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十五五”时期，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关于创新、发展和改革的应然与实然研究

我发言的题目是《十五五：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三“重”命题，十五个字——“创新重数智、发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围绕每个命题，各作三层分析：趋势、短板及建议，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创新重数智

我用“数智”二字，意指数字技术革命是基础，人工智能是其新的发展阶段，或曰“提升”。

（一）趋势（应然分析）

这里说的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总的趋势是什么？我在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丛书，2013，学习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一书中指出，从战略层面看，国家应走“创新立国战略”之路，以切实推动我国从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跨越。从科技创新本身而言，数字革命与人工智能（AI）是核心趋势。

2024年，我曾四次到杭州考察、学习，当地的“六小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不仅在技术上开源、免费、低成本（这有利于推进“平权化”、摆脱贵族化），更在生产关系上呈现鲜明特点：第一，全都是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第二，全都由年轻人领军。这让我思考，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人才红利特别是年轻人的人才红利已开始萌生，我国或许正进入人才红利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初，浙江省两会召开，我在《浙江日报》1月13日见报的访谈中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浙江全省推广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个月后，1月29日（中国春节期间），DeepSeek在海外引起关注。

当然，我知道，DeepSeek还不是原始创新，而属于一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AI就本身来说，现在也尚处于“一般”人工智能阶段，下一步应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阶段的超级人工智能(ASI)发展。这也引发我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变革，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二）短板（实然分析）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中美今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6月在英国伦敦、7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三场经贸会谈。双方博弈显示，在高科技领域中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问题。虽然我们手中也有“杀手锏”——稀土（包括占全球61%的稀土资源和占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技术与产品），但在高科技（例如芯片等）关键领域，我们确实也有短板。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必须突破的瓶颈。

（三）具体建议（四条）：

一是强化创新精神。我认为，自立自强不仅是科技领域“单向度”的自立自强，而应是整个国家“民族性”的自立自强，此乃“国之魂”。欲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培育和铸就整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

在这一点上，要学浙江古越人那种“卧薪尝胆”的精神 （《勾践栖会稽》载：夜间每过一更天，卫士就喊一句：“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 “没有忘记”）。当代中国，亟需这种全国上下“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是营造创新环境。围绕创新者 “心灵放飞”，首先要构建类似“大森林”般的大环境，同时也要培育 “小树荫”式的小环境，即使一时难以形成“大森林”，也必须给创新者提供一个“遮阴蔽日”的“小树荫”，好让他们“心灵放飞”。

三是完善创新机制。既要有宏观调节机制，也要有微观的产权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科创人员职务发明成果的产权分割机制。笔者在拙着《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曾提出：“还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见该书第406页）。

但现实中，一些创新者因产权分割受到不公正对待，这种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已发生的，也要甄别、纠偏）。必须落实科创人员的产权。

四是推动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创新指数”。目前“全球创新指数”由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与美国康奈尔等大学联合编制。国内现在也有研究部门（如科技部科技战略研究院）编制。我建议，“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提升层次，即提到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的“国家创新指数”。

（四）由科技创新引发的个人进一步思考：

日本明治维新前，教育家福泽谕吉讲过一段话：“一个民族要崛起，须改变三方面：人心（思想）、制度、器物。”三个现代化，理论上是否有逻辑呢？实践上是否有顺序呢？ 我认为，理论上应该是有逻辑的，实践操作起来也应是有顺序的。

当前，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也包括了思想和制度的元素，但是，人工智能等技术本身可能还属于器物的现代化。面对今天这个格局，我们能不能从实际出发，可否提高一层，把“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推进。

具体建议：当前应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或者倒逼问题。《浙江日报》5月26日的思想周刊刊登了我的文章《“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我在文中提出了“三层倒逼论”，即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为切入点，实行“三层倒逼”：第一层是倒逼生产方式（介乎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如经济结构问题），第二层是倒逼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问题），第三层是倒逼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我这里只说是“某些环节”问题，并非上层建筑之全部）。

二、发展重人本

（一）人类发展大趋势

当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时，老师教“社会主义经济经典着作选读”，第一本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书中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学后感到，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闪光的思想。

现在简化成“人的发展”，其实，马克思原话是“每个人”和“自由发展”。我理解，“人”是抽象的，“每个人”是具体的；发展是可贵的，自由发展是价更高的。因此，这两个前缀词是不可删节的。201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最新版出版，写的依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我认为应尊重《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原意。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念不仅揭示了“发展的本质”，更揭示了“新社会的本质”。

当代国际上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秉持这一发展理念。例如，本人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中，曾引述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基本原则》（1983）中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核心是“人”。

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凭什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

我认为，这些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最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既然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我们得把“人类的共同文明”旗帜高高举起来才对。

正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5月首次公布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单一GDP指标转变为综合性评价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本人曾研究过这个指数，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发展的大趋势。

（二）短板分析

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情况如何？首先应该承认，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有进步的。有数据为证：2012年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升至第78位。但是，我国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很明显，人类发展指数第78 位与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存在着较大的落差。人类发展指数是要落到每个人上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改革空间。

（三）建议：

从发展重人本的原则出发，我建议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指标。该指数包含三大核心内容，第一个是人的生命健康，特别是长寿，这个指标非常好；第二个是知识的获取，包括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关键了；第三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等，它能更全面反映人的生活质量。

与此相联，我顺便提一下与民生直接关的居民消费问题。现在，研究中国的消费，涉及 “消费六率”。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含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六率”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用处，都不应否定。现在更加广为人知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一指标确实能够反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现实增长情况，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这一指标还存在不周全之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包括商品性消费和餐饮类服务性消费，它除了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外，还不包括除餐饮服务外的其他大量的服务性消费（如住宿居住、交通通讯、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旅游体验、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等多领域的服务性消费支出）。而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已经占到人均消费支出的46.1%。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正是我国在当前要大力激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不能适应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新格局。

其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出了社会集团（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等）的消费支出。根据相关数据及分析，从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目前两者相加约为54%。而政府消费率长期在15%左右（即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占到30%），这是不应该算在居民消费头上的。从战略上说，我建议国家应更加重视和侧重抓居民消费率。第一，有利于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每个人”的发展；第二，也有利于增强凝聚力，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第三，更有利于提高我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位次，强化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三、改革重要素

（一）趋势

“十五五”时期，中国改革将出现什么新趋势？就经济领域而言应该抓什么？我认为，应该抓“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改革的新趋势。

2024年12月，由本人主笔、蔡继明教授副主笔，并带几位年轻朋友耗费四年心血完成的新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54万字），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并被中宣部列为“2024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基于新趋势的需要，我们重点聚焦于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这是“十五五”时期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短板

中国改革已过46年，前一阶段的商品市场化改革之战，打得很艰苦，也取得不小成效。2021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达97.5%。但是，相比之下，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长期滞后，成为中国改革的短板。例如，土地、技术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数据要素的产权问题，有的已破题，有的尚未完全破题，如“人脸识别”数据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等；至于“管理要素”（企业家要素），虽然中央层面已经列入“七要素”之中，但是在部分场合仍处于“缺位”状态。这些短板必须补上。

（三）建议

为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市场化指数，建议“十五五”期间，可从“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相统一的更高层次，“双线”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双线”之一：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市场配置功能。2024年，我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上提出“要素三放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十五五”期间应秉持“要素三放论”。

“双线”之二：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收入分配功能。党中央在国内学者多年研究（包括1988年，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博士首次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基础上，借鉴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思想。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正是在学界此前多年探讨基础上，深入学习和领悟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文件的一贯思想，本人经进一步思考研究，于今年1月9日在《中国经济导报》访谈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标准论”——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唯一标准”“市场是评价要素贡献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国改革报》转载（见图）。

这里，我尝试提出“唯一标准论”， “唯一”就不是 “唯二”。我希望，不要离开这个标准，再去另立别的标准。

以上观点，愿与学界朋友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