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王婉潞：迈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

摘要：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交叉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史上,欧洲东方研究、美国区域研究等在智识与研究路径上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然而,欧美相关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 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实用性与学理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当前, 我国正在探索的区域国别学力图实现学科之间、全球知识与话语之间、全球学理与实践之间的互联互通,指向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上,学界应探究知识迭代,发扬自身特色、寻找个性化线索,双轨推进学理研究与实践应用,最终汇聚成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使之真正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互联互通 ；学科建设；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日中国,区域国别学业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焦点。一个国家成规模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诞生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近年来,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布局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不断加强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出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凭借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资源投入,区域国别学在中国高校成为方兴未艾的制度建设和学科增长点。2011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截至目前,教育部批准的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共453个,分布在全国186所高校。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起区域国别研究院。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和教育主管单位下达了数百个专项课题,相当一部分院所开展招生工作,并为社会与企业提供相关培训。公众和大众传媒同样对这一新生事物抱有热情、注入期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持续互动带来的变化。

自区域国别学设立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分析我国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的现状与问题,研讨热点包括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区域国别学与相关支撑学科的融通互动、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 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设置等。其中一些讨论已达成共识,譬如中国区域国别学具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国家的三重要义等。实践中要注重交叉、 跨学科研究,要注重“在地性”,鼓励研究人员进行田野调查。一些讨论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在实践中稳步推进,如部分高校进行区域国别研究院实体化建设、进一步加强海外田野调查,以及设立区域国别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等。也有一些议题仍然存有分歧,有待进一步辨明,如对特定区域的案例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与研究方法应当如何确立等。

既有讨论反映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响应,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担当,但我们仍需在此基础上推进。学界普遍认为,欧洲殖民研究源于其资本主义生产与殖民扩张,美国区域研究服务于冷战争夺与霸权管理,对于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不足以及我国应该提出哪些对应方案来规避可能出现的错误的考量则不够全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积累了不少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但现有研究缺乏对研究问题代际更迭的比较,对生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具体路径的讨论均有不足之处。这些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并回答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梳理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分裂,阐述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是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并针对欧美既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分裂之处,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解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互联互通属性,继而展望如何超越中国既有区域国别研究、生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可能路径。

一、既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分裂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与区域对域外世界的研究无不经历漫长的探索,其中不乏重大的成就和阶段性的标志。近代以来,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进程推动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经过早期的知识沉淀与长期的学科建设,欧美相继发展出欧洲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与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构建起全球主导的研究范式。 尽管这两种范式在智识与研究路径上为今日我国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但其“区域”及研究呈现不同程度的分裂,尤为需要辨明。

(一)欧洲东方研究与殖民研究

古希腊罗马研究是欧洲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最早尝试。在欧美思想界, 古希腊罗马研究一度成为显学,这种研究是以曾经辉煌的古代希腊、罗马为对象,探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文明和制度,包括其城邦、建筑、饮食、 选举及其政治安排等。研究涉及考古学、文学、历史学、家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者需要学习拉丁语、古代罗马史、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及文化,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逻辑学、辩术、政治思想等多种内容。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出现东方研究及相关学科建制。东方研究原指西方对东方(近东、中东、远东)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等展开的研究。 这一研究发端于教会,最初是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其学科制度化探索始于14世纪。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东方研究以语文学和古典人文学科(考古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宗教等)为中心,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6世纪开始对近东及远东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等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时期的欧洲东方研究主要为神学服务,东方学家大多是神学家。

随着欧洲列强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东方研究的服务方向逐渐从神学转向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求。受对东方贸易驱动,英国东方语言研究快速发展。1639年剑桥大学官员的一份备忘录写道:“本中心的宗旨是为国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努力繁荣与东方土地的贸易,扩大教会的疆域,在那些仍处于无知黑暗中的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于1795年成立东方语言专门学校(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打破欧洲东方学神学传统,彻底抛弃东方学的神学色彩,教授实用的东方语言并且要对国家的政治和商业产生实用价值。欧洲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进一步刺激东方研究的变化。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达到顶峰,东方研究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中得以建制化发展,殖民政府和跨国公司 (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随之参与到东方研究的知识生产中。英、法两大殖民帝国成为早期殖民研究的主要供给者。此时,原本相对独立的东方研究正式与殖民主义牵手,成为殖民主义拥有的除兵舰、大炮和枪支以外的又一锐利武器。

东方研究与殖民研究相结合成为欧洲列强的共同选择。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后期,受英国和法国东方研究转型的影响,德意志东方研究逐渐摆脱神学桎梏,东方学教席从神学系移至哲学系,并逐渐获得学科认可。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统一之后,德意志帝国加入英、美、俄、法等世界强国队伍, 在非洲、拉美、东亚等地争夺海外殖民地。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帝国的世界霸权计划,为帝国的外交政策、殖民行动提供特定的殖民地语言和专业知识, 德意志帝国建立起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教学机构。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域外研究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反映了帝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利益,对于这些区域的语言文化等研究也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和种族歧视色彩。

德国东方研究的快速崛起刺激了英国东方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04年,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教授在《英格兰和海外的东方研究》中指出,英国现有的东方研究与大英帝国的利益关切不相匹配,且严重落后于德国,这在20世纪之交英德竞争的背景下尤为堪忧。这种观点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1916年,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如今更名为亚非学院)建立。该学院本质上为大英帝国服务,提供亚非语言教学培训、辅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区域研究,以满足英国实现帝国管理、军事安全和商业往来的人才需要。

(二)美国区域研究

美国区域研究在学术上继承了欧洲东方研究。在美国正式开展区域研究之前,美国对域外世界的研究沿袭欧洲东方研究的路径,“大学里为数不多的区域专家往往出身于历史学、古典文学,或者语言学”。从研究对象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绝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重心是欧洲,欧洲是美国除其本土以外唯一熟悉的地理区域。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参与二战,需要对全球许多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然而,大多数美国人甚至连这些国家的名字都未曾听闻,美国既无关于海外的知识积累,亦缺乏欧洲的殖民治理术。因此,二战期间,为数不多的美国区域专家在政府的召集下共同收集战时情报、开展语言培训。1942年初,美国军方以“地区和语言”为名,在大学大规模启动多项培训项目,对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展开研究。从那时起,大学、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基金会构成美国区域研究的“铁三角”。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相连接,产生出庞大的知识体系,尽管这两类领域在学术上是多元异质的,但在意识形态上是连贯统一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全球霸主,其军事、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登顶世界之巅,其利益遍布全球。与此相伴,美国发展出具有美国特色的区域研究模式。在福特(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Carnegie foundation)等大型基金会资助下,美国14所大学的战时研究项目得以保留。随着世界迅速进入冷战,美国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冷战导向。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Спутник-1),这在美国朝野引发巨大震动,“突然间,美国再次因为对他国的无知而付出代价”。美国政府牵头的大规模区域研究即源于此。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旨在增强美国国防竞争能力,其中第六款明确规定联邦政府须对外语教育和地区研究项目实行实质性资助,在全国建立一批资源中心。

冷战对抗、管理世界的巨大需求促使美国区域研究繁荣发展,并与欧洲东方研究传统相区别。在欧洲东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在区域概念、研究内容,以及学科建制等方面做出创举。在区域概念上,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区域命名系统做出区分。以亚洲为例,欧洲根据距离自身的由远及近, 将亚洲依次分为“远东”“中东”“近东”,美国则将之逐一命名为东亚、 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在研究内容上,美国突破传统欧洲东方研究侧重于文化、语言、文明等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在学科建制上,美国将区域研究放在大学中,区别于欧洲常见的学院式布局。

在各方推动下,美国区域研究相继产出苏联学、中国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一系列理论成果。苏联学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学是美国区域研究的一门显学,其研究核心是苏联的制度、苏联共产党的纲领,研究范围从一战以后第一个政治制度化的共产党执政苏维埃政权,逐渐扩展到包括中东欧、外蒙古、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以及非洲、拉美等左派政权。苏联学之所以受到美国乃至欧洲的极大关注,在于苏联在20世纪中叶崛起为超级大国,成为两极中的一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且其卫星发射、核打击力量对美国在内的对手构成巨大威慑。由此,苏联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迅速崛起,有关苏联政党、苏联政治制度、苏联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苏联短中长期的目标等研究着作相继问世。尽管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学急剧衰败,但它依然构成区域研究中极其复杂、内涵丰富的案例,无论是苏联的自然地理、战略地理、军事文化和战略文化、政治文化,还是外交体系、货币体系、盟友体系、苏联独创的五年计划、指令性经济安排、教育制度、军事管理模式等,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

在中国研究方面,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欧洲“汉学”(Sinology) 基础上创建“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汉学侧重研究古代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等人文方面,中国研究则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美国传统汉学由此转向当代中国研究,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费正清曾基于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完成名着《美国与中国》。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立东亚研究中心, 至今已有七十载。该机构已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地区的中心, 为西方学术界的现代中国研究设定了标准。

东南亚研究是美国区域研究的重点领域。在二战结束后,左翼力量在东南亚兴起,游击队、共产党等各种亲中亲苏力量活跃,美国学术界围绕东南亚的语言、人文、历史、宗教、族群等展开深入研究。东南亚人口来源复杂,既有本土居民,也有华裔、印度裔等,这些人群与王室、精英、新兴政治势力、执政党形成不同关系,构成比较政治研究的一大分支,催生20世纪 50、60年代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研究机构诞生。1950年,康奈尔东南亚项目(Southeast Asia Program)正式建立,后于1962年扩展为“东南亚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South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资源中心。该中心诞生了《想象的共同体》等声名远播的作品,产生了五位美国亚洲学会主席。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 W. Pye)是东南亚研究的大家,在美国外交与国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迅猛发展,第三世界出现并逐渐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焦点。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家纷纷投身于第三世界研究,期望帮助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获得引领第三世界历史前进方向的主导权,白鲁恂正是这场知识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如何支持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盟友,以遏制共产党游击队与工人组织夺取政权,把东南亚打造成美国在太平洋西部的堡垒。他身体力行地将对亚洲的研究引入美国政治学,成为重要的区域研究专家和区域研究体制的构建者、领导者。

在学界、基金会,以及政府的多方推动下,美国区域研究蓬勃发展。从 1959年至1981年,仅二十余年时间里,美国区域研究项目共培养88000名学生获得语言与区域研究学术学位。时至1984年,美国已有7000名稳定的区域专家。美国由此构建起不同于欧洲的全新域外知识体系,且这一体系呈现出相对于欧洲东方研究模式的多方面优势,这一模式反过来促进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二者共同作用,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盟国的区域研究。韩国、 日本、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纷纷吸收美国经验,效仿美国的组织理念和运作模式发展本国的区域研究。

(三)欧美区域研究中的“分裂”

在学科建制上,东方研究与区域研究贡献了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两大传统路径与研究范式,注重对特定地区与国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旨在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提供学理支撑。但是,东方研究快速发展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和殖民主义扩张时代,区域研究则与美国对外争夺霸权密不可分,这使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呈现不同程度的“分裂”,形成片面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这是我国构建区域国别学尤其需要注意与改进之处。

1. 在本体论上,欧美区域研究缺乏对“区域”的整体感知

现有的区域认知多半基于自然地理的经纬,比如东亚南亚、北美南美、 西非中非、北欧东欧等。多数研究者所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对这些板块之上的政治体系、军事集团、经济贸易区块或文化圈展开描述追踪,如美国研究(或北美经济区研究)、北约研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研究)、东盟研究或非盟研究。这类研究的好处在于清晰展现各个大小不等的区域/国别的界限,且这些形态多半以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制度构架呈现,因而容易得到政府智库和研究机构的重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但是,从学术研究的纵深及广度观察,上述器形简明的区域/国别观念,也可能造成一个盲区, 即屏蔽掉一些有研究价值却非自然地理、非器形版块事务,令经验不足的研究者止步于表象的探究,满足于近距离的观测,缺乏对“区域”观念的整体感知。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其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区域既可以是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人为构建。例如,20世纪50、60年代由一批左翼经济学家和批判思想家提出的“依附论”(又称“外围—中心”学说), 揭示了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内各国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关系,作为一种地缘经济理论,它超越了简单的自然地理边界,从阶级角度重新整合与划分区域。又如,在俄罗斯区域学中,区域并不以自然地理的远近为标界,“近邻”“远邻”等概念超越地理范畴而指向心理层面。

对区域缺乏整体感知导致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地区、建构各自范围内的具体知识,并无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之整体学问,研究者对其本体论、 核心问题及概念体系仍缺乏共识。所谓区域专家最后往往聚焦于一个国家, 这在美国区域研究中尤为显着。各个领域无法对话成为区域研究在后期发展中难以逾越的瓶颈。同时,缺乏对区域的整体感知亦容易忽视如“跨区域”“次区域”等重要区域。目前,全球建立起各种次区域发展中心。随着全球化带来人、财、物、智的快速流动,在主权区域与全球公共区域之外, “跨区域社会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例如,当前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与传统的区域网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中国华南、西南与东南亚“跨国社会领域”。

2. 在认识论上,欧美区域研究形成“欧洲—非欧洲”“西方—非西方”二分法

这种二分法起源于欧洲殖民时期的东方研究,后经美国区域研究而日益加深。诚然,区域国别研究是有关域外世界的研究,从本国、本地区出发看待外部世界是天然的选择。问题在于欧洲殖民帝国在认识论上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远远隔离开来,认为欧洲与非欧洲之间似乎存在根本差异性,最终形成欧洲看待世界的二元对立式刻板印象。在这种二分法里,欧洲是知识与认知的主体,“非欧洲”或称“世界其他地方”则是知识与认知的客体。成立于1795年的法国东方语言专校几经更名,最终于1971年命名为“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二百余年间,校名中始终存留“东方”,然而其 “东方”并非仅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而是指法国身处的欧洲文明以外的文明圈,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意味着法国知识精英所致力于理解的外部世界。

在欧洲东方研究基础上,20世纪初,美国创造性地用“西方”一词取代 “欧洲”,原来的“欧洲—非欧洲/世界其他地区”话语被替换为“西方—其他地方”。在这种新的二分法中,西方代表着知识的主体,其他地方依然被指定为知识的客体。无论在欧洲的东方研究还是美国区域研究中,研究对象先是非欧洲世界,而后是非西方世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刚刚出现时,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研究项目将西欧视为研究对象。乃至从1940年代末至1980年代,在美国大学的所有区域研究项目里,西欧从未被当成是一个区域来对待。在欧美的学科建设中,欧美对自身的研究归为“科学”,譬如美国把对自身及其亲密盟友的相关研究,包括国际秩序与美国大战略、联盟管理、欧盟区域一体化等放置在国际关系学中,而非区域研究。这也意味着, 美国的区域研究依然暗含着殖民秩序的逻辑,将西方区别于非西方,将非西方视为认知的客体与改造、抢夺的对象。依照这种结构,西方所生产的知识是西方以外其他地方的人们应该学习、欣赏和模仿的对象。这样,研究某个地区的区域专家与被他们研究地区的原住民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且这一模式被逐渐接受,成为生产有关区域知识的一个基本认识论构造,也就是“东方主义”,进一步成为区域研究所遵循的规则。

3. 在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中,欧美区域研究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偏见近代以来,在殖民主义破坏、征服与掠夺中,“文明使命”“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感”等话语相继出现,将殖民扩张和对土着人民的剥削合理化,殖民地成为所谓“文明国家”的势力范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文明等级论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也渗透在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之中,使其研究中带有深刻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欧洲殖民研究中,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似乎存在根本差异性的思想下,产生的不是真正可信赖的学问,而是一种将欧洲与非欧洲在知识体系中分割开来从而维护殖民统治的认知工具。

以埃及学为例,埃及学是由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一手建立起来的学科。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古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浸透了西方的思维和思想模式。与此同时,埃及本地学者的观点受到压制。直到1931年第十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作为埃及人的埃及学家格布拉(Gabra)首次获得机会在大会宣读论文。但即便此时, 埃及大学的埃及学研究机构也由欧洲人主导。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美国区域研究之中。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怀有兴趣,但是他们的研究观点经常与对象国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背道而驰。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被本土学者视为带有“种族中心主义”,因而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研究。自美国区域研究创立以来,学术研究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此类项目合作所产生的多数政策决定建立在对事实的扭曲与虚假陈述之上,这不仅无益于国家政策制定,亦损害了学术发展。

欧美的自我中心主义影响其对所研究区域的话语塑造。区域本土话语受到压制,欧美话语被塑造成为主导话语,这种情形在全球公共区域尤为显着。随着外部世界的权力转换,话语竞争态势加剧。在南极,拥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在进行权力博弈和利益争夺时塑造了南极主导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南极地区相继了出现殖民话语、科学—资源话语、生态环境话语等三个主导性话语。在不同的主导性话语下,南极一再被重新界定,不同的意义空间由此被塑造出来,这些话语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先行者所拥有的优势。

4. 在实用性与学理性方面,欧美区域研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

欧美区域研究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其学理发展。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学、东方学,还是当代的苏联学、中国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虽然出现不少专门精深的研究,并出版包含大量故事和个人体验的回忆录与旅行游记,但是这些成果缺少富有共识的学理性分析,缺少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也缺少对其本体论与路径的比较研究。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都开展过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拥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并不完备、尚未成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一场大对话,对话一方是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家,另一方是区域研究专家。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注重地方性知识的区域研究和强调一般规律的、学理性较强的比较政治学能否进行学术对话,乃至形成一些共识,提供清晰的学术隧道与整体的研究面貌。比较政治学学者认为区域研究过于个案化、形而下,虽然掌握大量的语言、数据、材料,但在学理上很难与传统知识和范式进行对话。反过来,从事区域研究的专家认为研究政治学理论的学者过于形而上,缺乏语言、案例等基础,研究的东西缺乏实用性,无法解决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实际需求。这场对话证明,即使如超级大国美国、即使其区域研究提供了全球研究范式,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难以为“学”。“学”之所以称为“学”,不止是在具体问题上有专门的数据、 对象、样本,而且要形成本学科专属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体系。普遍认为,美国区域研究只做具体事件、问题和人物的解说,尚未形成独立的本体和工具,因而属于“前理论”(pre-theory)、“前学科”(pre-discipline),虽有实用价值,却无法与一般学科并立,学理性发展不足,未能创建和贡献新理论。

概言之,欧美秉持分裂的思维看待区域、研究区域。这种思维源于其以局外人的身份,采用“自我中心主义”视角居高临下地观察外部世界。尽管美国区域研究建立在欧洲东方研究之上,并且通过全国范围内学科化建制, 突破了欧洲东方研究范式。然而,美国区域研究在实现突破的同时,亦沿袭欧洲东方研究的种种弊端,这一先天不足限制美国区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也使之易因时势变迁而式微。

二、弥合分裂:构建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

“一带一路”倡议重新整合世界。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合,中国致力于构建的区域国别学应是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这意味着,中国学界需要在既有欧美区域研究基础上,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弥合欧美区域研究中的分裂之处,将融通贯通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全球学理与实践互联互通。

(一)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区域国别学是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学问,其在中国的生长受国家战略驱动。自20世纪中叶中国开启区域国别研究以来,至今呈现出三波浪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曾一边倒跟随苏联,自主性学科和知识体系建设不足。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引入市场经济,更新管理方式。伴随这些新的气息,中国日益开放,学习、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获取全新视野,与欧美国家大幅度改善关系,支持更多的年轻人留学,同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合作。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大量财力与资源投入学术、科研、教育领域。在前期基础上,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快速发展,一些研究者基于多年的积累和思考形成深刻洞见。譬如本世纪初,时任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陈乐民先生,凭借其长期对西欧的精深研究,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欧洲学”的倡议。欧洲学并不是单一研究欧盟或者欧共体,或者纯粹研究欧洲外交的学问,而是同时容纳历史学、文化艺术、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方面。陈先生所倡导的 “欧洲学”是对欧洲进行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也就是将区域国别的研究对象放在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支点上进行考察。

在新时代,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国家着手对区域国别学进行学科建设。实践催生了理论,思想学术的成长与实践的大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世界深度交融对接为如今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可以说,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密不可分。“一带一路”倡议关乎中国与世界经济、与周边乃至与全球的伙伴实现经济、贸易、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相互依存、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往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研究停留在表面,缺乏对这些地区和国家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因而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不同的文明、区域和国家。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美国二战后也曾一度出现。然而,今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规模更大,从政治高层到学术界有更高的追求。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前后,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大力推进建设是出于强烈的现实需求。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且中国在全球发展、在落实 《联合国宪章》,在新一轮全球气候谈判、生物多样性等国际网络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促使中国从中央、部委到地方重视区域国别学,期待区域国别学能形成更大的合力、加力与推力。与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相配合,当下我国应发展出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

我国区域国别学的推进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意志对于学科建设的有力关注与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这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学”之产生的一般规律。 一些大学科,例如政治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以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都是经过长时间实践方确立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则不然,其先是被定位为一级学科,继而推动其下的二级学科、教材发展、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等进一步发展。显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行政导向、政治意志在前,学术探索相对不足,形成“学” 的基础比较弱。

在学科设置上,区域国别学在学科设置上,区域国别学以“地域”划分方式突破了我国传统以“领域”设立学科的屏障,使属于领域的学科化身为地域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因而被定位为“交叉学科”。众多学者反复强调,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整体与综合的学问,这意味着单靠任何一个传统学科都无法单独支撑。显然,这样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对学界构成巨大挑战,一些学者或者不太愿意去做,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做。这种超越常规的学科产生方式不代表区域国别学不能发展,相反,目前区域国别学已被确立,中国学界最应集中精力、集体攻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其基本的概念体系应该是什么,应当落脚在哪些理论基石之上。这也是区域国别学作为 “学”站稳、确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缺少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难点之一。近两年国内学界出现一种见解,认为区域国别学应当以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为基础,这是因为政治学围绕政党、选举、政治博弈、政治决策、权力分配、资源配置、国家—社会关系、央地关系等议题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凝聚共识的理论。 这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国际化的产物,区域国别作为国际关系的增长点、重要组成部分,学理上应当以政治学为基础。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受到国内学界全部认可。另外一种思路则是以历史学的工具、 视野、成果作为区域国别的学科基石、学理支架。虽然历史学重经验、重事实、重史料,但相对区域国别学而言,历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基础概念等相对成熟且基础牢靠。

从本质上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以解决问题为要义,需要集合各个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致力于从多个角度力求完整地解决问题。 这种以问题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以某个特定学科切入。学科间的互联互通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基于自身专业基础,以问题为驱动,融通相关学科共同寻找影响某个区域或国别的核心要素,增进人们对该区域或国别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学的出现是学科思维和研究风格的重大转换。它从学科的实体性结构演变到学科间的关系性结构,以开放和多重的知识生产方式丰富单一学科对对象国的知识言说。

与解决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后如何超越原有问题、提出一套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区域国别学之所以称为“学”,要有明确的本体论定位,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清晰边界,具备从一级学科到二级、三级,乃至更小分支的金字塔型学科体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古罗马学、东方研究、区域研究等,多半是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有关形而上、方法论、本体论、一般性规律等探讨明显缺失。建构本体论和方法论,需要很长时间。所谓“学问”,“学”离不了“问”。学科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不能没有反思与诘问的存在。让有关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问题和基础知识的争鸣持续下去,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和现阶段的“枢纽”。现代科学和思想品格的最重要价值, 在于它的自我审视和不断扬弃能力。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其生生不息有赖于培育学科的评价反思机制和学人间的对话批评(无论对外或对自身), 以学术交流方式互鉴吸收,发展共同知识话语和学科基石,研判某些看似形而上,实则根本性学理性的严肃问题。相比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俄乌冲突对东欧地缘政治的影响等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这些形而上的、学理性的问题更能推动区域国别学的成长。以此,让各种知识之间有共同的话语、共同的知识平台,形成相互借鉴的通道和话题,让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慢慢添加不同的思想和流派,培育出好的本体与方法意识,逐步形成有共识的支撑性课程和专门知识,从而使区域国别研究羽化为一门“亚学科”即类似一般学科外观,又具备自身学术内核,虽然尚未成熟完备的某种学制。

(三)实现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

区域国别学是拥有国家战略高度的学问,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不仅承载战略使命,而且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发挥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的功用。回顾历史,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不是在国家战略驱动下发展起来, 由此构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服务于本国利益。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先发的区域国别研究优势,生产全球各个区域与国家的知识、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经验创造人文社科诸多理论,并伴随英美霸权成为全球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的主要供给者。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立使得欧美首次成为非西方视域下的研究客体,其知识从普遍知识回归到地方性知识、其话语亦从“普世价值”回归到地方性话语。因此,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立,不仅具有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塑造域外知识体系的战略意义,且有试图打破西方知识与话语垄断的全球意义,促进实现全球知识与话语的互联互通。

一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转换时通常伴随国内对域外世界的重新认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历史使命。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意味着形成对域外世界的自身观察,而不是用他者眼光看世界。现今全球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由西方提供,这种知识体系带有西方预判与价值观,其内容甚或遮蔽对象国或地区真相。为此,我们尤其需要仔细辨别外来话语中的立场与潜台词,形成中国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还意味着充分发掘各国本土知识。近代以来,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忽视非西方的本土知识。何谓本土知识?简单地说,本土知识是指特定区域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生成和传递的某种知识系统,这种知识与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地域的本土知识在当今世界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极其不同的“生态位”,或强势显着、或隐忍压抑。在世界日益联通的背景下,仅仅植根于某个地区历史与文化产出的知识无法解释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今日中国研究界的一个共识是,对于那些受到轻视的各种非主流本土知识,需要更多地发掘和重视。只有充分发掘、理解、尊重本土原始知识、以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当地,才能形成对当地的真正认知,形成客观且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

2024年1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明确规定“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专业与学位基本要求,公布区域国别学的六个二级学科(方向),即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区域国别专题研究、区域国别比较研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与区域治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二级学科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区域国别学需要挖掘与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原始知识,尤其是其中被压制的知识或话语,这将可能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垄断、有效增进国际理解,避免国际对抗。反过来看,挖掘非西方本土知识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与忽视西方的知识和话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配合,我国力图创建的知识体系也应该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掌握、融通各个区域与国别的知识与话语,将多方的知识汇聚起来,共同构筑起国别性、地区性、全球性三层面知识体系,以形成为决策服务的知识“基础设施”。在汇聚、比较全球各地的本土知识基础上,建构起相关概念与理论, 实现从知识到理论的学理转化,不仅能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理论创新, 亦将从根本上赋予区域国别学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四)实现全球学理与实践的互联互通

如何平衡学理与实践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一大难点。美国在发展区域研究过程中,建立起丰富的区域知识体系。然而,美国区域研究过于迎合现实,失之学理建构。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自然生发的结果,而是美国区域研究项目设计者、赞助者和实践者的共同选择,他们选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路径,即以某一单一学科为支撑,寻求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或借用多方位的思考来复原目标区域的全貌,而未以理论创新为核心诉求。美国区域研究强调实用性导致其研究中的学理性缺失,直接影响了该学科的学术生命力,其实用性与学理性的日益分裂导致区域研究发展后劲不足。

这一前车之鉴需要引起重视。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尚为薄弱,其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并未成型,离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仍有差距。 如何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学理发展借鉴地质学的“层化”(又名“层理”, stratification)概念,或可看出区域国别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向扩展。层化是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它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现,表现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在各层间构成特殊的层理(纹理)。层化研究不仅是探讨这些具体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地质学家以此切入,探索其所蕴藏的一般原理,如展示地质构造的原理机制及大气空间环境的特性、解析宇宙发生和演化规律,等等。地质学的层化概念表明,有无丰富且差异化的层化结构和剖析层理、有无自觉的学科整体意识又分门别类,是确立学科形态的关键。懂得国家大局方针、社会经济需要和学术学问发展的关系,懂得区域国别研究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系,懂得一门学科的本体和支撑性科目的互动,懂得学理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区分,都可视为培育学科形态不可或缺的“学”与“问”。

区域国别研究者,不应无学理、无进阶方向地“跟”,而要有专业的阅读、与各国同行的交流、保持各派文献的对话。这也意味着,学理与实践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域外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实践相结合,最终实现全球文化本土化, 以及中国经验理论全球化。

三、超越中国既有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方向事关国家战略,持续地扎实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为此,学界需要从既有不足出发,群策群力探寻改善现状与解决问题的线索,共同构筑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

(一)既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已积累相当的基础。不过,知识进步的关键在于继承中创新,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更迭和不同观点的对话。依此衡量,现有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美国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既有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纵向考察,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研究尤其是苏联东欧研究是中国学界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研究迅速崛起,其人员数量、招生规模、项目资金迅猛扩展,超过俄罗斯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等其他任何方向的研究,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龙头重镇。从研究议题上看,美国研究从过去中联部系统的对美研究迅速细分为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数量繁多的具体问题;从研究人员上看,从李慎之、宦乡、资中筠、王缉思等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学者,历经第二代、第三代,发展到目前以博士生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但是,用知识社会学尺度察看,不同代际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智识水平和影响力并无明显质的提升,理论叠代与规模扩大并未构成正比关系,尤其流派、范式的更新很难判断。相反,现有很多美国研究陷入细节、过于碎片化,很难与第一代充满睿智、洞悉捕捉的眼界相媲美。美国研究更多是在语言掌握、定量分析、搜集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增长,这种信息化带来的进步便于研究者在庞杂的数据与信息中寻找线索。但从思想、政治哲学,从探寻核心问题的能力来看,学术进阶的画面模糊。“重镇”尚且如此,其他区域,如苏俄研究、欧洲研究、亚非拉研究等,恐怕问题更甚,有关学术传承、反思超越的理论研讨更少。

横向观察,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欧洲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尚未形成共同的话语与方法论。世界各国学界普遍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不同区域与国别的研究者各说各话、鲜有交流,难以形成共同的话语体系与争辩命题,或者无法找到知识社会学意义上不断进化的共同平台。即使是历经大半个世纪探索的美国区域研究,同样被批判为只做具体事件、问题和人物的解说,而没有独立的本体和工具,虽有实用价值,却无法与一般学科并立。 学术史表明,一个知识或一个学科的确立及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分支之间、各个专门领域之间的交汇程度、碰撞强度,共同话语学理生成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显然,美国研究不仅缺乏在同一领域之间不同代际之间的联系,更缺乏与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替碰撞,思想理论的共情、共识、共理。这种情况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大多数国家此类问题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力量最集中的美国,问题研究强于学科知识的研究,器物层面的增长远远多于范式的增长。

进一步而言,作为区域国别研究探索先锋的国际问题研究毕竟不是区域国别学。国际问题研究注重研究国际体系及国家间关系,区域国别学则不仅是进入特定区域与国别进行全方位研究,“学”之定位还意味着其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近年来,特别是自2011年区域国别专项设立以来,区域国别学在两个方向上出现长足发展。一是在此前国际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到国家与地区内部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特别的重视,中国对世界各个区域的研究快速发展,弥补此前存在的短板和空白。以中国的非洲研究为例,近一二十年,中非贸易、“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安全合作等方面出现了长足发展, 中非关系在器物层面的增长极大提升了学术研究,中国的非洲研究突飞猛进。二是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受到重视,学界出版了一系列以“区域国别”为名的着作,广泛探讨区域与国别的概念、区域国别研究的谱系,构建出区别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区域概念,建立理论体系框架,从不同视角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尤为重要的是,“区域国别学” 作为一门学科,人才培养是其核心目标之一,这将教材建设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区域国别”为名的教材相继出现,致力于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服务国家战略。例如,《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是首本以 “区域国别”为名的教材,突出区域国别作为独立学科的特点,建立了“时间—空间”分析框架,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讲解。《区域国别学》则以文明为切入点,梳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方法,介绍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区域国别研究特点,致力于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意蕴,需要认真规划和实施。茫然地大规模投入不仅是浪费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对国家与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科建设毫无裨益。站在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上,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找到改善现状与解决问题的一些线索,共同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具体路径。

1. 探究知识迭代,共塑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所谓“知识迭代”是指知识更新与提升,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次迭代,不仅是对旧知识的筛选和对新知识的生发,更是分析范式与方法的不断扬弃式跃升。以诞生一百余年的国际关系学为例,最早的理论争论带有应然的、 规范化的思想特征,主要是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前景展开,探讨“应该如何”的各种命题,比如推进新外交、建立“国联”、 传播国际法、教育公众和精英的合作意识等。纳粹德国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碎了此类“理想主义”学派,代之而起的是重视实然进程的 “现实主义”思路,强调的是面对实际威胁做出强硬回应,比如增强军备实力、放弃外交绥靖立场、采取社会经济的应急措施等。二战后这种现实主义受到极大推崇和推广,在美国取代英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激发出更多新式版本和具有美国特色的学问方法,诸如摩根索学说、比较政治学、“霸权稳定论”、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新旧地区功能主义等,它们在战后西方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助下形成浓厚的科学行为主义色彩,与信息论、系统工程学说、量化分析工具等元素碰撞衍伸开来,强劲扩展和影响至世界各地的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和学术建构。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降,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的第三场和第四场“大辩论”接踵而至,研究者探讨的不只是诸如 “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形而下的现实专题,更多还涉及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批判反思,譬如说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后实证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格,中层理论和 “弱光谱地带”的价值为什么需要重新发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正是由于这些不间断的流派之争和方法之辩,以及它们所体现的知识迭代和范式跨越,才使得国际关系学这门相对年轻的社会科学学科保持了充分的动力与活性,令其在全球多数地区和重要国家实现较快扩展。国际关系学百年知识迭代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仅需要经费投入和机构创设,需要研判时事和跟踪对策,更需要关注研究角度、方法和范式,关注能否在这一领域推动真正的知识迭代和学术生长。

2. 发扬自身特色,共筑中国区域国别学根基

经过长期探索与发展,全国各个高校大多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传统与重点学科发展方向。在进行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时,各单位要明确资源的有限性、把握现有学科与人员特点,一味地求全、求大,跟进全球版块上的各个地区并非良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同的高校培育出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学科亦有其独特属性。当前,不少高校根据学校与学科特色,做出个性鲜明的区域国别研究。例如,外语类院校注重语言、文化、文学等知识与工具;经贸财经类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侧重与财经、贸易、金融等特色专业挂钩,使用经济学方法对海外“一带一路”工地项目与基础设施规模进行估值与评价;传媒类院校擅于媒体宣传与公共传播,运用传播学、新闻学,以及形象构造、影视学相关技术等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此外,中国有一半的省区涉边、涉外,这些地区的院校区域国别研究多强调跨境、跨边、多族群,聚焦特定的地理与资源,其学科基础与边疆学、民族学相关。即使针对同一个区域的研究,不同的学校亦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道路。譬如同样是非洲研究,同样是整合校内非洲研究资源、汇集校内学科力量,有的学校拥有丰厚的历史传承,集中于学术攻关,有的学校则学术活动能力突出,与国内外多家单位展开合作。

各个院校亦应结合所在地区特性,根据社会需求和本地情况明确自身特色。结合“层化”思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与对外交往极具特色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各个地方高校发挥积极性,激活各自的存量资源、研究潜力及探索尝试。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既要有宏大命题和宏观视角,也应当重视不同的小切口和个性研究,培育丰富多彩的研究类型,从各自特色、周边特色中提升、挖掘、打磨、深化出好的理论范式。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和区域国别研究叙事,不仅要有顶层设计或“北京版本”,还应有各个地方创新版本与“走出去”的叙事。中国各个省市皆有其独特性,不少地方发展出与众不同的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具有哪些国际关系含义、外交含义、政治学的含义,乃至区域国别含义呢?遗憾的是,现阶段不少学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光谱较亮的那些波段上,而很少对于冷门、专精、细窄的区域有兴趣。对个体的学校来说,有个性才能够站住脚, 逐渐产生影响。对于整体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而言,各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发展出个性鲜明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其所属的领域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共同筑牢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根基。

3. 兼顾学理研究与实践应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不仅要为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建言献策,亦要善于思考学科发展的远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曾有一位少数民族博士探讨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习俗及思考方式,这些风俗习惯有什么不同于“中原王朝”与内地汉人的做法,这些做法又如何在今天创造性地转化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并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有哪些挑战和贡献。其用详实生动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处理水资源分配、生物多样性保护、非法人口流动、跨境走私和武器贩卖、边界勘查维护、多国基层组织协作等跨国跨境事务时,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做法和思考方式颇有特点及效果,也有助于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目标。例如,近年来缅甸内部动荡不安,缅甸中央政府与缅北地区部族的关系不稳定,带来缅北地区,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危机频仍。缅甸政府军与地方少数民族武装发生冲突,这些地区的很多民众涌入我国境内。按照国际标准,这些人群属于战乱所导致的难民。难民问题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大挑战,不但为当事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灾难,而且难民潮为所到国家带来巨大的治安问题、管理问题、人道主义危机问题。虽然局势动荡所导致的难民有时数量很大,数以万计乃至数十万计,但是我国地方政府,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当地社区、村寨成功地接纳这些逃避战火的群体, 待之如亲朋,没有采取军队抓捕、遣送难民营或者遣返等国际上处置难民的共同做法,而是和缓地加以安置,战火过后再让这些人回去,实现对问题 “软着陆”式的解决。在欧美中心主义视域下,来自边缘、非西方的人是难民、是动荡的源泉,将之当作问题来处理。源自中国地方族群的有效做法则可以变边疆为中心,将边疆变成解决问题的创新点、新能量。诸如此类微小创新的边疆故事在中国有很多,而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是中国从未在难民问题上受过大的困扰,也很少因边界地带的纠纷阻碍国与国的经贸旅游往来。

这个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作为出身少数民族的研究者,既有本民族独特的口述历史、宗族传承,同时能够观察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别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展,找到知识上的共同点、创新的发力点,形成小而美、小而独特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关注了中国可能遭遇的难民压力,或者跨境水资源带来的挑战,而且重述了关于国家与社会、边疆与边陲等理论命题,积极寻求国际性难题“软着陆”的多种智慧和方案。这意味着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学人不仅要埋头拉车,关注本单位的课题,关注本族群的语言和传统,自身所追踪个案的细节,而且要能够抬头看路,看到这一研究在学术脉络中的位置,看到其学理价值而不只是政策应用,看到这个研究如何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假使仍束缚在旧时的框架下,就很难做出更有创造性、符合时代潮流的成果。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学科建设或对策建议,乃至与国外的交流对话,都可以从多样化、个性化的线索入手,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活力。中国各地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若下功夫捕捉类似线索,重视那些切口更小、挖掘更深、内涵独特的题目,不仅能发展成为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自主性知识,更可打造出适合未来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高价值质料。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欧美相关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实用性与学理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一种互联互通的区域国别学,其以实现学科间互联互通、全球知识与话语互联互通、全球学理与实践互联互通为内涵,以服务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在学科建设的新起点上,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区域国别学尚处于“初级阶段”之现实,坚持在开放中培育区域国别学,在继承中创新、保持不同观点的对话, 坚持“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相辅相成。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和区域国别学的叙事,需要汇集全国不同地区和高校的特色版本,需要不同机构和研究者找准自身特色,坚持服务国家需要的对策分析与服务学科建设的基础研究并重,防止偏重甚至失衡的局面,切忌在发展自主性的过程中成为“井底之蛙”。

我国当前正在建设的区域国别学,一定是服务于国家大局、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符合国家高层和教育部门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要求,且能够在大的框架下挖掘出切合自身的创新特色,将政策研究与学理研究双轨推进;既要在形而下的角度做好智库工作,完成外交、外事方面的诸多课题,也要在形而上的层面、在学理角度去推动、发掘自身特色。问题在于, 我们如何将经验事实进行学理转化,提炼出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丰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国别学的面孔。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当有不同的面孔。中国区域国别学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形成一定是通过一个个扎实的研究、通过各个地方学派的贡献,在发掘与比较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汲取知识、提炼理论、获取方法,从而生成中国区域国别学。各种角色充分施展之日,方是中国特色形成之时。

这为学界提出了具体要求,那就是要下大功夫去推进、去完善,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流派的研究,一方面服务国家和社会、资政建言,另一方面提供学理支撑、知识生产和话语塑造,从而使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在起步阶段就定位准确、扎实牢靠,确保行稳致远。作为研究者,我们要保持热情奔放的“心”,服务社会、服务民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又有冷静的“脑”,懂得学理上的差距,懂得区域国别学的基础薄弱,懂得任重而道远,从而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