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华：“拟亲”：情感劳动积极体验视角下的本土养老实践

内容提要：本研究以北京一家养老驿站护工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为例，分析了情感劳动如何生成积极体验。研究发现，养老驿站护工的情感劳动过程包括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拟亲式情感劳动之所以能够生成积极体验，是因为护工在情感劳动的深层表演中实现了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在劳动过程中与老人建立了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并将养老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劳动过程中的“认同一致性”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本研究对于反思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具有一定启发性，对于养老行业发展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情感劳动；积极体验；拟亲；家外之家；认同一致性

一、问题提出

年轻人中出现了“断亲”现象，即“90后”“00后”虽然没有与亲戚断绝关系，但主动减少与其情感联系和日常交往（胡小武、韩天泽，2022）。然而，养老实践中却出现了“拟亲”现象，比如护工与老人（及其家属）、护工与护工之间常以拟亲属称谓称呼彼此。此外，诸多研究都发现，老年护理工作包含大量情感劳动（Steinberg & Figart, 1999; Dodson & Zincavage, 2007; Rodriquez, 2011）。笔者认为，拟亲在本土养老实践中已发展为一种情感劳动，且护工与老人能够从中获得积极体验。由此来看，拟亲为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而主流情感劳动研究主要关注负面体验。

情感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情感管理在个体的私域生活中也存在。然而霍克希尔德（Arlie R. Hochschild）发现，当组织介入后，个体的情感管理便具有了社会性；而当组织介入个体的情感管理，并对个体情感进行规范和整饰时，服务业受雇者的情感劳动便出现了。尽管情感劳动有别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其目的同样在于增加企业利润；并且，劳动者往往存在负面体验（霍克希尔德，2020）。情感劳动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中走向异化劳动不难理解。基于霍氏的研究，诸多研究发现情感劳动的负面体验在多国乃至多种文化中均存在，可谓个体在现代社会遭遇的一种普遍困境。那么，中国养老实践中出现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为何生成了积极体验？中国社会的丰富实践对于反思现代化难题又有何价值？

本文将以北京市温馨养老驿站的养老实践为例，分析拟亲这种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希望回应以下问题：（1）为什么温馨养老驿站中护工的情感劳动体验有别于其他研究中所发现的负面体验？换句话说，在温馨养老驿站中，为什么拟亲作为一种情感劳动能够通过深层表演克服表层表演带来的负面体验，并生成积极体验？（2）拟亲作为一种情感劳动所带来的积极体验与其他研究中所揭示的情感劳动积极体验是否有共通的解释？（3）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的生成对我们反思劳动异化有何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单维的劳动与多维的情感

霍克希尔德（2020：21）在构建情感劳动概念时提到，她的研究对象与百年前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之间具有共同点：“工作者可能跟被用来/习惯于（is used to）从事工作的自我的那个方面相疏离或异化，无论这个方面是身体还是灵魂的边缘。”由此，情感劳动也常被视为异化劳动的一种。接着，霍氏区分出情感有公私两域之别，即形成于个人内心世界或日常生活的私域情感，以及个人在组织中形成或者经组织的情感管理而在公共行动中被整饰的公域情感。而组织在雇佣劳动中对劳动者情感的整饰则是霍氏建构情感劳动概念的语境。

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来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劳动仅由单一的尺度所计量，劳动过程是以货币化了的时间为单一计量单位所组成的（马克思，2004：242-243）。情感劳动同其他类型的劳动一样，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只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单维价值，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组织利润。具体来说，情感劳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一旦进入这个情境，情感劳动者须进入表演时刻，以使自己的情感管理符合企业的工作规范、满足客户的市场需求，最终情感劳动者挣得职业薪资，企业利润也实现最大化。在这一意义上，霍克希尔德认为情感劳动虽与体力劳动有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可使劳动者陷入异化困境。

个体的情感本是复杂微妙、流变多维的，而组织则通过情感整饰使劳动者的情感规范化和趋同化。可以说，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即使是个人私密的情感也可被纳入劳动过程，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淡卫军，2005；Brook，2009）。单维的劳动与多维的情感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使得不同情境中的情感整饰都可能为劳动者带来负面体验，这是情感劳动概念在映射现实时本就内含的张力。因此，情感劳动难免受到“本真性”的批判（梅笑，2022）。

（二）情感劳动体验的三种研究取向

揭示情感劳动体验生成机制的研究多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切入。基于这一视角展开的研究大致有三种取向：第一种侧重于劳资互动，强调组织对个体的情感进行管理、规范与整饰等。这类研究对劳动过程中个体的情感劳动频率、情感表达类型、情感劳动情境、工作自主性、工作满意度、物质激励、社会支持等变量进行了测量（Adelmann, 1995；Morris & Feldman, 1997；Abraham, 1998）。第二种侧重于对情感劳动者个体的分析，强调个体对自我的情感进行管理与调节。这类研究揭示出个体在自我情感管理的过程中，其情感劳动体验受到自我控制能力、情感资源、个体社会身份认同等变量的影响（Ashforth & Humphrey, 1993；Muraven & Baumeister, 2000；Grandey et al., 2012）；其中，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又对这些变量具有调节作用（Hobfoll, 2002；Grandey et al., 2005）。第三种取向引入了客户视角，强调情感劳动是在“组织-劳动者-客户”的三元框架下展开的。引入客户视角后，情感劳动的体验便与客户反馈、劳动者的情感劳动策略、劳动者与客户的互动等产生关联（Lan, 2003；Côté, 2005；Larson & Yao, 2005）。

前两种取向承袭了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并发展了霍氏“情感失调”（emotive dissonance）的概念，即认为情感劳动的负面体验源自情感失调，此时劳动者难以缓解单维劳动与多维情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对劳动过程中各变量的测量也丰富了霍氏的研究。这类研究认为，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生成的关键在于对引发情感失调的条件进行反向控制。这类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组织的管理实践，但偏离了霍氏的理论立场，避开了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反思。比如，有研究者认为，情感劳动者的情感失调是产生负面体验的关键，而工作自主性的提高与情感劳动频率的下降则有助于生成积极体验，因此擅于表现积极情绪的人应该从事需要表达积极情绪的工作，故而组织的情感管理任务应向事前的选拔与招聘倾斜，而不是聚焦于事中的管理与规范（Morris & Feldman，1997）。这类研究的问题在于倾向于将结论建立在对人的类型学统计的基础之上，难以揭示情感劳动使劳动者生成积极体验的内在机制。比如，格兰迪发现从事“表层表演”的劳动者更容易形成负面体验，而从事“深层表演”的劳动者更可能生成积极体验（Grandey，2000，2003），但她并未从劳动过程视角揭示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而只是寄希望于从人的类型学出发对其做出解释。

劳动过程中组织-劳动者-客户三者的互动就成了揭示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生成机制的突破口。由此，“关系”这个中国本土社会学的概念就显现出独特意义（成伯清，2013）。在新近的本土研究中，梅笑与梁萌等研究者分别以中国月嫂和家政工为例，通过聚焦关系视角有力论证了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蕴含着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可能机制（梅笑，2020；梁萌等，2022），拓展了情感劳动体验研究的理论视野。梅笑（2020）的研究从劳动自主性的视角出发，同时纳入关系维度，发现劳动者可以通过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生成积极体验。具体而言，作为情感劳动者的月嫂通过“深层表演”（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从事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与“建立象征性秩序”（通过打造“育儿专家”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的策略，重构其与雇主日常相处的边界。在此过程中，情感劳动者的“自我”与劳动自主性之间的边界得以消除，且“自我”因成为情感劳动中的能动者而生成了积极体验。梁萌等（2022）的研究认为，自然情感模式的启动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具体来说，如果将情感区分为在家庭私域中形成的“自然情感”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至上”的商业文化中形成的“商业情感”，可以发现，在重视家庭的中国社会，当家政工在原生家庭和社区习得的自然情感能在雇主家中“出于本能和惯习……几乎是无条件地、主动地启动”，且当雇主具备形塑平等关系的意识时，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便可能形成。

上述本土研究有效弥补了主流情感劳动研究的不足，但仍然面临以下挑战。首先，核心假设与主流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梅文主要在杨宜音（2015）研究的基础上，对主流研究关于“自我”的预设提出质疑，并采用“互依性自我”的概念，从而有别于劳动过程理论中对自主性即“免于他人的干扰和控制”的假设。笔者认为，采用“互依性自我”假设确实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情感劳动何以生成积极体验，然而，这是否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情感劳动“资源保存理论”的反思？比如，一些劳动者可能并不希望在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中开展情感劳动，且保持自我清晰的边界反而能降低其情感失调的风险。梁文主要在察普夫（Zapf，2002）和郭景萍（2013）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情感公私二分的假设，即经济生活中的情感与家庭生活中的情感有别；而家政工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在于其在自家中形成的私域情感在雇主家中也被启动，此时应该将家政工在雇主家中的情感劳动视作私域而非商业等公域中的情感劳动。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私域情感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重要因素，且中国重视家庭的传统使得劳动者的私域情感较为丰富。由此可以看出，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的根源或在于微观上的心理差异，或在于宏观上的文化差异。揭示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具体机制依然面临挑战。

其次，两文核心观点中都提到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与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某种关系的建立有关，而与主流研究核心假设的差异又导致两文对关系的界定存在困难。两文都认为“平等”是定义这种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梅文认为，平等之于月嫂是指其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缩小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雇主的差距；梁文认为，平等之于家政工是指其被雇主有意识地尊重。然而，“平等”本身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是否可以被直接用来定义这类关系？又是否必须作为这类关系的必要条件？因为无论劳动者从事何种劳动（包括情感劳动），“平等”都会有助于提升其积极体验。笔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失能与半失能老人是弱势群体，护工可能带着“同情心”照料老人，这时护工似乎并不需要在情感劳动中打造“平等”的社会关系，保持这份同情心反而能更好地获得积极体验。

鉴于此，本文将以养老护工为例，探讨在家庭私域之外，情感劳动如何在商业公域中生成积极体验，并对这种能够促成积极体验的关系给出相对恰切的定义，以期从本土案例出发为情感劳动走出异化劳动的理论困境提供可能的解释路径。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023年3月至11月，笔者对北京市温馨养老驿站（简称“温馨驿站”）进行了参与式观察。笔者向驿站经营者表明了研究者身份，经其同意后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了驿站的日常活动。此外，笔者参考了温馨驿站经营者从事养老行业10年来留下的文档和音视频等资料，还在温馨驿站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的周边社区中，入户访谈了37户老人家庭。尽管本文直接引用的这部分资料有限，但它们都有助于笔者加深对温馨驿站和老年社会的认识。

温馨驿站发端于北京某社区内的一个免费老年兴趣班（驿站经营者于2012年8月开办）。2014年4月，驿站经营者在此基础上创办了社区养老机构，同年7月第一批老人入住，区民政局为其挂牌“社区托老所”。2016年5月，北京市提出建设养老驿站，2017年4月，区民政局将该社区托老所重新挂牌为“养老驿站”。温馨驿站主要向老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2014年至2017年，温馨驿站处于经营上升期；2018年以来，驿站经营步入稳定期，入住老人约24人，大部分老人购买了长期照料服务。

温馨驿站有经营管理人员2人，护工8人，实习生1人。笔者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受访人员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拟亲”之为情感劳动

根据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概念框架，本土养老实践中的拟亲同样包括两个层面：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

（一）拟亲的表层表演：从称谓到照料

拟亲称谓是拟亲最直观的内容。老人与护工并非亲属关系，但护工在驿站中一般称老人为“×叔叔”“×阿姨”，意在通过拟亲的称呼拉近关系。当然，双方的拟亲式关系并不会因为称谓的改变而即刻建立。但是，当护工有意识地以拟亲称谓来称呼老人时，便有了开展情感劳动的契机，此时护工希望建立的角色是：对于老人而言是熟悉的，且在照顾着他们的晚辈。然而这一角色能否建立，关键还是在于护工提供的照料能否被老人接受。

照料的内容涉及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几项内容格外重要：一是生理上的，包括按时提供一日三餐、协助解决大小便、帮助洗漱洗澡等；二是心理上的，包括安抚情绪，帮助老人克服疏离感、孤独感等。一方面，这些照料对于老人而言十分私密，如果是不熟悉甚至不亲近的人来做，老人会拒绝；另一方面，对于护工而言，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巨大的情感力量。

保质保量完成上述照料内容，意味着护工要说服自己把老人视作亲人，因为只有那种对待亲人的感情才能促使她们这般照料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老人。护工几乎都会提到像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来照顾驿站的老人，这是她们的“将心比心”：

我们得给老人按摩肚子，用开塞露……选的这个行业，刚来的时候不习惯，硬着头皮去干。后来想着要有爱心，把这里的老人当作自己的家人，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慢慢就习惯啦。想着他们是自己的爸爸妈妈。(20230426H1)

从称谓到照料，护工都被要求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老人，扮演老人熟悉、放心甚至亲近的角色。只有这样，老人(及其家人)才会接受护工、接受驿站。从现有研究来看，从事这份工作的早期阶段，护工很有可能在情感劳动中产生负面体验(任正云，2021)。温馨驿站护工也提到情感调节的问题：

不能老是带着情绪干活，要是自己带着情绪，总是压抑，自己身体也会不好。我老公说我是没心没肺。想那么多干吗？开心是一天，愁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选择开心过一天?反正是要上班，开心上班不更好?(20230426H1)

从田野调研与已有研究来看，护工在拟亲的表层表演中更易遭遇负面体验，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照料难度较大；二是老人在私密空间中较难信任他人，排斥护工，给护工大量负面反馈；三是机构对护工的情感整饰要求与护工的真实情感表达存在较大冲突。

应当说，护工遭遇负面体验在现实中是无法避免的。情感失调能否被妥善应对，积极体验能否成为主要的工作体验，是其能否持久从事这一工作的关键。温馨驿站的护工之所以未一直陷入情感劳动负面体验的困境，关键在于其拟亲式情感劳动成功向深层表演推进，并在深层表演中生成了积极体验。

（二）拟亲的深层表演：从仪式到关系

笔者调研发现，养老机构为了吸引老人入住、使老人子女放心，都试图向老人及其家人展示“家”的形象，养老机构对护工的情感整饰要求也基于“家”“家人”等情感内容。然而，即使老人入住了养老机构，“家”的感觉也难以很快产生，因为“家”无法在机构具象化。对于老人而言，家中熟悉的物件承载着他们对“家”的感知与依恋；并且，家是家人关系联结的场域，因此子女回家团圆对老人而言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养老机构一般难以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而温馨驿站面对“家”无法在养老机构中具象化的困难，选择以仪式化的方式重构“家外之家”。具体来说，最盛大的仪式在节日，最亲近的仪式在思念，最终的仪式在死亡，而礼物的流动则贯穿各个环节。

随着年龄增长，一些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或认知能力下降，其社会交往日渐减少，难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并希望在某种关系中得到重视。

老人都希望儿女们来看看（自己），盼着儿女买点吃的。哪怕不是吃的，就是多来看看也好。长时间没来，怕（儿女）不要（自己）了……有的老人跟我们说：“你看（孩子）来了，啥都没买。”（老人）希望（自己）被重视。（20230917H6）

为了让老人能够接触社会而不陷入封闭处境，温馨驿站经营者每逢老人看重的节日便会组织节日联欢会，并邀请大学生志愿者、老年人社团等参与节目演出，还主动向相关机构申请资助。此外，有才艺特长的护工也会准备节目，其他护工则帮忙筹备，并在活动期间负责照顾老人。温馨驿站每年都会在母亲节、重阳节等节日举办大型活动，其他节日举办小型活动。在节日期间让老人和护工参加活动，也是“借题发挥”，让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营造“氛围感”。

(在)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都会搞些活动。就(是说)借题发挥，让他们能凑在一起，开开心心……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氛围，不管是老人还是护工，自然会慢慢地感觉到越来越好。(20231106G2)

驿站经营者认为，将节日办得有仪式感能使老人觉得自己没有被社会忘记，没有失去社会生活。驿站还为老人提供了联结新的社会关系的场域。在养老机构中，老人最为亲近的社会关系就是其与护工的关系。在照料老人的过程中，护工会逐渐将老人转换成父母、小孩的角色，并结合老人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策略使老人接受自己。

真就跟哄小孩似的。有的时候你碰他，他都生气，甚至说很难听的话。咱就得把他当孩子去哄。“咱不生气啊，咱衣服慢慢放。”真就是当小孩哄……接触时间一长，他们也认可你了，不排斥你了。假如老人不认可你，你啥也做不了。(20230917H6)

老人与护工心理距离的拉近有一个过程。起初，老人不信任作为陌生人的护工，甚至担心财物被偷；随着相处的时间变久，老人能够接受护工的各种照料；最后，老人开始信任护工，甚至依赖护工，以至于护工返乡探亲之际，老人会情绪低落，不断向他人询问其去向，而当护工回到驿站时，老人会用言行表达自己的喜悦。拟亲式照料使老人和护工之间生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思念：护工返家会记挂驿站老人，而老人也会心心念念想着护工何时回来。

有的老人很依赖我们。回家几天，老人会说：“你可来了，还以为你不来了。”护工说“：咋会不来啊，想你们嘞。”(20230911H2)

将老人视作亲人来照料，最终成为老人心中记挂的人，护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情感正反馈，而这种情感正反馈在老人逝世的那一刻体现得更为明显。一般的养老驿站提供养老服务，但不负责为老人“送终”，还会在老人临终前建议家人送老人去医院等。温馨驿站则不同，很多老人将此视作生命中最后的家，愿意在此离世，也有亲属遵循老人意愿主动提出希望在此为老人送终。对此，温馨驿站经营者基本都会满足老人及其家属的要求。

有一回，一个老人半夜三四点钟走了，（值夜班的护工）把好多护工都叫起来帮忙。开始挺害怕，有护工吓得哭。特别是夜间护理，夜间的时候其实挺害怕的。（老人）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护工一个人在这儿开始都会害怕，后来胆子都很大了。我说了这些老人就跟自己家人一样的，你照顾了五六年了，你说你怕什么，都不用怕。护工后来慢慢也习惯了，主要还是因为把老人当家人，所以愿意（让老人）就在这儿走……别的机构可能不会干这个，我们会，（其实）我没有必要做这个，这几天的钱我不想挣。后来我理解了，老人在这儿走很平静，如果到医院去会（被）抢救，老人走得很痛苦。（20230426G1）

对于护工而言，老人逝世意味着她们完成了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义务，如果不是自己父母逝世，她们也未曾有过这般经历。由于近距离照料老人，护工较为清楚老人临终前的状态，当老人逝世时，她们也承受着悲伤。同时，护工也会在这一刻产生积极体验，因为这些被她们视作亲人的老人对她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自身的情感付出与职业操守得到了最具价值的肯定：

老人走了，我们都跟着落泪。有个老人死之前都说：“我感谢驿站的领导，驿站的护工。”我们听到都哭了……当时老人把你都气哭了，过后寻思着，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对老人）撒气。（20230917H6）

另外，礼物的交换也贯穿在各个仪式中，反映了老人及其家人与驿站、护工之间的情感联结不断增强。比如，温馨驿站会以母亲节“感恩母亲”、重阳节“敬老爱老”等为由给老人准备鲜花、食物等，以礼物的形式表达对老人生命意义的肯定。有的家属来看望老人时，也会买些水果等感谢护工。一些老人逝世后，家属会遵从老人遗愿或自愿将为老人生前购买的养老器具等赠送给驿站。虽然有的器具用不着，但温馨驿站会收下，表示对这份心意的认可与感谢，并择机将其赠送给其他有需要的老人。

总之，从选择在驿站养老到在驿站终老，驿站成为这些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光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场域，老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在驿站实现了重构。护工则是这一关系的核心。在这个“家外之家”中，护工与老人将彼此视作亲人，并以对待亲人的规范来对待彼此。在这个意义上，逝世是老人生命与其社会关系的终结，对护工而言，也是一份义务的终结。加之拟亲的缘故，这份义务不仅仅是工作，还是“家外之家”中自己作为老人最亲近的人应尽的义务。“养老送终”完成的那一刻，护工因为自

己圆满履行义务而获得了强烈的积极体验。

五、“认同一致性”与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

从案例来看，护工通过拟亲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是，她们在深层表演中与老人建立了某种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不能取代经济维度）。那么，为什么温馨驿站的护工能够通过拟亲的深层表演建立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如何定义？

（一）护工与老人之间关系-边界的重构

护工以拟亲的方式与老人建立了关系，意味着双方的边界得以重构：双方不再是陌生人，并且不仅仅是劳动雇佣关系，还形成了经济交易之外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关系（见图1）。

首先，当老人将护工视作陌生人时，双方的边界事实上将他们区分开来，比如老人对护工进入自己的社会空间，接触其身体与居所等非常警惕（如①）。当老人与护工将二者关系仅仅视为经济交易与劳动雇佣关系时，双方共享一个外部边界，这个边界由养老服务这一经济活动所建构，此时双方的共识体现为养老服务规范；但双方作为个体的边界是明确的，他们很大程度上不会尝试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如②）。最后，当护工通过拟亲的深层表演逐渐消除双方的边界后，他们的关系便具有了社会意义；此时，他们的外部边界得到重构——外部边界不仅由作为经济活动的养老服务构成，而且加入了双方共同承认的某种社会规范，比如护工对老人的拟亲式伦理规范。或者说，这个边界在物质空间上体现为养老驿站；在社会空间上则表现为老人与护工的“家外之家”（如③）。

温馨驿站护工之所以能够通过拟亲的深层表演重构与老人关系的边界，笔者认为离不开以下条件。首先，温馨驿站经营者根据长期耕耘养老行业的经验，以仪式化建构“家外之家”的方式解决了家无法在养老机构具象化的难题，切中了老人需要。并且，“家外之家”的理念被护工所接受。对于护工而言，大家一起过节的热闹、一起吃饭的热闹，使自己对驿站有了更强的归属感。正如有护工所言：“驿站有‘大家庭’氛围，（因为）热闹！”（20230911H3）

其次，护工具备的职业能力和经验使其能在驿站经营者专注于氛围建设的背景下与老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护工的职业能力主要来自其生活经验与智慧，她们还会相互交流经验，互帮互助。调用这些生活经验，有助于护工赢得老人的高度信任。

就像哄自己小孩一样，老人就是老小孩嘛。也没什么技巧，我们都会。都是这样哄小孩的……比如，有的不吃饭、不吃药了，你就说好听的，不吃饭、不吃药会怎样。实在哄不动了，就先放一放，过一会儿再去哄。（20231101H7）

最后，除了自我调节，护工每日都有机会彼此倾诉、宣泄情绪，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合适的情感调节契机，不至于产生情感失调。比如，每晚备餐用餐时，护工如果当日工作不顺，便会主动讲出，而后大家互相开导。因此，护工较少对工作有“隔夜气”。

总之，尽管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更容易让护工产生负面体验，但是当上述三个条件发生作用时，拟亲式情感劳动便能向深层表演推进。而在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中，护工与老人便能建立某种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从而在劳动过程中生成积极体验。

（二）认同一致性进入劳动过程

上述这种超越经济维度的关系应当如何定义？为什么这种关系可以缓解多维情感与单维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护工进入驿站时，一方面被告知应像照顾家人一样照料老人，而她们所认同的孝道文化以及自身朴素的道德感，也促使她们在照料老人时积极调动那些照顾自己家人时才会有的情感力量和生活智慧。另一方面，她们不被允许像与家人拌嘴吵架一样对待老人，而只能自己承受委屈；并且，护工也清楚驿站不是老人的家，也不是自己的家，驿站本质上是自己的工作场所。但是，护工却依然愿意通过拟亲式情感劳动，将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护工与老人之间建立的这种超越经济维度的社会关系，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拟亲属关系，其社会意义与“家”“家人”的意义近乎一致。在劳动过程中，这种关系是指双方相互承认且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某种关系。而护工之所以能够通过拟亲式情感劳动建立这种关系，是因为护工在情感劳动过程中实现了认同一致性，缓解了多维的情感与单维的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认同一致性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内部认同一致性是指个人的自我预期或价值实现需求与自己的行动达成一致；外部认同一致性是指个人的职业期许和社会认同需求与外在于他的职业要求和伦理规范达成一致。具体而言，从内部维度来看，护工对自我的价值认同（做一个孝敬老人的人）与通过拟亲将老人视为亲人一般照顾是一致的；从外部维度来看，老人对护工的期许，以及驿站这个场域中制定的“家外之家”的规范，与护工对自身的职业认同是一致的。由此，护工在拟亲中实现了内外两个维度的认同一致性。

认同一致性在劳动过程中的达成，意味着情感劳动者将生活中多维的情感成功引入了其劳动过程，此时劳动过程不再是单维的。换句话说，此时情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自己的情感整饰，和其在个人生活私域中的情感管理不再对立。如温馨驿站的护工不再仅仅以金钱为尺度审视其工作，而是认为与老人和同事的相处是生活中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并积极地将驿站建构为自己与老人的“家外之家”。换言之，护工审视一份工作的标准和审视自身生活的标准达到了一致。这是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关键。比如，温馨驿站的护工在短暂的假期中返乡探亲时总会记挂老人，甚至想着早点回来照料老人。显然，这份工作对护工而言，不仅仅是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还赋予了她们积极的社会意义。她们不再将这份工作仅仅视作工作，而是愿意持续投入情感力量以拟亲的方式照顾老人。

引入认同一致性后，从情感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来看，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过程可以用图2表示。其中，椭圆实线表示各主体以经济活动为内容构建的边界，虚线表示各主体之间形成了认同一致性后的边界；A、B分别表示情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企业、客户的互动中形成了负面体验，A′、B′则表示负面体验转化为积极体验；C表示企业与客户之间存在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理念的经济交易行为，C′表示企业和客户之间在“消费者至上”之外还形成了基于社会伦理规范的认同。

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劳动以货币化了的时间为唯一的衡量尺度，企业和客户基于“消费者至上”（此时企业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念，要求情感劳动者将丰富的情感整饰进单一维度的劳动中，此时情感劳动者很容易陷入负面体验（如④）。而当认同一致性在情感劳动过程各主体间形成时，积极体验才有可能生成。第一种类型是情感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形成了认同一致性（如⑤），比如从专业化视角对特定职业群体的研究发现，在情感劳动者与企业的互动中，提升情感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可能使其生成积极体验（Smith,2008;Iecovich,2011;Humphreyetal.,2015），此时情感劳动者与外在于自我的职业要求和伦理规范之间实现了认同一致性。第二种类型是情感劳动者与客户之间形成了认同一致性（如⑥），比如梅笑（2020）、梁萌等（2022）的研究中的月嫂和家政工，其特点是积极体验更可能产生于家庭等私域工作情境中，此时情感劳动者往往与客户内在的价值期许实现了认同一致性。第三种类型是情感劳动者与企业、客户之间均形成了认同一致性，从情感劳动者作为企业和客户之中介的视角来看，这也意味着企业和客户之间也形成了认同一致性（如⑦），本文案例即属于这种情况。其中，情感劳动者在内外两个维度均实现了认同一致性，且其积极体验可以在商业活动的公域中生成。

（三）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的稳定性与脆弱性

由于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了认同一致性，情感劳动者缓解了多维情感与单维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生成了积极体验。此时劳动者将个体的经济生活嵌入其社会生活当中，其工作体验也不再独立于其生活体验。这种工作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消解或重构，对于情感劳动者而言并不意味着工作生活化，而是意味着其能将在生活体验中形成的认同感带入工作之中，此时情感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形成了经济意义之外的认同。而这种生活中的认同感又强化了情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并越来越倾向于从多个维度肯定和发展自己的情感劳动。由此，情感劳动者在工作中与客户发展出了超越经济维度的、更具温度的社会关系，此时其情感劳动也进入积极体验的正向循环中。

情感劳动积极体验的正向循环一旦形成便有其稳定性。一是因为客户会越来越依赖其信任的劳动者，比如有护工便提到：

老人刚来的时候，几乎都排斥，想回家。但待了一阵子之后，跟护工熟悉了，不肯回家了。过年家人接回去三五天都不愿意回去，在家待两天就受不了了。把驿站当家，把家当别人的地儿了。在这里感觉干啥都舒心，在家自己像生人，(那)是儿女家，家里没有位置了……(20230917H6)

二是因为劳动者在与一位客户的良好关系结束后，会积极地进入下一段关系。比如，在为老人送终后，护工会悲伤，更会提醒自己以后对老人更加包容。

但是，这种在情感劳动中出现的认同一致性有时又是脆弱的，积极体验也有被消解的风险。一方面，客户不一定能与劳动者达成认同一致性，如有的老人始终无法融入驿站生活；另一方面，劳动者毕竟是将情感劳动视为工作，而在工作中建立的关系并不一定具有更高优先级，劳动者可能会主动放弃，如护工需要返乡照顾自己的父母或者孙辈。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拟亲视作情感劳动的一种本土化形式，并以养老实践中的拟亲现象为例进行了探讨。拟亲作为情感劳动，其内容包括从称谓到照料的表层表演，以及从仪式到关系的深层表演。并且，拟亲的深层表演能够生成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因为护工在深层表演中实现了自我内在认同与外在认同的一致性，主动重构了劳动过程中组织-劳动者-客户的关系-边界，最终与老人建立了一种彼此认可且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关系，缓解了多维情感与单维劳动之间的张力。基于这种实现了认同一致性的关系，养老驿站成为护工与老人的“家外之家”。

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虽然温馨驿站中的拟亲式情感劳动生成了积极体验，但可能更多的养老机构却并非如此。又如，在温馨驿站中，推动护工的拟亲式情感劳动走向深层表演的那些条件，不一定存在于其他养老机构之中。再如，在异化劳动的现代困境中，劳动者并不总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认同一致性。对此，笔者主要采取两种策略呈现本文个案的研究合法性。首先，强调温馨驿站具有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的“典型性”，而非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王宁，2002：124）。比如，有研究发现养老机构中存在“拟家”“准家庭”“准家人”等现象，这些现象均可视作拟亲式情感劳动；而温馨驿站的拟亲式情感劳动之所以具有典型性，是因为它完整地包含着情感劳动的框架与要素。其次，以“分析性概括”的方式强调本文个案“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并具有现实可行性”（卢晖临、李雪，2007：125-126）。比如，在较大程度上排除“市场论”与“身份论”的干扰后，笔者以认同一致性分析了情感劳动在不同情境中生成积极体验的可能性，包括拟亲式情感劳动生成积极体验的机制。

拟亲根植于中国文化，目前已成为养老行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为我们理解“家”何以嵌入机构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在网络直播等新兴行业中，拟亲还与现代商业文化相结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养老行业中的拟亲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劳动，并不总是能走向深层表演，生成积极体验，而其表层表演又容易带来负面体验，提取拟亲深层表演的成功经验对于养老行业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在本案例中，驿站经营者以仪式化建构“家外之家”的方式切中了老人需求，也为护工情感劳动的积极体验营造了前提条件。对此，笔者认为，未来政府应侧重于从机构氛围建设、为老活动开展、护工培训等方面对养老机构进行监管，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养老护工的社会价值。此外，本土养老实践中的拟亲式情感劳动还为我们反思异化劳动提供了有益启发。人是具体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应被单一维度的劳动转化为抽象的人；工作不仅仅关乎生存，还关乎人的价值、尊严与荣誉等，应允许劳动者以更多元的标准衡量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