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从人类政党文明演进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引用格式

摘 要：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政治文明演变而不断迭代发展。如果摆脱流行的政党类型学思维，从人类政党文明演进视角对世界政党进行重新观察，不难发现现代政党1.0是精英党和大众型政党，而现代政党2.0则包括先锋性政党与选举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源于并超越了先锋性政党，是先锋性、总体性和文明性“三位一体”的先进性政党，从而创造了人类政党文明新形态，形成了现代政党3.0。

原文载:《泰山学刊》，2025年第3期

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产物，并随着人类政治文明演变而不断迭代。据统计，2021年世界上政党约有上万个，其中有百年历史的就有66个。这么多政党可以按照不同标准分为各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按照政党数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一党独大制、两党制、多党制等，而按照意识形态光谱和政党组织结构、规模等又可以对政党进行新的类型划分。这些政党制度与政党的类型学理论，或者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向，或者缺乏演进思维，我们从中难以看到人类政党文明演进的大图景。

政党渊源于派系、党派，而现代政党演进经历了版本迭代过程，现代政党1.0是精英党和大众型政党，而政党2.0则包括先锋性政党与选举型政党，先锋性政党源于大众型政党，而选举型政党大多源于精英党，以及大众型政党转型。而随着苏东剧变，许多先锋性政党也转变为选举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源于并超越了先锋性政党，是先锋性、总体性和文明性“三位一体”的先进性政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政党文明新形态，形成了现代政党3.0。

一、政党前史：从宗派到派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党派伴随着人类悠久的历史而产生。不论东西方，“党派”最初都是贬义词。在中国古代“党”，从尚，从黑，为“偏私”之义，讲党派是指朋党，结党营私。《尚书·洪范》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论语·卫灵公》讲“君子不党”。西方历史上宗派（faction）、教派（sects）都是作为破坏整体的力量而被谴责的，后来才被更中性的 party（派系）这个词所替代，party来源于拉丁文partire，指分开与参与、分享。西方政治学史上对于党派也都是持批评意见：马基雅维利认为派系会给城市带来毁灭；伏尔泰说“宗派”这个字眼一直令人厌恶；博林布鲁克明确宣称“政党乃政治之邪恶，而宗派则为所有政党中最恶者”；休谟提出了“党派罪恶论”，认为政党制度在促成不同派别和团体的同时分裂了国家，以至于这些团体只重视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党派意识“在那些民主政体的政府中，其危害最为严重，已经成为政府最危险的敌人”。而政党的轮流执政不过是一派对一派的轮流专制。

古希腊雅典的政体演变就伴随着绵延不绝的宗派斗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着作中对于不同政体的分类，并非理念推演，而是党派斗争导致不同政体更迭的反映。雅典在很长历史时期都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统治，在统治阶级压迫下，人民大众不堪重负，平民阶层开始不断反抗。梭伦是雅典历史上首个平民领袖，实际上是两边推举出来的调解人，他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改革，本意在于调停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党派纷争。梭伦自己说立法用意在于“手执坚盾我挺身遮护两者，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取胜”。梭伦之后滨海派（主张调和政体）、平原派（主张寡头制）和高地派（极端平民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权力斗争，平民派的领袖佩西斯特托依靠诡计和武力获取了政权，随后维持了近50年的僭主统治，而直到僭政被推翻后新的平民领袖克勒斯泰尼才在雅典建立起了民主政体。

宗派斗争也反映在君主制下执政集团内部党争上。官僚集团之间利益、政见不同，会因为地缘、出身、门第、政见等结成朋党，党同伐异。我国历史上党争之祸绵延不绝，屡禁不止，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党争”，宋有新旧党争，明有东林党争，清有贵族和皇子之间党争。党争虽然有其进步的一面，如欧阳修所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党所争在于道义、名节、是非，君子党胜利往往意味着政治进步，但是党同伐异带来的多是政权的内耗和分裂，对于政治稳定造成巨大伤害。历代君主除了有利用党争制衡之意外，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即如唐人李绛所言：历观古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雍正亲自作《朋党论》指斥朋党不但结党营私，而且其主张也不过是偏私的是非之见，其“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

在西方，议会斗争中形成的派系则成为现代政党的萌芽。英国议会政治一直伴随着党派斗争，围绕着支持国王和反对国王，议会中就出现过两派议员，拥护国王的一方被称为骑士党，反对国王的一方被称为圆颅党。着名的辉格党、托利党就诞生于议会中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1678年英国发生了“天主教阴谋”的罗生门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个传言，一伙天主教徒要密谋焚烧伦敦，杀害查理二世，依靠外国的军事力量支持，镇压清教徒，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围绕这个传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一派政治势力在这个事件中不断推波助澜，指责政治对手对于清教徒的迫害和暴虐的政府统治，以此来煽动国内的反天主教情绪，这一派人就被政治对手贴上了“辉格党”的标签，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指苏格兰西南地区一伙清教徒同盟分子，他们杀死了一名“天主教”大主教，发动了反对国王的起义。

另外一派则认为所谓“天主教徒阴谋”完全是对方虚构出来打击对手的谣言，这派被政敌称为“托利党”，原来是指爱尔兰的一些天主教流民。“辉格党”“托利党”原先是政敌给对方贴的贬义标签，但是由于这两个称呼流行起来了，人们就忽略了它们的原始意义，这两个称号在议会中被“自豪地采用”，以后长期使用达二三百年之久。

派系斗争伴随着英国封建政治向资本主义政治转型的整个过程，辉格党和托利党也是推动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在“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政治中，两个党派斗争又进入新的阶段，围绕着对外战争、国债、宗教、王位继承而展开，出现了两个党派轮流执政的政党寡头统治。

政党的本质在议会的派系斗争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只不过采用了一种隐蔽和不完善的方式。党派已经出现了现代政党两方面的特征的萌芽，第一方面就是利益表达与斗争，这是派系形成的原因。不同的派系没有一致的观念和主张，党派不过是相同理念、共同的利益结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同盟。第二方面就是党派的组织性，只有一起抱团，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斗争的目标。

二、现代政党的不同演进路径

人类政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进，对于复杂系统而言，初始条件往往决定了后来的演进性质。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是革命构成了现代政党的初始条件，并深刻地塑造了其后来的演进路径。不同类型的政治大革命导致了深刻的政党类型差异，一是资本主义革命，二是社会主义革命，三是民族主义革命。资本主义革命导致了从议会政治中的党派演变为精英党，通过长期的斗争，竞争性选举体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体制，而选举型政党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党类型。大众型政党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主义革命，先锋性政党脱胎于大众型政党，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分裂的产物，经过列宁建党思想的锻造，成为新型的先锋性政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往往会采取类似先锋性政党的组织形态，以完成其组织动员的过程，但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选举型政党又成为不同政治力量妥协的选择。

从政党演进的历程来看，从历史上的党争，到早期在英国、法国等议会制国家出现的党派，构成了前政党时期。虽然辉格党、托利党也经常被人认为是最早的政党，但事实上它们只是议会政治中的党派，并没有形成现代政党政治中体现的明确纲领，全国性政治组织和稳定、统一、持续的组织性。

现代政党大概形成于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精英党。精英党来源于议会政治内部党派斗争的组织化，它的出现是由于普选权的扩展，当普选权扩展到一定程度，原先局限在议会内部的党派斗争，就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形成明确的纲领和全国性的组织，从而产生了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精英党。

如果说精英党是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裂的产物，而大众型政党则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的产物。这些政党在欧洲一开始是以反对党的角色出现的，美国学者戴蒙德和冈瑟将大众型政党划分为阶级大众型、民族主义型、教派大众型、列宁主义型、极端民族主义型和原教旨主义型等不同类型。大众型政党的出现，一开始并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政治上为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福利等。大众型政党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明确的党的纲领、交党费的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这使通过政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动员成为可能，而这些特征也“自左向右蔓延”，影响了传统的精英型政党。

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的巩固性成果就是竞争性选举体制，而一旦普选权确定，原先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斗争就变为通过竞争性选举竞逐政权的斗争，选举型政党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政党类型。欧洲的大众型政党衰弱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与多元主义政治相结合，从而与选举型政党开始趋同。当然，欧洲的大多数政党还是保留了大众动员型政党的组织性特征。美国由于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就未曾出现过大众型政党，而是从政治斗争的精英党直接转型为选举型政党。政党主要目标不在于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和观念的表达，而是为了选举服务，美国两党的诞生与运作完全是围绕着选举展开的。

大众型政党的两个不同转型路径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分裂的产物，欧洲的社会党转变为选举党的背景是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则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党——现代政党2.0——先锋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党，经过列宁的政党理论改造，成为先锋性政党典范，之后各国共产党普遍采取了先锋性政党模式。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政治体制也与西方接轨，大部分的先锋性政党也转型为选举型政党或者带有混合性质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源于先锋性政党，同时又经历了不断地演进，成为兼具先锋性、总体性和文明性的先进性政党。其他国家先锋性政党虽然也经历了向总体性转型的过程，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吸纳了内部多元性，以及自下而上的因素，从而真正实现了一统和多元的统一。而文明性政党不仅仅在于政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结合，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传统文明道统、政统、治统的继承开新者，从而使自身超越了选举型政党、先锋性政党，成为现代政党3.0——先进性政党。

从人类政党文明发展看，政党文明演进主要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第一条路径是多元主义路径，这一路径和多元主义政治相结合，构成党派—精英党—选举型政党的演进路径。多元主义路径对应着政党（party）中部分（part）的概念。多元主义政党理论认为，现代西方政党很难达成代表多数人的目标，更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而是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和观点。这种理论支持的是西方现实政治中运作的选举型政党，无论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代表的都是部分群体的利益，而选举就成为不同群体利益代表和妥协的过程。多元主义政党构成代议制政治中人民与政府的中介，提供了人民利益和意见的表达机制，但是也存在巨大的缺陷。如果将多元主义的代表性推到极致，就会出现非常荒唐的情况。每个个体都有各自利益，不能被其他中介代表，只从理论上说，政党数量越多越具有代表性；但反过来，政党数量越多，政治体制越碎片化，也难以实现政治整合。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党代表性也面临着卢梭早就提出的“众意不等于公意”的局限，选票即使能够体现出当时选民众意的选择，但并不等于人民的整体利益的表达。政党对于不同人群的代表性构成了“左中右”的意识形态光谱，但这种光谱式代表性，只是考虑了广度，并没有考虑代表性的深度，人民的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真实利益都不能从这种代表性中得到有效体现。多元主义政党是弱组织性政党，许多选举型政党只有松散的组织形态，甚至只能算是一种“行动团体”，而其组织过程不过是一种“行动网络”。

第二条路径是整体主义路径，这一路径强调政党自身要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而同样需要能够将其代表的群体（或者全体）凝聚成有机整体，党派—大众型政党—先锋性政党—先进性政党，总体上是围绕着这条路径演进的。整体主义路径充分发展了党的组织性维度。政党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组织动员一定的群体，为共同实现该目标而奋斗。德国学者米歇尔斯说组织是阶级获取经济、政治利益不可或缺的工具，是阶级成员凝聚集体意志的途径。政党的组织性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政党内部的组织性和政党对于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组织性使得政党凝聚成为一个整体，而外部组织性则使得政党有能力去动员、组织、领导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来共同实现政治目标。组织化并非单一的，并非组织化程度越高就越好，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的命题。正命题是为了实现政党使命，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好；反命题是为了充分激发政党内部活力，政党的成员需要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性。这个二律背反导致的问题，米歇尔斯将其表述为所有的组织化的后果都是寡头政治，高度的组织化，处理不当就会演变为官僚化。当然，对于这个辩证性的二律背反问题，其解决方案也只可能是辩证的而非线性的，也就是要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在充分自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统一。整体主义路径的政党代表性实际上是其组织动员能力的镜像，它对应于其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是其必须作为其所代表的群体（阶级、民族、人民）的“替身中介”或者“最高组织形式”，从而实现该群体的整体意志和整体利益。从代表性维度而言，其代表性的极致在于政党不但要代表多数人，而且要代表全体人民，这对于多元主义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许是由于在这一视角看来政党本身就只能是部分，而不能是整体，不然就不能称之为政党。事实上，这种作为整体意义的政党（如萨托利所言），不是从其所代表的群体是部分还是整体就能正确认识的，而只能从其内蕴的整体性上加以理解，即从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整全凝聚力与整全代表性的镜像关系中才能正确加以认识。

三、精英党 vs 大众党

精英党（elite party）本身脱胎于议会政治的党派，与党派相比开始具有更明确的意识形态，拥有更明确的代表性群体，活动范围也从议会的狭隘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建立起全国性的党组织机构，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1832年英国议会制度改革之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对于身份资格限制的弱化和选区的重新分配，推动了原先议会政治中党派的改革。托利党改组为保守党，成为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大商人的代表，而辉格党则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改称自由党。议会中两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党鞭”在议会中发挥着督促政党议员协调一致行动的功能。政党发布了自身的党纲，议会外的选民协会、政党协会、政治俱乐部等组织形式快速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精英党。而在第二次议会改革后，两党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有议会内的党组织、中央总部、全国性组织，也有党的基层组织和附属组织。

不但英国出现了精英党，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精英党，法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政党是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出现的山岳党和秩序党。成立于1861年的德国进步党是德国历史上首个有明确纲领的现代政党，它也是脱胎于议会斗争的精英党，曾经是普鲁士议会中最强大的党。美国的情况最为特殊，在早期政党政治中，伴随着派系发展形成了精英党。美国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就形成了党派，一派是围绕着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另外一派则是杰斐逊主义者，两派以议会党团的方式开展斗争。到1820年代美国政治出现重大的变化，由于美国总统选举采取的是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之前各个州用各种办法选择选举人，但到这之后就普遍采用大众普选的方式来选择选举人，这就使得政治的焦点从内部秘密的派系联盟转向公开的选举竞争。美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类似现代政党的政治团体是联邦党（1788—1816），该党在东北部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有优势，但是由于选民基础过于狭隘，很快就消亡了，另外出现的两个精英党是民主共和党（1800—1832），它是反对联邦党人的杰斐逊主义者，而辉格党（1834—1856）则是民主共和党中反对杰克逊主义的一派。这些早期政党在纲领、组织系统和活动范围上，已经基本具有现代政党特征。

大众型政党（mass party）在19世纪中叶起源于欧洲，并向全世界扩展。虽然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最早出现了群众动员的机制，但正式的大众型政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的产物，它一开始是作为“反对党”登上历史舞台的。典型的大众型政党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等。

例如，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早成立的大众型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 1863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869的社会民主工人党，1875 年两党合并而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更名为社会民主党。

大众型政党有明确的纲领。社会主义民主党在其16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六部党的纲领，其中最着名的是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以及1875年的《哥达纲领》。马克思专门就后者作写过批判。1891年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

大众型政党另一个特征是有明确的正式党员，这些党员是注册的，同时缴纳党费，对于政党具有长期的忠诚，积极参与政党的活动。

到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形成了一个集权的，从中央拓展到外围的官僚结构，建立了大量的协会、工会组织和党校。直到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保留着大众型政党具有相对严密组织结构的特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分为中央、专区、区和地方四级，党的中央机构分为全国党代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的顾问委员会、党的理事会。全国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任务是制定新党章、选举党的理事会和党的主席、副主席。

大众型政党拥有比较广泛的动员能力。米歇尔斯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提出，单个工人是无力的，他们的力量来源于数量，而这种力量只有被组织起来之后才能显现出来。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早期阶段德国的工会力量比较小，社会民主党控制着工会；而到了1912年工会有253万名会员，成为一个庞大票仓来源，这导致工会反过来对于社会民主党控制能力的加强。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产业工人比例下降，新的社会阶层成为工会组织成员。工人的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弱化，同时传播技术的变化使得选举竞争越来越从职业的政党官僚转移到志愿者或者专业人士手里，而对于政党长期忠诚的选民越来越少，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大众型政党的衰弱，而向选举—专业型政党转型。

“二战”之后，竞争性选举事实上成为政党的活动中心。1959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哥德斯堡纲领》，把社会民主党定义为“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而作为政党的共同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宗旨在于对“自由、公正和团结”的基本价值的追求。随之，其社会基础发生了很大转变，工人阶级之外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中产阶级加入，社会民主党由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人民的政党”。而 2003 年通过的威斯巴登声明，是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它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彻底从纲领型政党转变为“选举—专业”型政党。目前社会民主党除了更加关心劳工权益和福利政策，与其他政党没有多大区别。

四、选举型政党

随着大众型政党的衰弱，普选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确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普遍向选举型政党（electoral party）转型。这里选举型政党即选举—专业型政党的简称。政党变得更加“选举市场”导向化，通过竞争性选举控制或者参与政权成为政党的核心目标。

美国两党是选举型政党的典型。1884年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获得成功，从此开始了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的历史。从1861年到 2024年，美国共和党当选总统共有20位，执政96年，民主党当选总统10位，执政68年。美国两党政治的形成是现代选举政治运作的需要。没有政党，宪法框架所设计的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就难以有效组织。美国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目标是围绕选举展开的，它的主要功能是组织竞选、团结选民、协调政治运作，当然也有政策表达的功能。

达尔顿和瓦滕博格将政党分为三个部分：政党组织、政党成员、政府中的政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两党的这三部分都深刻地打上了选举政治的烙印，并围绕着选举政治进行运作。

美国的政党组织是一种主要围绕选举的松散的“多层次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地方政党组织、州政党组织、全国政党组织。地方政党组织最主要的就是三项工作：一是登记选民，二是推销政党候选人，三是催票。最小的组织单元是选区（precinct），美国大约有19.3万个选区，理论上每个选区都会有个政党地方委员会志愿者在活动，但事实上有一半左右的岗位是空着的。而州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筹款和推举候选人。政党的全国委员会负责组织全国代表大会，为总统、议会等全国性选举造势。

对于政党的第二部分而言，美国两党没有正式党员。对于一般人而言，党员身份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党认同，在投票中登记为民主党选民，就成了民主党党员，而下一次改主意了，改投共和党候选人，又变成共和党党员。除了一般的党员，还有更活跃的两个群体：一类是志愿者，在投票过程中负责宣传、催票等。这个群体就类似于现在流行的“饭圈”的组织者，他们的工作有的是义务的，有的也有报酬。例如，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马斯克在关键摇摆州动员了大量志愿者上门催票。另一类更核心的群体，实际上是候选人政治投机活动的合伙人，他们都是一些社会精英，或者通过捐款，或者通过参加竞选演讲等方式进行助选，一旦竞选成功，这些人就可能参与“政党分赃”，获得政府职位等各种政治经济好处。特朗普任命的内阁以及其他官员中大量都是在大选期间为他站台助选的“政治投机活动”的合伙人。

第三部分是政府中的两党。政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的运作，而胜选对于政党执政权力至关重要。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担任议长，控制着各委员会和全体大会的行动，并选择各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同样管理着全体大会。除了依靠政党领袖的影响力，还可以通过党鞭、党团会议，以及各种委员会来协调本党党员的立场，从而来推进本党的政策议程。同时，胜选的总统除了发布行政命令之外，还可以任命7000名左右的联邦官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行政系统；总统还能够通过提名大法官人选等影响司法系统。

选举型政党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将政党的代表性和派系之间的斗争性发展到新的更加文明的阶段，摆脱了原先那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将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转变为公开的制度化的政治竞争。同时政党竞争成为利益与观念的表达机制，通过政党竞争将国家发展方向的分歧公开化，而政党竞争也促进国家发展方向的调整，而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掣肘是权力分立制衡的重要机制。

选举型政党在组织性维度上是非常落后的，与大众党相比是退步而不是进步，更别说与先锋性政党相比了。特别是美国两党不像欧洲政党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美国两党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三无政党”，即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没有正式的党员，没有明确的党纲。政党不像个组织，更像是围绕竞争性选举的“行动的网络”，发展出类似政治营销的组织动员模式，对于候选人进行人设打造、形象包装，通过媒体营销、活动造势、催票拜票等形式对候选人进行推销。

在代表性方面，选举型政党实际上放弃了“责任政党”的假设，即“政党能够而且应当代表多数人的明确意见，能够而且应当将这些意见付诸法律而高度组织起来”，政党只是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且只是短期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缺乏有效的政治机制予以表达，这也是西方政治体制之所以低效、低能的一个重要原因。

选举型政党是不稳定的，它是依附在竞争性选举体制之上的政党组织形态。伴随着西方选举民主劣质化的是选举型政党也在衰弱，这包括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撕裂。以前人们认为两党制都会争取中间选民，但是从美国近年来的政治演变来看，两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冲突两极化的表现越来越明显。选举型政党的不稳定也表现为政党认同度下降。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两党制的“黄金时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政党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也出现了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的最高投票率。后来，总统、议会等各种类型的选举投票的人的比例在下降，统计表明 20世纪90年代采用多数制的77个国家投票率平均只有60.4%。

近年来，选举型政党传统的组织、意识形态凝聚、政策议题辩论的功能似乎出现了进一步衰弱，政党越来越像一种短期化的行动网络，一些被视为“民粹主义”新兴边缘性政党正逐步成为西方政党主流。与传统政党不同，这些政党往往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变色龙”方式，通过炒作热点议题，攻击建制派，借助社交媒体协作、制造网络流量等等获得了选民的关注和支持。

五、先锋性政党

欧洲国家许多共产党都是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1920年法国的统一社会党分裂，其中的多数派成立了法国共产党；1919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也有部分来源于社会民主党；俄国的共产党同样也是从社会民主党转型而来，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在俄国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其他工人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列宁最早意识到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是无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而需要新型的政党。理论和实践的斗争，锻造出了一个新型的政党——先锋性政党（vanguard party）。苏共是先锋性政党的典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发展，先锋性政党成为一种重要的政党形态。

先锋性政党对现代政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经济变革（经济基础变革）来推动政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而列宁的逻辑正好反过来，列宁是从政治入手来推动历史的变革，就如同亨廷顿所言：“列宁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倒立过来，对于马克思而言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于列宁来说，关键是政党。”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在回答第二国际关于“十月革命”合法性问题时指出，俄国是从上层建筑上先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在生产力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种突破“卡夫丁峡谷”的上层建筑变革性力量恰恰来源于先锋性政党的自觉能动性。先锋性政党是在列宁的建党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恰恰是先锋性政党在实践中的创造并引导了历史进程，从而把握了历史主动，先锋性政党的先进理论武装使得其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自觉力量，而其高度的组织化使得其能够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能动力量。

先锋性政党的鲜明特征是阶级性，政党是阶级先锋队和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工农革命联盟是推翻旧制度的主要手段的思想，党的力量和前途在于和工人革命相结合，党是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力量，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

先锋性政党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强调理论同政党结合，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无产阶级，而不是盲目崇拜工人的自发性。

先锋性政党最为突出的特点当然在于组织性。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列宁派和马尔托夫派围绕着入党资格问题发生了争论，马尔托夫等奉行第二国际其他社会民主党的“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一切愿意入党的人都可以接收入党，只要“经常亲自协作”党的工作就有资格成为党员。对于列宁而言，党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的结合体。列宁派主张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坚持只有“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才有资格成为党员。列宁反对马尔托夫的理由是：“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提高，提高，再提高。”

党的组织化是依靠组织体系、干部教育和纪律约束“三位一体”结构实现的。第一个支柱是苏共建立了由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权力机构，并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而这种组织形态向地方和基层延伸，从而形成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第二个支柱是党员干部的教育。党员的阶级意识、自觉能动性、先锋意识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要依靠党的经常性的宣传教育。能动性来源于自觉性，列宁反对工人自发运动的观点，认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会导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控制，只有自觉的斗争才是能动的斗争，而工人运动的自觉性恰恰来源于先锋性政党的灌输与动员，“党在无产阶级中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的有觉悟的部分”。第三个支柱是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只有整个政党团结得像一块钢铁一样，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先锋性政党不但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更表现为强大的外部组织动员功能。“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工人有各种组织形式，工会组织、文化组织等，而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 。党只有能够承担起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才有资格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成为工人组织化的内核，这既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密切联系，同时又靠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党员“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一切人民阶层中去 。

当然，先锋性政党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矛盾。在革命时期，先锋党是作为阶级斗争的组织化力量，而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先锋党如何代表全体人民，成为全体人民先锋队就成了突出问题。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执政后都尝试了相应的转型，但并不成功。赫鲁晓夫的方案就是“全民党”，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宣称苏共“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变化的改革，问题在于放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放弃了执政党的根本合法性，放弃党的阶级性，同样也等同放弃了党的先锋性，从而也使得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并最终对苏共的政权合法性构成了冲击。而戈尔巴乔夫更是走向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放弃了苏共的执政权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其次是先锋党面临着组织化与官僚化之间的悖论。先锋党高度组织化逐步陷入官僚化陷阱。先锋党的重要特征就是组织化，这种组织化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机制维系，没有自上而下的机制便无法使得党成为统一有力量的组织化武器，但是党的活力又在于自下而上的动力，没有自组织，就不会有灵活机动的斗争和行动。列宁建党理论中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强调，恰恰是旨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一方面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同时又要求这种统一性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列宁曾经设想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式的组织方式”的延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苏维埃代表从工人中公开选拔，工人对于代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所有公职人员定期向工农群众报告工作，接受他们的监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和基层活力的需要逐步让位于集中的需要。在斯大林时代为了战时动员和工业化建设，自上而下的因素被大大强化，党的领导和国家力量结合成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这在经济上成为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经济控制，在政治上成为政治社会的全方位控制。这种全方位的官僚控制体系抑制了社会的内在活力，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推移，这种官僚体制的低效率、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未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而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体制更是趋于僵化，同时许多苏共党员自身蜕变为特权阶层，这为苏共解体埋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苏共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解构，他只是看到先锋党的弊端，而没有看到其中巨大的组织性和代表性优势，在经济上“加速发展战略”“合理的生活方式”失败之后，却幻想通过“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来推动苏联社会的变革，而这种政治改革演变成全面否定苏共领导的改革。他先是提出了“苏维埃化”，想用苏维埃（俄语意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进而在苏联宪法中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用西方式“多党制”“议会”“总统制”取代党执政地位；通过“人道的”改革抛弃了苏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放弃了党对社会的领导；通过“公开性”的改革，放弃了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最终摧毁了苏共和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变为竞争性选举体制，而先锋性政党也大都向选举型政党或者带有混合性质的政党转变。

六、先进性政党

中国共产党源于先锋性政党，直到今天还保留着鲜明的先锋性政党特征，并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了先锋性政党升级，把党的先锋性发展到前所未有高度，但是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列宁式先锋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很难被纳入现有的政党类型架构中，作为人类政党文明发展到全新阶段的产物，是现代政党的3.0版本，我们将其概括为先进性政党（advance party）。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经历了布尔什维克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化推动了党的先锋性建设，使其获得了第三国际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其本土化的标志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党的路线上是如此，在党的建设上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政党的建设新路，已经成为先锋性、总体性、文明性“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

先进性政党中的先进性（advance）和先锋性（vanceguard）有共同的词源 vance，都是“在先”和“使之向前”的意思。先进性政党包含两个含义，一是领先、在前，二是引领、使之向前。就第一个含义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理论武装和先进性团体构成的政党，而这又需要不断推进理论的与时俱进，以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第二个含义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人民前进，乃至引领包含生产力、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前进。先进性政党渊源于先锋性政党，同时总体性、文明性特征又强化了党的先进性。先进性不是一种已经实现的完成式，而是始终处于运动中的进行式。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政党整合了西方现代政党文明和中华传统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政党文明的发展，推动人类政党文明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就先锋性而言，渊源于列宁式政党，同时又将先锋性发展到新的水平；而总体性是现代政党发展的新高度，政党统摄一切却并非实行全盘控制，统御、驾驭一切力量，却并不为一切力量所统摄与驾驭；文明性则鲜明体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明对现代政党的支撑作用。先锋性、总体性、文明性三者构成一种相互嵌入的“三位一体”的关系。

先锋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底色，同时也是其不变的本色，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始终用先进理论武装自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维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保持严密的纪律性、组织性，始终推进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总体性政党并不是苏联等国家曾经推行的全民党，也不是欧洲出现的全方位政党（catch-allparty）。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性和人民性矛盾时，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当年那样用人民性替代阶级性，而是坚持二者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个排序中阶级性不但没有泯灭，而且优先于人民性。强调党的总体性更不是意味着党像是一个“超级容器”，可以吸纳不同的阶层和多元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含义就在于，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有了现实化的表达者，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的政治力量与领导力量，能够具有高度权威，能够统摄、驾驭社会各阶级和各种力量，能够引领、组织全社会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

同时，总体性也并非全方位控制的“全能型政党”，共产党的活力和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内在的自主性与多元性，将高度集中性建立在高度民主性之上，将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集中统一和基层组织的自主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为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引入了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得其总体性不会走向僵化，而是能够实现统一和多元的结合，政治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既依照现代社会精密分工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以克服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形成一种既灵活又高效，既生动活泼又团结一致的先进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拥有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不同的文明论根源。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中华文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矢志不渝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传统文明道统、政统、治统优秀内涵的继承者，践行了“天下为公”“众生平等”的道统，再造了集中统一领导的政统，创新发展了民本主义、选贤任能的治统。这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理念、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其他国家共产党所没有的文明力量和文明韧性。

不同于苏联东欧所谓党国体制（Party-state），中国的政党体制和国家体制不但没有出现西方理论所预测的崩溃，反而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和韧性，这就要求我们从文明论视角重新认识政党与国家的互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政党处于整个国家体制的核心，是强大国家能力的根本，同样也是实现文明型现代化的关键，党的领导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自觉的历史进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型现代化又为中国共产党注入巨大活力，并不断增强党的自身演化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