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怡 王鑫 张莹：从“第四代战争”到“混合战争”：美国战略思想的流变

摘要：美国传统战略思想崇尚绝对实力和技术优势，而越南战争后美国战略研究人员开始更加重视战争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第四代战争”理论在此背景下形成，并随着“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文化变化及国内外政治形势调整而演化，在其基础和影响下兴起了一种新型战争学说“混合战争”，并且逐步成为美国推行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本文梳理了20世纪末以来美国战略思想从“第四代战争”到“混合战争”理论的流变，并分析了社会文化、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际力量格局调整等因素如何驱动这一流变过程。

关键词：“第四代战争” “混合战争” 美国战略思想

导言

传统美国战略思维崇尚绝对实力和技术优势，但越南战争的沉痛代价让美国开始反思对军事实力的迷信，一批战略研究人员开始重视社会心理对战争走向的影响，由此催生了新的战争学说和理论。其中，“第四代战争”理论尤其强调关注战争的文化维度，宣扬战争中“文化世界的回归”，认为未来战争将会更加重视破坏对手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从内部瓦解对手。这一理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得到美国主流社会重视，并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和力量格局的演化而迭代，在其基础和影响下形成了“混合战争”理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之间的“混合战争”受到广泛关注，“混合战争”已然成为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本文梳理了20世纪末以来美国战略思想从“第四代战争”到“混合战争”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其社会文化、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际力量格局调整等因素，以把握美国战略思想流变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一、美国“第四代战争”理论的兴起

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社会处于分裂与迷茫中，反战示威活动加剧了社会矛盾，政府失去了公众信任，美国政府内部也就战败问题相互指责。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会败给落后、弱小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战争相关研究愈加受到重视的同时，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还兴起了一场“军事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批判美军过于依赖先进而复杂的装备，并且美国对战争的认识已经僵化过时。威廉·林德（William Lind）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员，与约翰·博伊德（John Boyd）一道呼吁重视战争的社会心理层面，指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证明了社会心理对战争走向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结合战争史研究，林德认为推动战争形态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Technology），另一个则是理念（Ideas）。现阶段的美军技术研发往往与战场实际情况脱节，难以推动战争形态的转变。而“理念”，尤其是植根于非西方文明与传统中的“理念”，在塑造下一代战争中的影响开始凸显。1989年，威廉·林德等人在《海军陆战队公报》发表文章《战争面貌正在变化：走向第四代》，正式提出“第四代战争”理论。

“第四代战争”是以战斗人员与平民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为特点的军事及政治冲突，其目标通常是破坏敌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使其无法维持有效的抵抗。“第四代战争”理论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并且通常采用非对称手段，战争形态上表现为去中心化，战斗单位小规模且分散，通过非正式的网络进行联系和协调。通常是一种长期消耗战，需要长期的斗争来逐渐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不受传统战争法规的约束，这给战争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四代战争”理论认为，现代战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化，“第四代战争”的面貌开始显现。“第四代战争”将更加分散并难以定义，不仅国家失去了对战争的垄断，战争与和平的划分也将更加模糊。战场和前线、平民和军人将难以区分，旨在破坏对手社会和文化以达到从内部瓦解对手的并行活动将愈发突出。林德强调，恐怖主义可能就是“第四代战争”的雏形，而恐怖主义和高科技的结合会构成“第四代战争”的基础。

然而，“第四代战争”理论出现之初并未引发持续讨论，因为这一理论与美国国防部和美军高层的战争观念背道而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防部主导了聚焦技术尤其是网络和信息技术对战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看法。海湾战争后，这种观念得以强化，美国国防部迅速转向高科技驱动的战争理论，提出如“网络中心战”等概念。然而，对美军前线官兵而言，他们却对“第四代战争”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些曾参与越南、索马里等地作战行动的前线官兵敏锐地觉察到，人、文化、信念等社会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不可估量。

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第四代战争”理论开始复苏，并在美国战略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林德和美海军上校托马斯·哈姆斯（Thomas Hammes）等人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恰恰验证了“第四代战争”理论，他们相继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重新阐释“第四代战争”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哈姆斯审视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经验，认为“第四代战争”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从信息行动支持的军事行动转向游击和恐怖行动支持的战略传播行动”。林德则断言“第四代战争”的特征不在于“敌人战斗方式的巨大变化，而在于其战斗的对象及目的”，并警告“第四代战争”将对西方社会内部构成威胁，而由于宽松的移民法和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欧洲国家和美国将是“第四代战争”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后“9·11”时代的“第四代战争”理论，开始更加关注战争的文化和心理层面，强调文化和信息因素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敌人的文化和信息渗透可以从内部瓦解西方社会。

“第四代战争”理论在“9·11”事件后的回归和复苏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折射出美国战略思想和战争观中文化因素日益重要的现实，也呈现了后“9·11”时代美国社会文化版图、政治景象和主流话语重构下美国战略思想的演变。“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文化版图和国家安全机构都出现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流行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怀旧的趋势，大量流行电影、小说和评论文章充斥着对冷战早期美国社会的怀念，甚至出现了对冷战早期流行电影的重新创作和致敬。报纸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强烈呼吁婚姻和家庭回归的故事，2001 年约翰·韦恩系列电影重磅回归，2004年冷战经典电影《满洲候选人》也重新翻拍上映并引发热议。事实上，“9·11”事件动摇了美国的安全，也激发了人们对冷战初期安全而强大的美国的美好回忆，这一系列重塑冷战时期男子汉气概、宣扬20世纪50年代“核心家庭”与婚姻稳定性的流行故事可以说是此时美国社会心理的缩影。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发生了重大重组和调整。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通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这是自冷战初期以来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调整，极大加强了联邦政府对边境和移民的控制。首任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呼吁所有美国人加入保卫美国“国土”的行动中来，希望通过提高美国人民内部凝聚力来保卫美国国土安全。过度强调边境的重要性和美国内部的一致性，实质上强化了对移民和异质文化的偏见。“9·11”事件后，“超过1500名阿拉伯和穆斯林男子（其中大多数是移民）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捕，尽管最终发现他们和恐怖主义毫无关系”。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调整与流行文化趋势转向，一系列看似陌生的词汇开始重构美国主流话语空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归零地”（Ground Zero）、“国土”（Homeland）和“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等新名词频繁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和政治话语中，然而，这些看似陌生的词汇实际上却并不陌生。“归零地”描绘了一个被惨烈的“9·11”事件彻底改变的世界，但实际上这个词最初用于报道核爆炸过后的广岛和长崎。“国土”一词则曾经流行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且广泛用于被迫从故土离散的巴勒斯坦人中，国土政治甚至被认为塑造了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而“国土”一词本身带有“本土起源、出生地和出生权”的意味，因此“国土”话语又蕴含了一种空间的固定性和根基性，这与以往的“移民之国”“熔炉”“西部边疆”“昭昭天命”等传统美国神话截然不同。这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美国例外论和“国土”话语，不仅强化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诉求和道德优越感，而且掩盖了美国移民、边境开发和殖民的国家历史中固有的异质性，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异质文化的警惕和焦虑。正是在美国社会对异质文化感到普遍焦虑和美国例外论思想空前强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曾经悄然消逝的“第四代战争”理论再次兴起。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战争后，“第四代战争”理论在美国形成的同时，中国兵学经典《孙子兵法》英译本在西方广泛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孙子兵法》兵学思想启发了“第四代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兴起。20世纪下半叶，《孙子兵法》曾两次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一次是1963年由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翻译、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作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出版，“孙子”在197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首次成为一个单独条目。此时，恰逢小规模战争兴起，以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美国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战争方式。作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海军陆战队准将以及《毛泽东论游击战》的作者，格里菲斯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了《孙子兵法》、游击战和利德尔·哈特提出的间接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二次则是1983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版《孙子兵法》重新出版，此次再版由美国着名小说家、导演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作序。克拉维尔因其系列东亚小说而备受欢迎，这也为《孙子兵法》英译本吸引了新一波读者。《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广泛传播对博伊德等美国战略研究人员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博伊德认为《孙子兵法》是唯一一本没有重大缺陷的战争理论书籍，而格里菲斯的译本则是他最喜欢的版本之一。其中，博伊德对如何影响对手心理、塑造对手认知尤其感兴趣，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合奇胜”“兵者，诡道也”等孙子兵学思想则为博伊德提供了启发，这也从客观上对推动林德等人的“军事改革运动”和“第四代战争”理论形成起到一定作用。

二、从“第四代战争”到“混合战争”：美国“混合战争”思想的兴起、变迁与实践

“第四代战争”理论的复兴契合了新时代背景下美国对非常规战争的重视，其强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发动战争的理念则为新型战争学说，尤其是“混合战争”理论的概念化奠定了基础。

“混合战争”是一种结合了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手段、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行动的现代战争形式。“混合战争” 目标更为广泛，包括削弱对手的军事能力、破坏其政治稳定性、侵蚀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实现战略影响力。“混合战争”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协同和整合，以及不同战争模式和手段的融合，尤其是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不同手段在同一战场空间的混合运用。其战争形态更为复杂，可能包括传统的军事行动和非常规战术的结合，以及不同战争模式、力量结构和方法的整合，更强调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行动的复杂性。

2005年版《美国国防战略》在总结“9·11”事件和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美国正处于全新的战略环境，美国及其盟友面临四类威胁：非常规威胁、传统威胁、灾难性威胁和破坏性威胁。其中，“非常规兼灾难性和混合挑战的可能性和战略影响不断上升”。这种“混合”挑战被视为比任何传统挑战组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都更为严重。此后，美国战略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非对称战争与常规战争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看到了未来战争可能是多种模式组合的战争，对手可以根据环境、自身优势及敌人弱点组合运用多种能力。官方文件中出现的新术语开启了美国战略学界对“混合”挑战的研究兴趣，日趋复杂的战略环境下更多学者加入了关于“第四代战争”的辩论，同时在战略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用于描绘未来战争的新术语和新概念，例如“复合战争”（Compound wars）、“新 战争”（New wars）和“超限战”（Unrestricted warfare），这些新型战争学说和概念都为“混合战争”理论的创造提供了知识启发和来源。

不久后，美国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相继出版了《未来战争：“混合战争”的兴起》（2005）和《21世纪的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2007），首次系统描述并阐释了“混合战争”。霍夫曼认为，“混合战争”融合了一系列不同的战争模式和手段，包括常规打击能力、非常规战术和编队、恐怖主义行为和犯罪骚乱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混合战争”中同时利用一切模式和手段来达到破坏现有秩序稳定的目的。尽管以往战争中很多都包含了常规和非常规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往往仅限于战略层面的结合；“混合战争”则强调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将不同的力量混合运用于同一战场空间中。由此可见，创立阶段的“混合战争”理念是聚焦于战术层面的军事学说。此外，这一理念既吸收了前人对未来战争的描述与探索，也是对20世纪初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考。

霍夫曼的理论建构很大一部分基于对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案例分析，并称之为当代“混合战争”的原型。在这场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展示了其拥有的国家行为体的军事能力，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结合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采用灵活战术的去中心化作战单元，其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分散式作战小组与高度现代化的以色列国防军常规部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盘争夺和意志较量。值得关注的是，在分析真主党的作战模式和手段时，霍夫曼认为其对媒体的利用可能是当代战争特征最显着的变化，认知领域的争夺在未来战争中越来越重要。2006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媒体和记者报道了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行动，将房屋和村庄在轰炸中被摧毁、老人在废墟中徘徊、孩子们抱着破烂的玩具等画面通过网络媒介传向世界。战争爆发后仅仅两周时间内，美国主流媒体就发布了258篇新闻报道，其中133篇聚焦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狂轰滥炸，只有89篇描述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这极大影响了民众的舆论走向。尽管最后以色列国防军以远低于黎巴嫩真主党的伤亡代价结束了战争，黎巴嫩真主党却赢得了广泛的道义支持和同情。抵制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示威活动在世界各地展开，不仅阿拉伯国家，法国、梵蒂冈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和组织也批评了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滥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场战争开始让人们意识到，对现代媒体、网络和叙事的操纵正成为“混合战争”中的重要战术手段，在战场空间中塑造认知甚至比战斗成果更加能影响战争的结果。

2014年“混合战争”理论更是火热起来，并且从一种战术层面的军事学说逐渐延伸为更高层面的战略设计。在概念界定方面，“混合战争”开始更加关注经济、金融、社会、认知等非军事维度；在研究主题方面，“混合战争”研究从聚焦弱者应对强者的不对称战略转向愈发关注强者间的战略竞逐。更多人开始关注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如何有效利用“混合战争”达到自身的战略目的。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全面批评了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政策及其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挥霍，更加强调“软实力”的运用，通过综合外交接触、经济手段、文化渗透、联盟规制、军事力量，尤其是代理人战争和特种作战部队等方式维护美国霸权、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在战略层面体现出了“混合战争”的思想与设计。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不同于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作为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奥巴马政府采取“幕后领导”策略，改由北约指挥军事行动，美国则为北约盟友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情报和监视、精确制导武器和后勤支持；同时，美国通过卡塔尔和阿联酋等阿拉伯盟友为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和指导，打击利比亚政府军。随后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中，奥巴马延续其“代理人战争”策略，向叙利亚自由军等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通过支持非国家行为体来削弱阿萨德政府军；另一方面，对叙利亚展开经济和外交制裁，以达到推动叙利亚政治变革的目的。“伊斯兰国”（ISIS）崛起后，美国主要通过加强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武装组织展开反恐行动，派出特种部队为其提供训练和装备，辅以空中火力支援和情报支持。此外，重点开展金融制裁和信息行动，切断“伊斯兰国”资金来源的同时，打击“伊斯兰国”在互联网世界影响力，切断其散播信息、招募成员的渠道。在打击恐怖主义、抓捕本·拉登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则主要依赖秘密行动和特种作战部队，大规模展开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击杀基地组织领导人。据统计，奥巴马仅第一任期内就授权开展了大约400次无人机行动，相当于小布什两届总统任期内所有无人机行动的8倍。第二任期开始后，奥巴马政府发布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称“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贡献力量，但有必要对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政治投入，美国国家战略中体现了对“混合战争”的重视。可以说，奥巴马政府期间“混合战争”完成了其概念形成及理论建构，并逐渐走向实践。

此后特朗普政府及拜登政府则延续了这一趋势，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中均提出为了应对复杂挑战，美国需要持续保持军事优势，同时结合并融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俄乌冲突中，“混合战争”的多维特征得到充分体现，拜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情报支撑、武器支援、认知攻击、信息渗透、经济制裁等介入战争、削弱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手段在实践中进一步应用和拓展，成为美国推行大国竞争的重要手段。

美国“混合战争”理论的兴起和实践，既体现了美国战略思想在“第四代战 争”理论基础上的持续发展、变化，是“9·11”事件后美国调整国家安全评估和国家战略的必然结果，更是美国在中东新一轮战争实践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内外压力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凸显了全球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持续数年的全球反恐战争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消耗，美国国内也对战争愈发感到厌倦。据统计，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卷入近200万美国军人，造成了至少6000名美国人死亡，4万人受伤，耗资超过1.5万亿美元。而事实证明，虽然美军在中东战场占据了军事优势并付出了巨大代价，却并未赢得战争的胜利。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美国经济迎来“大衰退”，国家年度财政赤字开始超过一万亿美元。2011年卸任国防部长之前，罗伯特·盖茨曾提出在4年内削减780亿美元国防预算的计划；而不久后，奥巴马总统再次指示新任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此基础上，在12年内进一步节省4500亿至5000亿美元。可以说，美国在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的失败经历粉碎了对军事优势足以取得战争胜利的迷信和对美国军事霸权的幻想，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动摇了美国对经济霸权的信心。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冷战结束后不断变化的全球权力结构，主要地区和全球参与者都在争夺更大的影响力，美国霸权正开始从冷战后的巅峰下滑。全球经济重心开始转移，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尤其是中国，自21世纪以来综合国力迅速增长，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影响力攀升。通过推进与东盟一体化合作，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也显着上升。美国愈发认为中国威胁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及其世界霸权。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衰退，自2012年奥巴马连任以来，美国国内再次掀起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受到多方面的威胁。美国政界和战略界担忧，南海局势升温、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行动直接挑战了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地区安全秩序。与此同时，中东不断陷入危机，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接连发生政变，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也战火不断，为新形式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崛起和新的代理人战争爆发创造了条件，美国正在失去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不仅如此，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等长期盟友开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表示怀疑。这些危机的出现激发了美国国内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担忧，而奥巴马政府未能有效应对或解决这些危机，不仅动摇了美国“本土的信心和基本的乐观主义”，而且还加重了美国国内关于美国“相对衰落”和陷入严重“政治失调”的观点。

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之下，美国开始重新思考“美国霸权”并调整战略以应对全球力量格局变化。在公开场合和官方文件中，奥巴马政府表达了对美国力量过度扩张感到担忧，多次强调美国力量的“限度”和盟友伙伴的责任，以及通过多边方式分担战略负担应对地区危机的重要性。在其首份《四年期外交与发展评估》（QDDR）、《四年期国防评估》（QDR）和《国家安全战略》（NSS）中，奥巴马政府强调了“巧实力”及盟友和伙伴在分担负担方面的作用，表达了需要亚洲和欧洲盟友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则明确指出，“当我们的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就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寻求动员盟友和合作伙伴分担负担并取得持久成果”。在就利比亚行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总统讲话中，奥巴马称其首要任务是向美国人民保证美国军事行动的局限性，“美国的角色将受到限制；我们不会向利比亚派遣地面部队；我们将把我们独特的能力集中在行动的前端，并将责任转移给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由此可见，美国主导地位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单独提供安全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单极主导，转向寻求将特定责任转移给盟友和伙伴，同时保留对责任划分的解释和管理权力。正是在国际格局调整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混合战争”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延伸，从诞生之初的一种军事学说逐渐演变为美国国家层面的战略。从应用上看，这种战略从奥巴马政府延续到了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以及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且美国的“混合战争”在设计和实施层面更加体系化、精细化，不断调配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与信息资源，并强化意识形态因素。

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安全环境和战争实践的发展变化，战争理论也在不断调整、更新。美国“第四代战争”理论的兴起到“混合战争”理论的形成、发展，代表了20世纪末以来美国战略思想在社会文化、国际形势与格局影响下的流变。纵观这一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战略思想的维度在不断拓展，美国开始更加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化对战争走向的作用。这种对文化维度的重视反映了美国战争观的变化。传统美国战略思维追求绝对安全，迷信实力优势，认为武力干涉和冲突是人类竞争本能的产物，甚至可以推动人类进步。这种战争观塑造了美国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和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但20世纪末以来美国的战争实践，尤其是总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教训，让美国开始反思对军事力量的过度运用及对对手社会文化的忽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化因素在美国战争观念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但“第四代战争”与“混合战争”的本质属性仍然是战争，运用军事手段和军事力量仍然是美国战略实践中的主导因素。

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塑造了其战略思想的演变。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对异质文化感到普遍焦虑，例外论思想空前强化，国土安全话语大行其道，“第四代战争”理论才得以复兴并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与力量格局也在不断调整，美国战争观念与战略思想的演变从本质上反映了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下美国对国家实力衰落的思考与焦虑。从“第四代战争”理论到“混合战争”理论的兴起和实践，不光是战争理论的发展与延续，也是美国政府应对国内外危机、调整国家战略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混合战争”在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中的拓展和应用，既体现了战争形态的变化，也表明了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其军事力量的限度，其主导地位的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寻求盟友和伙伴共担责任与风险日益成为美国战略设计的重要部分。早在2008年，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诺依（Michèle Flournoy）就曾断言，“混合战争”将成为未来安全环境的决定性特征。俄乌冲突爆发后，“混合战争”更是成为近年的热点议题，美国“混合战争”理论也随着国际冲突与大国竞争的加剧而加速发展。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走向常态化，未来美国对华“混合战争”威胁也在不断增强，而深刻理解美国从“第四代战争”到“混合战争”理论的演变脉络和动因，将为我们理解美国战略博弈背后的逻辑并思考如何有效应对提供新的视角。

《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