。这些社会运作机制使得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洞悉其全貌，而对于普通人而言，面临的是更为严苛的在技术加持下的各种看似正义的制度约束。因此，普通人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制度无力感。一方面，个体之间形成了看似越来越透明的信息交流，但另一方面，社会运作的规则体系却越来越复杂。最终结果是，个体在被加快的生产生活节奏之外，是不断形成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机制的个体无力感、无处不在的来自复杂制度机制的被控制感和被剥夺感。这些都削减了个体的自由与幸福感。

（三）数智时代劳作和学习思考时间被显着延长减少个体休息

人类很大程度上的幸福感来自于休息，万物都需要休息，这显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人们劳作和学习思考的时间被显着延长了[9]。如前所述，在工业社会初期，工人们常常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随后经过百年的争取才获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下班之后，工人们是可以休息的。而进入到数智社会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又极大增加了人们的劳作和学习思考时间。一是移动工作的出现，移动互联网使得人们可以脱离办公室而从事工作，居家、旅途都可以成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不再严格的分离，这同时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非体力劳动者而言，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再严格区分。二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的直接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工作量的增大。数智时代一切竞争都被重新定义，商品与服务的迭代速度更快，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新的人工智能参与竞争。因此，转移到劳动者身上，直接导致了劳动竞争加大，劳动时间被延长，同时单位劳动量也增加。三是全时间的脑负荷的增加，信息海量增长是数智时代的显着特征。然而，对于每一个体而言，意味着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信息的吞吐和处理，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尽管很多从社会角度看是无效的，然而，无论如何，都意味着脑负荷的增长，大脑难以有效休息。因此，数智时代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愈大，精神疾病越来越多，而真正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相当比重的人们患有严重的睡眠障碍[10]。这都直接制约了人们的幸福感知。

（四）数智时代越来越变动的社会结构加剧竞争压力

从进入数智时代开始，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变动的社会结构。相较于传统农业工业时代的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数智时代的结构是不断变化的网状结构甚至不断旋转的球状结构。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个体，尤其是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其社会位置会发生较大的变动和调整的风险。相较于传统社会每个人拥有更为稳定的社会位置，在数智社会中，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企业不断诞生，而旧的传统的行业和组织不断被替代乃至消亡，都意味着传统已经占据较高社会位置的个体会因为技术的迭代而重新跌落阶层。从金领到白领乃至蓝领或者失业都有可能。这种快节奏的社会结构变化在赋予了社会活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为了竞争更高社会位置和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通俗而言，就是越来越“卷”[11]。在传统农业或者工业时代，人们当然也有竞争，但是一旦经过一两次竞争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例如古代通过科举考试或者近现代参加公务员和工厂考试就能够成为文官或者工人，或者通过上大学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职业白领。但是在数智时代，这种传统相对固化的社会分层机制被打破了，一方面增加了每一个体的上升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终身可能都在竞争的焦虑之中度过。

（五）数智时代信息透明引发个人隐私消失导致的自由剥夺和不安全感

数智时代的直接现象是各种传感器在社会的普适存在从而形成信息系统对个体行为的全面掌控，导致了个体隐私的泄露，进一步使得人们产生普遍的自由剥夺感。人是需要有自由的，自由的内容当然很广泛，但最内核的是不被打扰不被监控的自由。这一点在传统时代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在数智时代，无所不在的各种监控装置，从公共场所到工作场地甚至回到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都在无时无刻不在收集语音、视频、动作、轨迹，然后所收集的数据被系统进一步分析使用。任何个体从身体状况，到心理状态、喜好偏爱、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思想意识都会被直接记录或者分析而知。因此，在数智时代，本质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隐私。所有的仅是在私宅中关闭一切数字设备后的些许片刻小空间而已，而传统被认为的很多私密空间已经消失，例如被长期认为属于私密空间的私家车内实际已经因为智能化而一览无余。在这种状况下，任何个体，在其生活工作中都必须时时注意，人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意识到必须要谨慎言行，因此，数智时代的人们，会因为长期被监控以及担心各种信息泄露产生的不利后果而陷入持续的精神紧张状态从而感到更加疲惫。

（六）数智时代的社会疏离加剧个体孤独感

数智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数智技术构建了超越传统人与人的直接互动形成了数智化的新的社会空间结构，从而使得人们不必直接接触而完成互动。在数智化的早期网络时代，人们通过网络实现了对原先大部分面对面交往的替代，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后，越来越多的互动将是通过人们吩咐人工智能助手再通过网络来实现互动。可以发现，整个数智化进程，看似通过新技术让人们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将全世界的人们即时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降低人们线下互动的历史进程。人与人的互动不仅包括信息、任务传递等，还包括肢体动作、情绪、情感、乃至物理的体外激素的交感，以及群体性活动所带来的心理变化。人本质上是一个群体性族群，需要大量的面对面的交流，而充分的面对面交流可以显着增加人们的安定、消除孤独和恐慌，最终增加幸福，但数智化进程显然在通过机械性的间接交流而诱导打乱了传统社会人们的各种线下活动和交流，从而使得每一个体越来越孤独[12]。此外，个别人群如老年群体还会因为对新数智技术的陌生和学习困难更增加了社会疏离感。

（七）数智时代包括不公正和观念冲突暴露加剧了个体的负面情绪

尽管数智时代，人们更多的线下活动转变为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冲突会减少。反而会由于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从而极大扩大了人们的交际面，这也意味着，人们要始终与遥远、陌生、处于不同教育、成长、阶层背景的个体进行交互，传统上被物理隔离的不同阶层群体会直接面对和交换。这会导致各种观念上的不一致，从而产生摩擦乃至冲突，以及由于强烈的心理对比落差引发非常剧烈的社会不公正感。从实践来看，自互联网与社会普及开始，各种传统线下的冲突就开始转变为线上冲突，最轻微的是来自观念不一致的争论，很多进一步升级，会变为网络暴力、攻击、乃至线下暴力。根据各种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网民都反映遇到过各种网络暴力[13]。这在于传统现实社会而言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线下社会绝大多数是人以群分的熟人社会，人们会价值趋同和服从社会交往礼节规范。但是在数字空间中交互的人们既要面对完全生疏的群体，也不必太用考虑冲突的后果。所以，整个网络社会中的冲突远高于传统社会。为了回避冲突，很多个体又会选择长期沉默，不愿意暴露在网络空间中，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个体孤立和负面情绪。

（八）数智时代社会意识多元化增加人们的心理矛盾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逐渐多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从后工业社会开始就开始加快，从数智社会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急剧跃升的阶段。理性的多元化当然是进步的，但短期急剧的多元化就会对每一个体的心理产生较为剧烈的震荡效应。从网络时代开始，网络将不同地域、背景、职业、阶层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个体扩大效应，使得不同的观念和意识得以自由在网络中传播和激荡。人们也由于普遍地参与网络使其在每一个公共事件或者观点面前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思考、判断和情绪表达。然而，网络的多元化使得每一个事件或者个体观点都会有相对立的信息或者个体存在，这使得人们在自我意识中就必须要接纳和面对与己相对立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个体意识内部的对立。也就是说，网络时代的多元意识对立投射在个体意识空间中。并且大多数网络公共事件随着后续信息的加入，往往还会形成多次的反转[14]，更加剧了个体意识的自我冲突，人们会困囿于各种矛盾意识之中，乃至对自身的观念、判断乃至长期的信仰产生怀疑，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后真相时代”。长期处于此种对立之中，人们势必会更加焦虑、怀疑、动摇和不安，乃至心理分裂感。

（九）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增加了个体失业风险和危机意识

以上的诸多负面因素，从数智时代的初期也就是网络技术开始普及就已经形成，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一方面极大促进人类数智技术乃至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对人类本身产生了相当多的风险，从而影响到人类本身的幸福感的获得。在人工智能技术诸多的风险和对幸福的影响中，首当其冲的是人工智能产生对全人类严重的失业风险。准确地讲，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形成的失业冲击有所预料但是没有想到其发展如此之快，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能够适应多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至少需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因此人们还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从2023年开始，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横空出世，拉开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序幕。近年来，以大模型为基础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在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并进一步具身化，人形机器人广泛进入人类社会已经近在咫尺。而从就业角度，从基本的体力劳动岗位，到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乃至传统上被认为高端的程序设计、科学研发、金融投资岗位，甚至政府岗位，都在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风险。通常被认为是金领岗位的全球互联网企业正在大量裁撤程序员和管理人员，而马斯克则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地优化美国政府[15]。这些猝不及防的快速失业危机，极大增加了每一个体的危机感和恐慌。

（十）人工智能的智力剧增引发强烈的价值挫折感

价值获得感是人类幸福的重要因素，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会因为进行了有价值的劳动或者自身存在对于社会的价值作用而感到自我满足和幸福。艺术家会因为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音乐歌曲、绘画雕塑、影视动画而感到强烈的价值实现感，科学家会因为推动人类知识进步而感到自豪，政治家和公务员会因为实现了有效治理而感到满足。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也会因为参与到社会分工对他人有价值而感到欣慰幸福。然而，目前的人工智能正以飞速的智力增长展现出对所有人类活动的碾压式能力或者潜在的替代能力而对所有传统的人类价值感产生强烈的破坏作用。一个显着的例子是围棋，当柯洁因为阿尔法狗产生与围棋之神对弈的感慨后，人类在围棋领域长期的自豪乃至智力自负形成的价值满足感已经荡然无存。当代的棋手在跟着人工智能亦步亦趋地学习，古代的那些长期被认为的神谱也被拿出来一一比对分析，甚至被觉得不过如此。在其他领域也是类似，例如长期以来蛋白质分析被认为是艰巨的工作，一个蛋白解析传统上需要数月乃至数年，而人工智能几个月就分析完成了2亿个蛋白结构，目前地球上所有已知或未知可能的蛋白组合基本全部被分析完了。人工智能无法参与到的知识领域，仅剩下最繁琐逻辑的前沿领域。而对于那些普通劳动者而言，这种挫败感会更为强烈，因为沿着目前趋势，未来能够参与到社会劳动分工和价值交换体系的人类个体显然会越来越少，乃至一些思想家已经发出了碳基文明即将被硅基文明取代的无力叹息。

由此可见，数智时代对人类幸福感的负面机制显然是存在并且是强烈和复杂的。但其隐藏在背后的主线是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发展，在不断削弱人本身的主体性[16]，使人不得不成为技术社会的一部分乃至被技术创造的新主体所取代。这本质上与工业革命进入机械时代后，人类幸福感的负面机制具有一贯性。当然，除了以上十个方面外，数智时代的一些其他因素也显着影响了人类幸福感的获得，例如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各种犯罪，以及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等，但很多是隶属于以上十个方面的，如绝大多数的数智犯罪都与信息泄露相关，以上的十个方面是更直接的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存在状态和结构变化引发的主体幸福感的减少。

三、以积极有效的国家治理建设幸福的数智社会

治理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各种法律、公共政策以及政治、行政和司法行为从而形成有序健康的社会秩序的过程。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每一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幸福，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17]。从现有的治理单元而言，国家是当前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最大的政治单体，也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在通向建设一个幸福的数智社会的道路上，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治理责任[18]。其既是推动数智技术不断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公民个体发展的重要推手，更是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和行政监管以及司法审判来规避数智技术引发对于全社会幸福感获得的负面作用的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工业革命早期由于有效国家治理的缺失从而产生了技术对于原有社会的强烈冲击引发大量的社会动荡和幸福丧失，这种状况绝不能在数智时代重演。在当前人类正在进入数智社会的初期，必须要通过积极有效的国家治理手段，来确保新的技术进步有助于而不是伤害人们的幸福感获得。当然，数智社会的发展和治理非常复杂，这里只是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必要原则。

（一）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全面数智化后产生的对个体幸福感知的负面作用

准确地讲，人类自工业革命起就进入到一种技术导向主义的文明演化路径，从而形成了以技术作为根本驱动和发展核心标度的长期文明发展理念[19]。在这种理念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第一位的，而个体的幸福感知是次要的。所以，在过去的历史中，总是呈现出一种技术不断单向发展，形成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动荡，随后再通过复杂的社会抗争来弥补技术发展不足这样的模式。这种旧的模式在今天无论是从对个体幸福感，还是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乃至对于技术本身的推动，都是不利的。因此，在当前进入数智时代的早期，必须要高度重视数智技术不断发展和全面嵌入社会引发的对个体的幸福损害的可能机制，这也是人类文明经过数千年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就当前而言，显然人们对于数智技术的进步是欣喜的，而对于数智技术引发的负面可能则显然重视不够。这其中既有技术发展背后的资本推动的考量，也有对于数智技术发展速度估计不足引发的盲目自信。例如仅就人工智能而言，十年前几乎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十年之内人类就发展出了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样，对于未来而言，也很少有人真正重视了大规模快速数智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引发的不利后果。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必须对这一进程有着充分的估计和治理准备，避免产生对大量群体形成各种负面的影响。并且这种重视要长期坚持，从当今数智文明的开始一直贯彻到久远的未来，因为一旦松懈自负，其全社会的后果代价可能极大。

（二）要重视包括隐私保护在内的各种数智时代的安全机制建设

数智时代的自由和幸福的核心基础是隐私和数据，任何被泄露隐私的个体都很容易受到各种网络诈骗、攻击和变相暴力，从而导致个体幸福感荡然无存。但是数智时代无所不在的感知体系，使得人们的隐私和个体行动轨迹几乎完全透明化。目前对个体隐私和数据的保护的法规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但伴随着不断深入的数智化进程，还需要加强。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任何个体除了在公共区域外，都有不被监控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公共区域的监控，也必须由公共安全部门来执行，而非他人或者私营企业个体。目前而言，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具身智能体的即将大规模进入社会，未来无论处于家庭私密空间还是公共空间，都会更为密集地被采集信息，并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数据公司，除了现有的电商、社交、金融平台外，包括车企、智能家电企业、机器宠物企业和人形机器人企业，都会成为新的规模巨大的数据公司。这就要求无论是数据管理，还是脱敏化、数据报告制度以及数据泄露的惩罚方面，都要加强。从国家治理而言，一方面要有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司法案例指导，另一方面，监管机构要像食品药品或者生产安全监管那样，有日常监督检查和严厉的惩罚机制。

（三）要构建合理的制度特别是监管和防止社会内耗性竞争

数智时代导致幸福感下降的核心因素是数智技术极大加快了社会节奏以及延长了人们整体工作思考的时间，并以此形成了社会内部之间的更为激烈乃至于恶性的相互竞争，也就是所谓的“卷”。主要体现在各种就业组织利用数智技术进行严格的算法监督和考核，对大部分工作岗位进行实时监控，动辄以违反时间节点和地点要求进行惩罚。并且还通过各种线上工作、移动办公等极大延长工作时间。通过这些手段，企业得以进一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并裁撤岗位。这种模式靠企业内部是无法跳出的，因为一旦有企业停止卷，就会迅速被市场所抛弃。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国家治理的手段，通过进一步完善和严格执法如《劳动法》确立的劳动时间限制和各种劳动保障，如对岗位外移动工作的时长限制，提高全社会最低工资，以及设置新的防止恶性竞争的法律法规，包括设置保护性价格以确保企业基本利润、控制企业大规模裁员、给予相应的减免税负、财政补贴等。此外，全社会被迫卷起来，还有着一些经济结构性转换的因素，例如房租性和各种金融成本过高等因素，这些和数智技术叠加起来，成为向员工要利润的重要原因和推手。因此，在其他的一些宏观方面，也要为企业和各种组织减负。总之，就是要适度地让数智时代的企业和劳动者能够不采用大时长、长期剧烈强度的模式，而是健康地竞争和发展。

（四）要确保普遍的离线权和有组织地增加人们的线下活动

数智时代人们的长期在线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长期在线既增加劳动工作思考时长，也减少了人们的身心休息，增加了全社会的普遍疲劳程度。实践证明，在线活动无法完全替代人们的大量线下活动，即便是在线娱乐，也与线下休闲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要想提高人们在数智时代的幸福感，就有必要确保人们的离线权[20]和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线下活动。从离线权的角度，一个基本原则是，除了应急性的岗位和任务，普通的工作岗位在休息时间有拒绝接受工作任务的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具体时长和实现形式可以讨论，但要明确离线权本身的合法性地位。而对于另一种线上连接，比如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线上娱乐，包括线上阅读、听音乐、看电视、购物、交友，导致户外活动和人际交际越来越少，这无论对于个体健康还是社会发展和谐都是不利的，包括婚恋率的下降都与此相关，因为人本质是一种社群种族。因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企业，都应该把定期组织各种线下活动作为一种内在的职责。现有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倾向导致各个机构都在逐渐放弃传统组织线下活动的责任，这显然走向了极端面。总之，就是要线上线下的社会建设协同推进，让人们不再困囿于线上，从而系统减少人们的疏离孤独感，锻炼休闲身心，增加普遍幸福。

（五）要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消除人们的失业恐慌和价值危机

人工智能的大规模进入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就可以在任何领域随意进出，从而形成彻底的以机换人的残酷景象。从能力而言，迄今已经基本没人怀疑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类绝大多数工作，但是人们依然要高度警惕彻底以机换人的风险和确保人类本身的尊严和价值。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人工智能应该优先被应用于那些危急险重的领域，例如太空、矿井、消防等领域，而不是大规模无防范地系统对社会行为进行全面接管，特别是在包括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领域，这也有助于消除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不适应和陌生感。二是要确保人们在获取人工智能辅助后，不会导致大面积的岗位消失，无论从目前人工智能的能力还是可靠性角度，显然还需要人类的监督工作，甚至从长远而言，基于更大参数规模神经网络的超大模型也永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这是由启发式思维模式本身决定的），所以人的监督审查依然是需要的。三是要牢牢确立人类本位的价值体系，让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有价值有尊严感。人类价值确立和维护是人工智能普遍大面积应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长期需要坚持的原则，这包括很多方面，首先，人工智能的基本底线是不能自主攻击和伤害人类；其次，人工智能不能单独进行司法审判、政治决策、行政裁决乃至街头执法这些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公权活动，甚至在公司以及其他组织中，人工智能也不能单独实施管理，也就是不能允许人工智能单独对人类群体发号施令。第三是对于人类之间竞争性的活动要严格限制人工智能参与，包括各种智力类竞赛等，并且对于人工智能参与其他类型的创作性活动要严格标识。总而言之，就是要始终确保人类本身的主体地位，包括劳动权利、主体尊严和主体价值。

（六）要强化补足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更有时间精力去自我发展和完善

数智时代人类生产力的大规模提升是极为显着的，从而使得人类第一次在历史中摆脱物质的稀缺现状和匮乏窘迫，换句话说，从理论上，人们在很近的未来就可以不再为基本的生计而被迫长期劳作，从而有了更为充裕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时间，幸福感也更强。但是，现实与理论存在着背离状况，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分配体制严重依赖资本和生计性劳动，从而使得普通个体在新的数智社会中反而会面临着不利的局面。因此，建立一个适应于新的高生产力和大量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社会分配体制就越来越迫切。在理想社会状态中，人类应该基于兴趣和发展自己的需要而从事各种社会性活动，而基本所需的生活物质由社会福利制度提供[21]，从而使得人类的活动更有效率和价值，须知每个人在自己喜欢的或者擅长的领域可能都是天才，每个人也由此可以更为全面的发展。但是通向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利用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而补充强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任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会通向两个结果，要么是全社会共同富裕和福利保障制度的提升，要么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层对立。后者显然不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数智阶段最终引发的结局。而实现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通过税收制度强化对剩余价值的公共收取；二是要系统性的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将剩余价值有效转移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对于新兴高生产力领域，国家要成为投资的主体，例如大规模生产性机器人的生产运营要预先有国家或者社会公共资本注入，这样就能够在现有产权制度下确保后续超额价值的生产归属于公共利益，从而为向新的社会分配机制转换打下良好基础。

四、结语

实现普遍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的目标。然而，人类历史不断告诉人们，从一个旧时代进入新时代，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种种不适应和对人们的负面效果，从而可能会导致人们特别是普通个体幸福感的下降。而传统时代解决这些负面效果的方式是长期的社会抗争和社会动荡。当人类踏入数智社会门槛的时期，必须要重视数智技术对于人们特别是普通个体幸福的负面影响。数智技术在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会产生各种对于普通个体幸福感的负面效果，包括：加大个体疲惫；增加各种约束；延长劳作思考时间；加剧竞争压力和阶层跌落恐慌；消除隐私引发安全危机；长期线上加剧个体孤独；不公正、阶层对立和冲突的暴露引发愤懑情绪；多元化意识加剧心理冲突；人工智能严重增加失业恐惧和危机；人类价值和尊严受到严重威胁。这些都需要被认真对待和系统性地解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要确立以下六个基本原则：一是要始终高度重视数智技术引发的各种对幸福的负面风险。二是要全面建立包括隐私在内的个体安全机制；三是要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控制社会无效性竞争；四是要确保普遍离线权和有组织增加人们的线下活动；五是要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维护人类基本的劳动权和个体价值与尊严。六是要不断强化社会保障，严防新时代两极分化的加剧，为人类构建新的社会分配机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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