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斌：以“自然之思”启蒙的康德哲学

摘要：康德至少有三种面孔：自然科学的“赛先生”，教化的道德哲人，社会科学化的思想家。三类形象在康德学的条目下以复调的形式出现。在这三类形象所凝聚的研究动态中，基于道德教化的“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和基于启蒙思想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康德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而作为“自然哲人”的康德渐渐脱离了学界研究的视线。在智能化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康德作为自然哲人，并没有走向唯科学主义，而是强调了哲学、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立。

康德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康德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思想语境中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成为中国学人进入、攀登并翻越西方思想的一座高山。对康德思想的研究也一直呈现不同的面相。基于百年康德研究的时间线索以及对研究主体的分析，康德至少有三种面孔：自然科学的“赛先生”，教化的道德哲人，社会科学化的思想家。三类形象在康德学的条目下以复调的形式出现。在这三类形象所凝聚的研究动态中，基于道德教化的“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和基于启蒙思想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康德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而作为“自然哲人”的康德渐渐脱离了学界研究的视线。之所以重新回到这一线索，有几点考虑：一是我们对康德思想的历史形态、当下形态与未来形态的考量，需要通过更加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视野来进行，必须直面当代自然科学、当代社会科学的反思与互动，在这种互动中获得新的思想争鸣。二是我们当下对康德思想的理解不能局限在西方研究的内部，可以在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中去领会与阐释康德思想，这是康德学生命力和开放性所在。三是基于自由看自然，还是基于自然看自由，是一个理论选择与实践谋划的问题。应对智能时代的理论疑难与现实处境，我们不能退缩到自由的内核中，仅仅提供乡愁式的辩护，还要勇于拥抱这样一个智能时代，让自由概念的黑匣子打开。

作为自然哲人的初心

康德晚年历史哲学思考始终受到自然哲人思索的牵引。自然之思是真理之思，也是思想启蒙的先声。理性的独立而自由地运用，是思想启蒙的萌芽，也是哲人的一片初心。康德自然哲人的初心首先体现在《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的思想》（1747）一文中。22岁的康德，在恭敬与执着、克制与公正之间，把“吾更爱真理”之义行诸笔端。康德所处的时代，虽然“知性的自由”理念并未深入每个心灵，但康德秉持着启蒙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的普遍自信——一种对人类理性的自信。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一理念的起点，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是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初心。基于一种大自然的计划，我们人类就有理由期待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

康德的初心基于德意志历史与现实的处境，使得人类理性在运用上呈现张力，具体有三个方面值得分析与检视。一是虔信主义对德意志人风土人情的品质塑造；二是从自然之书到人性之书，在达尔文生物学进化论的理论计划完成之前，欧洲大陆思想界的“理性”对如何思考人的言说与书写；三是基于数学与确定性的视角，康德如何应对经验主义休谟式问题，从而对理性重新赋能与肯定。

历史研究表明，普鲁士个性化历程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精神格局。“德意志秉性”作为新的基督教精神变体，要被放置到虔信运动与虔信主义理念中才能获得足够的理解。这一表征不仅构成了康德讨论系科之争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处境，而且虔信主义通过教化的环节带来了德意志人特色的自主性与启蒙。教化与启蒙才是康德念兹在兹的要事，而这一要事获得了现实的行动载体——“研讨班”。“研讨班”的方法论体现在，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理性正当合理运用而被理解和解释，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赋予了方法的多样性。这一过程也是理性自主自足运用的体现，即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研讨班”不再是重复已有的知识，创新性的研究作为理性行动的实现被大力鼓励和支持。

知识的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的某种革新。人是什么？人类往何处去？对这样原初的重大问题，康德仍然需要以理性之钳来拧动科学这一总开关。相关的科学史研究早已表明，为了避免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所带来的不可靠性，古代希腊人通过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数学来寻求和把握内外世界的确定性。数学作为知识力量的兴起更体现出人利用理性研究自然并用数学揭示自然的本质。从先天，到先验，后到经验，再到实验，公理的抽象性与理想性，优先于明晰性，其明确了客观世界中纯数学公理的存在，并进入现代人的思想世界。

经验主义休谟版本的出现，是为了对抗一种18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信念——数学能够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休谟特别强调，被世人称道的知识抑或体系的理论基础，在人类理性法庭面前是脆弱的，人类知性的范围和能力需要重新审视。理性必须被重新赋能，必须维系住人类对于自然抑或外部世界的尊严。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同时，人也是谦卑的，肯定自己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位置。这是康德拥有的信念与理论证明。人类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性的感知而获得关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可靠知识。人类理性的任务是通过探究人类心灵的深处，反求诸身，以实现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即使19世纪非欧几何出现，外部世界在与不在的难题也不会直接消解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位置。物、感觉的可能性与确定性、记忆的持续性，共同“保证”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科学实验”是知识可能性的保证，也是相信外部世界存在的依据。

以判断力之思解自然之困

关于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在探究外部世界与安顿心灵之间的理性能力运用中，有一个可靠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张力。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进展，剥离了表现为“空间、时间和质量被当作无限宇宙秩序的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构成要素”，而以太则退化为古代万物有灵论的残余。当时间来到近代，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原子的世界，这些原子构成的世界按照可以表示为数学形式的定律运动着。

诸如古代怀疑论学派的探察与思辨，一个核心要义是通过悬隔独断而获得宁静的心灵自由。这种内省式认识论的思想遗产是后世认识论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开端，某种意义上，休谟与康德是同路人。他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厘清束缚人类心灵的虚假观念，寻求坚实的人类认知基础，建构起人类的真理性知识体系，从而构筑人类文明的大厦。在没有上帝的牛顿物理学世界之中，人类知识的范围和确定性是有限定的。一种康德版本的怀疑论，对独断论前提的批判性反思是以理性推理的方式进行的，并不是以独白反对独断。

在自然认知与心灵自由之间，德国哲学家的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重新拟定了“我思”与“存在”的模式，综合创新了真理理论与自由理论。“人类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拆解开来就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同时人的有限性也是理性的，尽可能科学化的哲学理性引导一种科学式的形而上学，科学性即体系性，体系性即作为整全的必然性。康德在实践理性的进路中，通过对休谟经验主义温和怀疑论的“超克”，从经验中“验证”必然性，为判断“谋得”普遍性。面对怀疑主义的疑难，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判断力在自然的一种合目的性的概念中，提供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中介概念。

基于自然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野，可以从新近的研究案例反观康德自然哲学中所体现的“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从17世纪科学的机械自然观到18世纪科学的原子论，近代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思想路线都力图以不变的基本物质微粒的运动来解释宏观的外部世界。活力论的提出奠基于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类似“人”这种生物的特殊性是无法直接与石头、树木等物质等同的。牛顿物理学所带来的具有支配性的机械论方法，无法“认知”生命物质背后的活力（即某种生命力）。所以即使机械自然观在西方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带有亚里士多德色彩的“预成论”和“渐成论”仍然如影随形伴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生物有机体的各个生理部分在发育之初就以较小的形式存在；生物有机体在存在之初亦呈现为尚未分化的物质，经过发育而生长出新的部分。康德关于生物目的论的思想推动了活力论观念在德意志的流行。康德将有组织的生命视为“自然目的”，“自然目的”的自组织性呈现出因与果的统一以及整体与部分的综合统一。

仅仅基于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野仍无法完全理解康德或者康德式的处境。生命之力无法脱离物，生命之力亦无法完全还原为物理解释。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法则，对人的见识来说仍是偶然性的，在把这种偶然性的杂多结合成为经验时，仍然包含着一种对我们来说虽无法探究但富有启发的合法则的统一性。《判断力批判》在审美判断和自然目的论科学上统摄了康德的理性主义。一种审美判断激发人们将自然“判断”为合乎目的，并依据一种有序的大全观念将纯粹自然的机械论统一起来。知性立法（自然）与理性立法（自由）通过判断力而联结。判断力整合了自然的理论立法与自由的实践立法，人类主体通过实践的方式把握住了对象之总体。

以内省式的自然哲学解理性之困

“自然”是康德哲学遗产的重要一面。以自由与启蒙作为康德的标签词，常常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自由与启蒙的历史性，嵌入在欧洲文明的叙事中，也同时存在于自然科学的叙事中。这种叙事在当代人看来有一个基本模板，即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连续性叙事。这种19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构造的神话，夸大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西欧或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性，意在通过对欧洲特性的构建，将现代发展起来的欧洲特性描述成为西方的普遍性特征。我们把这种情形看作理性之困的表征，以下对康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考量，即从一个侧面去回看理性之困：

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首次对自身加以反思，并建构一种关于人的普遍话语。这种话语扎根于德意志特殊的文化背景，又努力上升为一种对人性的普遍性论述与反思。这种自我肯定的积极向度，一直在试图避免西方思想自苏格拉底那里就存在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既困于自然之中，也困于理性之中。法国思想家维耶曼关于康德自然哲学的论述，对此中的思想张力进行了反思和重构。维耶曼的疑难是解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在黑格尔眼中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具有二重性。然而，康德理论大厦的复合结构从起源上就缺乏一贯性。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看来，在包括辩证论、分析论与感性论的三种主干下面，“无限与有限的替代在生存和以时间性为基础的有限性的形而上学中消失不见了：从先验时间中涌现出了存在”。

维耶曼这个批评至少有另外两种思路值得探索。其中之一，不是朝向后康德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而是返回到雅克布·波墨，以其自然主义方案带来的视角，统摄自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之辩证，具体的案例就是上述提及的活力论与机械论。通过内在精神的自由意志，可以以内省式的自然哲学解理性之困。

德国自然哲学的重要特点是心灵的内省，对人的心灵的主动性感兴趣。其既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类似自由意志的东西，又感受到某种限制和平衡这种自由意志的力量。自然界同样为精神所渗透，所以自然之过程不应当用纯粹外在的、机械的物质运动来解释。这是德意志思想中区别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的“人是机器”观念的底色。基于这种底色，波墨系统提出了德国人关于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辩证过程。人是宇宙的具体而微的翻版，人是由人的内部精神力量支撑着的。外部的世界、自然界也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同样由宇宙的灵魂抑或自然界精神之上帝所支撑。在世界的太初，自然界的精神即上帝，是万有也是无有，因为任何与之对立的东西，上帝都能通过它显现自己。作为宇宙精神的上帝产生一种倾向于自我显示的离心欲望，同时又产生了有意识地控制自我的向心意志。在矛盾中，向心意志制服了离心欲望。这种矛盾的精神形象的外化，就成为自然界。宇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宇宙精神是在人的思想中充分体现的，而人类理性的逻辑推理活动也反映自然的发展。宇宙精神本身就是有与无并存，有即无。在体现自我的欲望出现之时，也出现抑制这种欲望的自主的意志，相反相成。对立两极的矛盾斗争，产生了运动、发展和自然界。趋向于个体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和趋向于普遍化的、以外界为中心的原则之间相对立。宇宙精神是自主的并由其自身决定的，它是一个包括世界在内的整体。

结语

在智能化时代，通过对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康德的自然哲学之思考、判断力与自然的合目的性以及自然之思对理性之困的解决方式，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大有裨益。我们可以看到，康德作为自然哲人，并没有走向唯科学主义，而是强调了哲学、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立。

康德哲学思想遗产及其面临的挑战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表征世界；其二，把科学视为文化的重要因素。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这种建构起来的构成之物，需要新的理论去指引探索。理性的思想实验就是，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理性必须在其一切活动中都把自己置于批判之下，而且理性不能在不损害自身和不引起一种不利于它的嫌疑的情况之下通过任何禁令破坏这种批判的自由。”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批判与建构，重新赋能人类理性。同时，康德的启蒙理念基于理性的独立和自由运用，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哲学思考中。

莫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副编审

摘自：《江海学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