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的《漂白》是一部好剧吗 热度破纪录引发讨论

迷雾剧场终于迎来了一部救市之作——《漂白》。这部剧在14号获得许可证，17号定档并开播，6小时后热度突破6000，24小时后突破8000，开播五天刷新了迷雾剧场的历史最高数据，六天内成为首部热度破万的剧集。

《漂白》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的雪城，一起残忍的杀人碎尸案震惊全城。犯罪四人组邓立钢、石毕、宋红玉和吉大顺逃之夭夭，刑警队长彭兆林开始了艰难的追凶之路。邓立钢等人专挑女性下手，作案手法残忍且反侦查意识强。2003年，险些被犯罪四人组杀害的甄珍死里逃生后成为警校学员。她与彭兆林携手揭开真相，最终在2011年将“漂白”身份的犯罪四人组绳之以法。

《漂白》之所以如此火爆，原因之一是其大尺度的情节。开场就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分尸案，受害女性被宋红玉用锤子杀害并肢解，随后尸块被粉碎机捣碎倒入马桶，导致下水道堵塞。修理工掏出的是人肉和断指。两年后，罪犯们绑架勒索两名受害女性邱枫和甄珍，对她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将受害者囚禁在封闭空间，用绳索捆绑，限制行动自由，不给食物和水，让她们处于极度饥饿和口渴状态。宋红玉对甄珍拳打脚踢，用锅铲砸向她的脸部，还用老虎钳捏掐她的身体。

这些大尺度血腥暴力桥段迅速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疯传，成为一个巨大的噱头。客观地说，在悬疑剧扎堆的当下，“大尺度”确实是一种突围方式。观众天生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容易对常规剧情感到乏味，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带来强烈刺激的作品。《漂白》通过展现极端残忍的场景，如维修人员发现人体组织的瞬间，抓住观众眼球，满足观众对独特刺激体验的追求。

从剧情呈现角度看，犯罪悬疑剧中的大尺度场景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与冲击力。《漂白》详细刻画了犯罪手段，包括凶手如何挑选作案工具、设计作案流程、诱捕女性受害者等细节，让观众身临其境，深刻体会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悬疑氛围。适度暴露于负面信息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源。在安全可控环境下接触某些令人不安但不至于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境，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内心压抑情绪的出口。

《漂白》能爆，王佳佳饰演的宋红玉功不可没。在国产犯罪悬疑剧中，杀人凶手几乎被男性垄断，这种性别设定会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例如，《漂白》中的邓立钢由王千源出演，他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但角色并未展现出太大的差异化。反社会人格的角色常被单一设定为对金钱、权力的欲望或心理扭曲，缺乏对角色成长背景和内心深层矛盾的挖掘，更像是平面化的符号，只能依靠夸张的暴力和疯狂吸引眼球。

《漂白》的犯罪四人组中，真正有突破的是宋红玉。冷酷而残忍的宋红玉打破观众对于女性角色的固有印象，提醒着犯罪和残忍并非某一性别的专属。宋红玉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角色，她从受害者的身份逐渐转变为施暴者，隐藏着复杂的成因和深层的女性困境。她14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庭背负沉重债务，15岁开始外出打工还债，过早地接触社会的冷酷。18岁时被煤老板包养后又被无情抛弃，进一步加深了她内心的创伤。她在酒吧推销酒水时被邓立钢绑架，为了自保最终加入犯罪团伙，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机智诱骗无辜女性，参与绑架和谋杀。

面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宋红玉甚至比其他男性团伙下手更狠。她从小到大经历无数次背叛与挫折，塑造了坚韧但又冷酷的性格。加入犯罪组织后，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她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对女性的伤害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冷酷和随意。在犯罪环境中，邓立钢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宋红玉将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和恐惧施加在受害者身上，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获得在犯罪团伙中的生存空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变体：认同并模仿压迫者的行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全。宋红玉内心深处的创伤与脆弱却被深深地隐藏起来，偶尔闪现却很快被更残忍的行为所掩盖。

这样的女性加害者让我们心生憎恨的同时，也不得不检讨背后的社会与心理成因，反思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异化，警示我们关注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灵魂，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漂白》成为爆款还有一个因素，即它对受害者受虐情节的聚焦与放大，特别是“虐女”。甄珍遭受的身体摧残被详尽展现在观众面前，违背了保护受害者的基本原则。当镜头过多地对准受害者的痛苦与无助，而非加害者的狰狞与可怖，其实是对加害者的某种淡化处理。比如宋红玉竟然被一些观众认为很“飒”，演员的魅力轻易就遮掩了角色的恐怖。

在社交媒体上和短视频平台上，剧中的犯罪四人组甚至被娱乐化了。他们被冠以“肉联厂F4”的称号，将严肃的犯罪事件与轻松娱乐的偶像概念相融合，剥离了犯罪行为的恶劣本质与沉重后果，使得大众以戏谑、调侃的态度看待犯罪者；宋红玉拿着锅铲凌虐甄珍的动作也做成各种表情包，在评论区广泛出没。

残酷的事实是，价值观存在偏差的“虐女”桥段反而是一些观众爱看的。部分观众目睹女性遭受虐待的情节时，竟能从中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这种“快感”的来源并非基于人性中对女性应有的同情，而是深深扎根于一种对弱者痛苦的扭曲认知与满足。他们在潜意识里对权力/性别的不平等有着敏锐感知，看到女性这一相对弱势群体承受痛苦时，内心深处对权力/性别不平等的潜意识认同被悄然唤起。在这种强弱鲜明对比的极端场景中，他们找到一种虚幻的掌控感，通过见证弱者的痛苦来凸显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对他人痛苦的漠视之上。

从这个层面看，《漂白》虽然以它的大尺度成功创下迷雾剧场的各项纪录，却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多好的剧集。影视作品中如何合理处理暴力镜头，是需要好好复盘和思考的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漂白》改编自真实发生的“哈尔滨连环碎尸案”。一个四人犯罪团伙自1998年至2004年期间，在多地流窜作案，实施针对女性的抢劫、杀人、碎尸等恶性犯罪行为。2011年，该案件被警方成功破获，犯罪团伙成员相继落网。2012年，一篇深度调查报告《漂白》让案件广泛进入公众视野。这篇报道的重心不是犯罪四人组如何作恶，而是他们如何“漂白”——作恶多端的他们，怎么摇身一变拥有了全新的、干净的身份？“漂白”的背后暴露了多方面的机制漏洞，如户籍管理审核不严、信息管理系统缺陷以及基层执法人员的监管缺失等。

相比之下，根据同一案件改编的《漂白》在主题表达上有很大欠缺。剧集没有着重反思“漂白”这一关键行为背后所暴露出的制度漏洞，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犯罪四人组的犯罪过程，以刺激的情节和动作场面吸引观众眼球，忽视对案件核心问题的深度剖析。作品的火爆程度与作品本身的好坏并不一定正相关。越是火爆的作品，效仿者也会越多，如果它已经出现一些不良的苗头，就尤其值得我们审慎对待、理性探讨。既要避免上纲上线，避免好不容易放宽的尺度再度紧缩，也要避免爆款至上，好像只要是爆款，各类不足就可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我们需要在这两者间找到平衡，既尊重艺术表达的自由，也不放弃对高质量内容和正向社会效应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