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之兵：有效稳市场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四稳”，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再次强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其中，稳市场是稳就业、稳企业、稳预期的重要支撑。采取有力举措稳定市场需求，是确保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完成的必然前提。从市场需求的内在构成和运行机理看，有效稳市场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处理好政府积极性作用和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系

市场的持续健康运行，既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性作用，更需要持续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演变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政府应主动发挥稳定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在稳定消费上，继续完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高直接消费补贴力度。在稳定出口上，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融资支持，对受冲击较大的外贸企业进行精准支持，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在稳定投资上，持续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拓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领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加快形成“优者胜、劣者汰”的发展格局。针对当前多个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态势，应从减少市场波动和引导合理竞争的目标出发，持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营造以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创新能力决定企业效益水平和竞争胜负的发展环境，引导企业自愿向“上”发展。与此同时，强化行业自律，发挥行业协会和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引导企业增强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自觉性，推动形成良性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为市场稳定提供强大助力。

处理好国有企业“压舱石”作用和民营企业“活力源”作用的关系

市场运行的稳定程度，与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具有直接联系。有效稳市场，必然需要协同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和民营企业“活力源”的作用。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代表，国有企业在大量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基建、能源、金融等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市场需求和经济活力，同时还会凭借其产业链上游位置这一特征对中下游的其他市场主体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市场需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前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和国家战略布局需要，系统谋划一批重要、重点、重大项目，发挥其稳定本行业和全产业链条的关键作用。

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具有规模庞大、机制灵活、市场响应速度快等优势，对稳定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针对当前制约民营经济的少数障碍，应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拓展民营经济参与投资的领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竞争性领域及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要向民营资本深度开放。与此同时，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优化各地营商环境，规范和约束涉企检查行为，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真正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活跃市场经济的最大合力。

处理好稳定国内市场规模和优化国际市场结构的关系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是稳定我国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定不移把扩大内需作为关键着力点。坚持系统思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按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投资再生产的全链条拓展内需体系，培育由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共同组成的完整内需体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全面推进城市更新，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持续释放更大消费需求。持续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重点依托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托幼、家政、数字等服务消费热点，引导和鼓励各经济大省因地制宜探索更多能够激发和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文体活动，积极创造更大消费需求规模。

另一方面，应积极应对全球经贸环境变化，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继续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对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等多边平台战略运筹，用好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深化与共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加快建立引导企业出海的系统政策体系。加大境内外政策信息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布力度，提供目标国别（地区）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准入、产业发展、市场分析等信息，梳理优势产业信息，与目标国别（地区）产业部门、平台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建立沟通渠道和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抱团出海”。

处理好挖掘传统消费需求和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关系

传统消费是市场需求的基本盘，稳定传统消费是稳定市场需求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大量新型消费开始出现且逐年壮大。

在此背景下，稳定市场需求，一方面应该持续提升传统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吃穿等基本消费品质。加强引导、强化监督、支持创新，推动增加高品质基本消费品供给，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与此同时，营造正常的餐饮消费环境，减少对餐饮场所的过度检查，促进餐饮业健康发展。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深入剖析“网红”城市的一般形成机理，制定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城市文旅开发政策体系，立足城市自然和地理实际情况，加快培育海岛、邮轮、低空、沙漠等旅游业态，拓展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旅游产品和服务。持续满足中高端消费品消费需求，促进民族品牌加强同国际标准接轨，充分衔接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中高端消费品国内供应。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另一方面，加快培育新型消费。积极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鼓励发展智慧旅游、智慧广电、智能体育。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鼓励共享出行、共享住宿、共享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共享产品相关标准。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鼓励企业开放平台资源，充分挖掘闲置存量资源应用潜力。发展新个体经济，支持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经营模式，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的创新平台。

处理好降低发展成本和稳定发展收益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成本与收益变量的均衡化是确保市场健康运行的关键前提：如果发展成本长期大于发展收益，市场机制难以持续，反之则可长期运行。从过去几年的经济实践看，受房产成本、债务成本上升的综合影响，我国市场运行开始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客观上也使市场运行出现了较大波动。为此，有效稳市场需统筹处理好降低发展成本和稳定发展收益的关系。

一方面，应有效降低住房成本、金融成本、债务成本。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确保住房成本位于合理区间。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提高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平，保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稳定性，继续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持续降低融资成本。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地方债务化解的支持力度，鼓励各地以债务重组、债务再融资、债务转股等方式，有效降低债务偿还成本。

另一方面，应努力稳定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在稳定居民收入上，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合理确定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减少居民后顾之忧。在稳定企业收入上，进一步降低企业综合税费水平和交通物流费等成本，有序引导合格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更大融资空间。在稳定地方收入上，加快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优化调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税收机制，合理提高地方税收收入。

［蔡之兵，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