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静：日本语境中的“现代化”与日本民主制度

日本通常会被看作学习西方制度（包括现代化、民主制度）的优等生。但是，关于应如何认识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学界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甚至不乏相反的认识。例如，作为近期发表的最新相关研究成果之一，崔岩教授在《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依附性特征及发展制约》一文中提出，日本现代化具有依附型发展的特征。这可以成为讨论现代化问题的另一个有启发性的线索。与此同时，这篇文章所提及的对日本现代化认识的矛盾性本身也十分典型：一方面，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哈佛大学着名学者赖肖尔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已经过去的90年的日本历史是最重要的，它是以西欧为样板的现代化的典型，也是现代化建设速度最快的唯一获得成功的国家。尽管有军国主义等困难问题的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还是获得很大成功。日本应该成为‘后发诸国’现代化的楷模”。另一方面，“如果仅就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狭义现代化观点看，日本在二战前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似乎已经完成。但二战失败拉大了日本与美国等西方世界在社会发展与产业技术方面的差距，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仍然具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诸多特性”。

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是以西欧为样板的现代化的典型、‘后发诸国’现代化的楷模”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即使仅从经济角度看，日本也体现出“既现代化又未现代化”的复杂性。事实上，日本究竟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是“民主优等生”“不寻常的民主”，还是“寡头政治”“假民主”，甚至“附庸国”？学界对日本的定位几乎涵盖了以上所有答案。

对具体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板块来讨论：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非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趣的是，日本似乎是一个可以同时被放在三个板块讨论的案例：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虽晚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但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相比也算开始得较早，日本属于“列强”或“发达国家”的印象由来已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放进“先发国家”；而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国家”，日本又可以与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一起，放进“非西方传统大国”；同时，日本又常被作为“官僚主导”“赶超模式”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放进“后发国家”。

更有趣的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也有观点认为，日本算不上后发国家。各方对此提供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一方面，日本自己或国际社会可能都认为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在当代更强调其彼此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以美国学者拉姆塞耶、罗森布鲁斯为例，他们认为日本并非典型的后发国家，“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的常见论断难以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当时日本政党政治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并非出于对国家发展的总体考虑，而是政治寡头之间无法协商一致的结果。更进一步地，日本到底算欧洲还是亚洲，算西方国家还是算非西方国家，似乎放在两边都有话说、都可以成立。日本自己讲“脱亚入欧”，发达国家将其认可为“西方七国集团”成员，但日本也希冀成为亚洲的领导角色，强调自身与西方不同的特性或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性”。再进一步具体到民主制度方面，被当作“民主优等生”的日本，也被欧美学者批评为“寡头政治”“假民主”，还有学者干脆称日本是美国的“附庸国”，这样的话又不像是“先发国家”。若从这些角度看，日本似乎又同时无法被放进三个板块中的任何一个。

由上可以看到，如何界定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与“到底什么是现代化、如何界定现代化”这些哲学意义上的追问是无法分开的。怎么界定日本，也涉及如何理解现代化。与此相关，日本语境中对于“现代”“近代”“前近代”的讨论，看似是思想史的问题，但也可以为反思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提供启发。

在日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近代化”。“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在日本语境里，有时可以和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对应，有时又与中国的相应概念有区别。比如“modernization”，在中国对应的译法是“现代化”，但在日本的译法通常是“近代化”，这并非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跟“modernization”在两国历史实际进程中的不同相关联的。与此同时，日本的“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可以分别侧重不同的含义，但在实际使用中，有时含义又有重叠的部分，有时还可以混用。

日本还有“前近代”的说法，意指进入“近代”之前的历史时段。这种“前近代”的因素在当代日本是不是没有了？若从丸山真男等日本学者的批评来看，部分“超越近代”的提法，包括当代日本政府力主的“超越战后”，本身就反映了日本某种“前近代”的思维模式仍然存在。这种思维模式再往前追溯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被当作日本历史源头的《古事记》《日本书纪》时代。而这种“前近代”的因素直到当下还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日本的“近代”“现代”乃至“超越近代”“超越现代”，本身都仍然可能包含着“前近代”的因素。这些都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这涉及“现代化”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

因此，要讨论日本的现代化，可能首先需要界定到底哪些问题可以被放在“现代化”的脉络中讨论。在这个过程之前，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先去讨论清楚，包括在日本的语境当中，“近代”意味着什么时间？

在提及“近代”的时候，日本的“近代”和中国的“近代”、西方的“近代”，所指的可能并不是同一时间，即使在同一个时间点，这几个主体分别面临的历史任务、所属的历史阶段、涉及的历史意义可能也各不相同。即使在日本语境中，“近代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定位，在“二战”时的日本和“二战”后的日本也是不一样的：在战时的日本，丸山真男等学者所提出的“近代主义”（意在抵抗当时的军国主义体制）是非主流的，是被批判的东西；“二战”后，日本的“近代主义”变成拥抱战败，看起来是主流，但与“二战”前相比它的含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丸山真男的相关思想在日本常被批评为“近代主义”，但不少时候他是被当作“二战”后的“近代主义者”而受到批评的，而其作为战时“近代主义者”所指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被充分重视。与此同时，丸山真男的相关思想在日本还会被批评为与“近代主义”相反的“日本主义”。这本身也可以说明“近代”与“近代主义”在日本语境中含义的复杂性。

在这些背景下去看日本民主制度的话，正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所面对的任务是在“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这对于日本的民主革命来讲，本身就是特别大的困难、特别大的负担。但与此同时，“近代化的同时现代化”这样的双重任务对于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又具有得天独厚的启发性：封建制也好，市民社会也好，都需要历史地、统一地去把握，而不是封建制就绝对落后，市民社会就是绝对光明的和美好的。丸山真男也强调，对于日本的研究者来讲，封建制又不是跟自身没关系的对象，“我们是把封建的东西作为遍布在我们身边，不，是甚而仍然盘踞在我们内心的东西而持有着的。而且，我们是站在这样的历史点上：在要克服扫清封建制的同时，也要面对扬弃市民社会的课题。这种要同时地、双向地将市民社会与封建制弄清楚的要求，实际正形成了使真正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的最好的历史位置”。

与这些复杂的因素相关，日本到底算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吗？算是一个民主制度比较典型的国家，或者说是能够较好体现多数民意的国家吗？有时候是相当存疑的。从民主运行的现状来看，近期日本大选，政权更替，其中成为焦点的是黑金政治问题。一直以来，有不少文章认为日本是比较廉洁的国家之一，反腐经验可以借鉴，但实际上，日本虽有对公务员管理较严的法律，但政治家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合法”取得灰色收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修改法律，限制给政治家个人捐款。但通过购买演讲会入场券等方式，还是可以为政治家个人筹款，更重要的是，日本财界仍然可以光明正大地捐赠政治资金给政党。日本财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经团联”长期以来实施“政党政策评估”，会根据每年各个政党的政策（不包括日本共产党），评估哪些政策是财界觉得比较好的、哪些有改进空间，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给每个政党多少政治资金捐助，这实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日本的相关政策方向产生影响。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事件相关的日本“统一教会”问题，跟“金权政治”都有关系。

从民主制度的架构来看，能不能用现代化来概括日本，日本政治的哪些情况可以用西方既有理论来解释，哪些情况能够折射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很典型的问题，又有哪些情况是以西方经验为主的既有理论，其实不太能解释清楚的。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也需要从整体结构的视角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关于日本民主制度，学界一直以来同样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日本是民主优等生，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属于民主制，但是一种不寻常的民主，还有观点认为日本是寡头政治，从“二战”前到“二战”后都没有太大变化。此外，还有学者批评日本是“假民主”。比如说，如果竞选时政党提出的竞选公约与其上台后主要推行的政策不一致，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这个政党会被大家轰下去，但是在日本可能没事，政党反而还能长期稳定执政。这种现象在其他民主国家是不太会出现的。还有学者干脆称日本就是一个“附庸国”，对它的国家形态都有更根本性的质疑。

同时，日本的民主进程也面临着较为特殊的困难处境（同时也可能是机会）。丸山真男本人也曾积极参加“二战”后日本民主运动，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反安保运动等，因此，他非常痛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一些思维模式上的问题对于实际民主实践的制约。“二战”后日本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也有三权分立原则等，但很多制度和原则在现实中不仅没有被维护，而是被践踏的。包括《日本国宪法》本身，“二战”后以来，日本政界保守势力不仅一直在谋求修改宪法，而且想要修改国民主权、和平主义等作为宪法根本原则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民主制度可能在很多方面会有一些特点。对日本情况的比较分析也因此可能为反思既有民主理论提供线索。例如，日本如果被归为民主制度的话，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类型？利普哈特在《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一书中把日本归为共识民主模式，但笔者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如果对照利普哈特自己列出的共识民主模式十大特征，日本大部分都不符合，虽然即使是共识民主的典型国家也未必全都符合这十条特征，比如瑞士也有一条不符合，但是，日本的情况是大部分都不符合。此外，利普哈特认为日本是共识民主的两个理由，一个是说日本有共识政治传统，但实际上作为“多数民主”模式典型代表的英国也有共识政治的传统，有共识政治并不等于就是共识民主。利普哈特的另一个理由是在1976—1993年这个阶段，日本自民党内阁的特征更像少数派内阁。然而实际上，自民党虽然在力量较弱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妥协，但是，在大多数时候，自民党仍然更像是最小获胜内阁，而不是少数派内阁。包括对一些重大国家政策，在多数民意反对的时候，自民党也经常毫不犹豫地推行强行表决，利用国会多数席位强行通过相关法案。日本2015年的《新安保法案》，六成以上国民反对，八成以上国民认为讨论不充分，九成左右的宪法学者都认为该法案违宪，但是这个法案仍然在日本国会被强行表决通过，至今仍作为法律存在，这种制度到底还算不算反映多数民意的民主制度呢？

此外，“二战”后日本也有政治家—官僚—财界的“铁三角”精英政治。日本政治是官僚主导还是政治家主导？学界的观点也是不一的。查莫斯·约翰逊的“官僚主导”观点很有影响力，但拉姆塞耶等学者认为，日本实际上仍然是官僚听命于政治家，而不是相反。关于日本财界在政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似乎也无法直接套用现在欧美国家的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在美国有很多社会组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但日本的财界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跨议题的特点，与欧美国家主要关注个别领域的利益集团又不太一样。在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其政界—财界关系也很难直接套用欧美国家的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理论。不少问题可能仍然需要我们再去做一些更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

在此基础上，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日本的情况与其他国家较为典型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关联。比如，多数民意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无法被反映，其原因究竟是日本特别的政治语境，还是与欧美国家近期常见的民主赤字问题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包括美国的学者也会讲：“我们最近的发现让我感到更加担忧，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去摧毁民主制度。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减少被赶下台或者被抵抗的可能性，而且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很民主的。”日本作为案例究竟体现的是特殊性还是典型性，可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4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