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宜强 张钦亚：“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架构与“两个结合”的有效破解

【摘 要】“两个结合”以“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呈现为文明的连续与生成、互鉴与共存，从而消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体用二分”的“脱节断裂”与“主客二元”的形上对峙；“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为路径、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指向，从而清除了“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前提性预设，有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循环；“两个结合”立足于“必由之路”的当代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矫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

【关键词】两个结合 古今中西之争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时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显然，这里是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命题与“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命题联系在一起的，实质上是明确了“两个结合”是“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重要依据。学界对此命题的论证多是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打开理论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角度展开的。既有研究颇具理论洞见，但问题的关键是，“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长期纠葛且难以破解，原因在于其背后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前提性预设和基础性建制，如“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形而上学基础、纯文化之争的传统文化底蕴、思维方式的还原论循环等。只有清除掉这些基础性的前提和框架，才能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走出百年僵局。

一、“两个结合”聚焦于“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形上建制

“古今中西之争”历时百余年，其间众多学者和相关人士提出多种结构形式，如“中体西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西体中用”“马体中用西鉴”等。从中不难发现，这些结构形式背后都潜藏着一种“体用二分”的基础框架，而“魂体二分”也只是“体用二分”的一种延伸或变形。“体用二分”或“魂体用鉴”只是一种主次排列与价值排序，尽管会有一定的方向和标识意义，但在长期的争论中却是概念漂移且歧义丛生的。比如所谓的“中体”究竟是指现代化道路、制度政体，还是指传统文化、伦理纲常？“中体西用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纲常作为其“体”，而把西方的现代技术作为其“用”；“西体西用论”把西方现代化作为其“体”，也把西方文化作为其“用”；“西体中用论”把现代化为作其“体”，而把其“用”理解为一种功能与应用；“中体中用论”把中国传统文化既作为其“体”也作为其“用”。“体”的概念飘移也必然带来“用”的所指混乱，比如“西用”是否真能只取“用”的层面而不涉及“体”的内容？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既是“魂”，也是“体”和“用”，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作为一种理论武器的方法论。这里的问题是，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道器不分”“体用一体”，缘何却在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变为“体用二分”“主客二元”？

（一）体用关系的“脱节断裂”与“主客二元”

近代伊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西方文明强势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出现严重危机。一种异质文明的强势冲击使得原有传统文化中作为“本末”“道器”“主辅”之意的“体用一源”“体用合一”开始出现“脱节断裂”。究其原因，一是传统文化之“体”无法支撑救亡图存之“用”；二是借西方技术之“用”也难以维护传统伦理纲常之“体”，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日渐衰颓。甲午战败，促发人们从“中体西用”向“西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范型转变，体用关系发生了一次乾坤反转。但是，一方面“西体”移植水土不服，既无实“用”也无实效；另一方面“西体”嫁接，体用纠缠互渗，中华传统文明更趋式微。由此可见，近代以来的“体用断裂”“体用二分”恰与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冲突、西强我弱、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有关。它表现为一种复杂纠结的文化焦虑，也表现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底层架构又是与中国哲学的近代建制背景相关。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哲学建构大都依据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框架，如冯友兰曾把朱熹直接称之为“中国的柏拉图学派”、牟宗三也把中国的“天”说成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类似的比附，在我们的《中国哲学史》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严复译介西学，引进社会进化论，也是把老庄之“道”格义为西学之“第一因”和“存在”，将“大化”格义为达尔文的“天演”即“进化”。所以在关于“古今中西”的争论话语中，已在哲学的根基处被事先植入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架构。在这种情况下，“体”变为一种绝对主体，“用”成为一种对象客体，“体用二分”的“脱节断裂”又加持为“主客二元”的形上对立，“体用”的历史流变也转化为固化旁观的外在抽象。这不仅表现在“体用分殊”上的极化对立，也表现为“体用结合”的内在冲突，即表层功利上的可用性与深层观念上的对抗性。“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基础架构，使得“古今中西之争”陷入一种极化对立、难以调和、无有出路的论争困境。

对西方列强欺我中华的爱恨情仇和受西方形而上学建制的影响，“中体西用”只是表达为一种暂时性的应变策略，而“欧化派”对“孔化派”的拒斥与否定也决无妥协的余地。严复曾用“牛体马用”之喻对“中体西用论”予以反讽，否定中西结合的可能性。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干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要求人们向西方学习去寻找真理。诚然梁漱溟等人提出“古今中西、新生合体”的主张，但也只是立意于西印中文化意欲的“三路向”和西方文明日渐破产而要过渡到中国文明再兴起的趋势判断。但现在来看，中西可以结合，但能否“新生合体”，仍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论断。事实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西方文明的资本霸权、殖民掠夺又怎能与备受欺凌的中华文明“新生合体”？“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断裂对立又如何能支撑起逻辑上的“中西合体”？历史证明，那些一厢情愿试图嫁接西方元素的制度改良和“共和革命”，也只是昙花一现、浪漫一梦，既没“合体”，也无“新生”。

（二）“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对“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有效破解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不能被理解为梁漱溟的“古今中西、新生合体”之意，也不能说是这种观点的延续与深化，这是尤须要强调的。中西可以结合，却难成“合体”，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能够“合体”，而且结出了硕果。“两个结合”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西方文化传统，但其理论视野却是世界性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其理论性质是反抗资本剥削、争取自由解放的学说，这就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文化生命体”的新提法，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明观表达。它表明生命有机体的生长发展具有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内在生命机理，也体现出这个生命有机体所内在具有的自我调适、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更显示出与其他文明体交流互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把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看作是一个文明整体的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为中华文明自我发展、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历史辩证进程。因此，“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以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理解“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恰恰表明了中华文明的根脉流深与当代传承、主体立场与文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在哲学方法论上消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体用二分”与“主客二元”，在底层架构上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形而上学建制。

二、“两个结合”着眼于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循环与前提性预设

“古今中西”的长期论争较为集中地呈现为相互关联且又相互冲突的几种代表性观点。有学者概括为三大派别，即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而这三大派别归根结底都与如何对待“传统”有关。也有学者直接概括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两大派别的尖锐对立。其中，文化保守主义又包括文化优势论、中体西用论、文化相对论；文化激进主义包括文化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等，而这两大派别主要又是与如何对待“现代化”有关。文化优势论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看作是至臻至美、优于西方的文化，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文化本位，如陶希圣、何炳松的文化本位说；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无高低之分，它们各有其自足性的适用价值，如梁漱溟的“三路向”说；文化自由主义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如陈独秀、鲁迅等；全盘西化论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西洋的文化，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如胡适、陈序经等。

（一）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的还原论循环

文化激进主义从文化的时代性出发，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新文化，把中国文化看作是旧文化，把文化上的时代性差异转化为文化上的民族性差别，这就完全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与现代转化。而全盘西化论无非是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和彻底而已，尽管会标榜自己只是出于一种策略路线，但从实事求是角度而言，抛弃了历史传统、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难以展开的。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的是“东方从属西方”“西方支配东方”的殖民侵略与霸权掠夺，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都很难在中国大地和底层民众中真正融入并扎根开花。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仅从文化的民族性出发，把文化上属于古今差别的问题转化为中西差异的问题，也只是强调空间上的民族性差别而忽视了时间上的时代性差异。文化复古主义则直接阻断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必要性，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完全寄于传统文化自身。文化本位主义并不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只是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仍然要坚持以自身的文化为根本，但也基本否定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的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固有弊端，一些原来属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转向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如梁启超等，而一些学者又从西方文化的倡导者转向了以十月革命为样板的马列主义立场，如陈独秀等。

（二）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对“古今中西之争”还原论循环与前提性预设的有效破解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在“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实质上就是指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结合。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之所以陷入一种相互对立且势不两立的还原论循环，其原因就在于二者都预设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中国＝古代”“西方＝现代”。而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就清除了这样的前提性预设，有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循环。

首先，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方式，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化及其多元叙事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同时，就西方现代化而言，虽然因其“早发”“内生”呈现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的一般特征，但也凸显出资本掠夺、殖民霸权、物化生存、精神虚无的独有个性。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必然会有社会主义的反向运动，殖民扩张及霸权掠夺也必然会有反殖主义的民族独立与复兴运动，社会主义和反殖主义的世界性运动构成了人类现代性在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上的文明向度。可见，西方现代性也只是人类现代性的特殊存在，并不构成人类现代性的全部，也不具有时代性的普遍意义。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自强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本身就是人类现代性的全新图景。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世界历史民族的“世界精神”。这就在现代化的类型谱系上根本性地超越和终结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前提——“‘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其次，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为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界定和“双创”命题，既与传统文化的落后或糟粕部分作出了清晰划界，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了内在贯通。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人类社会现代文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既反映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理念的意义连结上，也体现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与当代中国意象的内在关联上（“五个根本决定”）。习近平强调：“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是与现代文明分隔断裂的“过去的历史”，而是传承更新、包容创新、返本开新的根脉深流与时代交响，并作为一个活的文化基因、生命要素历史性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显示出打破人类现代化发展困境的价值意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最后，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指向。“两个结合”是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人类现代化的当代困境，而对“中国向何处去”所发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向何处去、文化强国向何处去、民族复兴向何处去以及人类未来向何处去所展开的历史沉思与探索。质言之，思考与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向度——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此拓展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文化空间，就在现代化的目标定向上根本性地超越和终结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循环与前提性预设。

三、“两个结合”立足于“必由之路”的当代实践，矫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

众所周知，“古今中西之争”经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阶段，即从“言技”到“言政”再到“言教”的三个阶段，或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三个层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讨论的内容无疑是‘古今中西’之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的中国新文化。”应该说“‘古今中西之争’指一百多年来围绕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多次爆发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资源取舍为中心的思想争论”。或如冯契所说：“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一）“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及反思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文化之争看作是“古今中西之争”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但仅仅把“古今中西之争”看作是文化之争却是有失偏颇的。尽管文化之争也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使人们在思想文化争论中松动僵化框架、拓展新的空间，甚至可以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营造有利环境。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几次思想文化争论中迅速推进的，这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来到中国但并未引起人们充分关注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肯定文化之争的历史意义并不能说这种“纯文化之争”就不是一个需要反思总结的问题。恰恰相反，正如罗荣渠所言，“‘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论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其实这也不只是后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纯文化偏好的一种评价，参与到这一争论的且是争论主将的当事人梁漱溟先生也是把中国问题皆归于文化问题：“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他文化的胜利”。回看故论，“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不仅相对忽视了经济发展问题，更为主要的是忽视了人民大众的主体力量和实践创造，且又常常与政治问题（比如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人们看到的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的坐以论道和少数人的零星实践；人们联想到的是“纯文化之争”的“国民性改造”与后来“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特殊时期之间的逻辑关联；人们体会到的是，所谓“体用二分”“主客二元”“还原论循环”等一系列问题在深层架构上也与“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有关。

将“古今中西之争”仅仅停留并钟情于纯文化层面论争的动因，除了一些现实考量因素外，往往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偏好。中国历来就有文治天下、道德教化、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文化传统，从孔夫子的“兴灭继绝”，到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奚辨”，再到相关论者的“保国保种保天下”，其实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由此可见，“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底蕴所支撑的。不清除这一基础架构，“古今中西之争”的诸多难题也很难得到有效破解，甚至在以后的类似争论中依然会有重复历史故事的可能。当然，把“古今中西之争”等同于文化之争，还有一个理论认知上的原因，就是把本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完全等同于一般性的传统文化，这导致了思想逻辑的错位与混乱。根本上讲，“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求问的是道路问题。不从道路上去看待“古今中西之争”，就极易陷于纯粹的文化论辩和语言游戏之中。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研究进路也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则就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秘密和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也没有完全陷于纯文化层面的论争，而是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必由之路”的当代实践对“古今中西之争”纯文化偏好的矫正

“两个结合”之所以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根本原因是它定位于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实践——“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破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弊端而呈现出“五个中国特色”的现实需要。这就体现在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和平发展、文明协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扩展，且以“五个中国特色”建构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关联，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进而，对“古今中西”的观察视角也实现了从“西方的冲击”到“中国的崛起”、从“中国的出路”到“人类的未来”、从“文化的自我认同”到“文明的世界引领”的跃迁与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文明向度，既是对西方现代化诸多弊端的破解之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文明协调、精神富有的现代化，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立场，彰显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突破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无序攫取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模式，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寻求合作共赢，突破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掠夺和殖民霸权道路，为解决人类发展困境提供中国方案。“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强音，无论是在历史背景、时代主题上，还是在视角转换、胸怀担当上，都完全超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原有视野与逻辑层次；“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在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转换中，重构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框架范式，即由原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忧思，转换为当今时代中国强起来后，“中国引领世界向何处去”的历史主动和文化自信。

结语

“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难于破解，根本在于其有三个基础性的底层架构——体用二元、还原论循环、纯文化偏好，且它们之间又呈现为一种内在关联、互为支撑的叠加强化关系。东西文明的近代碰撞与西强我弱的民族危机促发了“体用”关系由传统的“同源一体”演变为“断裂二分”，又适逢西学进化论的译介传播和中国哲学近代建构的西学背景，“体用二分”加持为“主客二元”的形上对立，构成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底层逻辑。这又使得本是异质文明比较意义上的“中西之别”覆盖并统摄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古今之辨”，构成“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前提性预设，导致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峙性还原论循环。儒学传统的思维定势与形而上学的抽象还原相互叠加，自然易会导向并固化为“古今中西之争”偏离实践的纯文化偏好。反过来，纯文化偏好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体用二分”“主客二元”的加持，必然又会强化为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极化张力，“古今中西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形上对峙的论争困境。

“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及其“结合”的结合，构成了“两个结合”的理论整体。“第二个结合”具有新时代理论创新的独立性意义，标注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但“第二个结合”仍须建立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之上。“两个结合”的核心在“结合”，“结合”的基础在实践。“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第二个结合”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理论和实践创新。二者侧重不同，但彼此是耦合在一起的。“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和重大意义深刻而又鲜明地体现在：“两个结合”聚焦于“文化生命体”的新文明观，把中华文明看作是一个根脉深流与现代创新的生命整体、与其他文明互鉴共存又开放包容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消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体用二分”的“脱节断裂”与“主客二元”的形上对立；“两个结合”着眼于根脉与魂脉的贯通融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消除了“西方＝现代＝先进”“中国＝传统＝落后”的前提性预设，有效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还原论循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把“结合”所适应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更有力地作用于道路和制度，并具体落实到党员干部的奋发有为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进而矫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纯文化偏好。由此才可说，“两个结合”根本性地清除了“体用二分”“主客二元”“抽象还原”“纯文化偏好”等基础架构，更有条件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为走出持存百年的僵局指明了方向。

张宜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张钦亚，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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