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家”何以作为一个哲学的母题

在哲学中有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哲学家们常在非常广泛而具隐喻的意义上来使用“家”的意象或观念，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海一家”，德国学者诺瓦利斯关于“归家”的说法，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无家可归”的分析，等等，但“家”作为一个哲学议题却被遗忘久矣。因此，我们需要唤醒哲学对于“家”的自觉与反思，深入分析阐发“家哲学”的丰富内涵。非常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关于家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的层面也非常丰富；且带动许多学科都开始关注“家”的研究，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但仅仅将“家”作为某种现成的研究对象似乎还远远不够，“家”作为喻体的频频出现恰恰说明其在人类生活中有着更为源初的地位。“家”不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家”是与生俱来的，是源初性的，是客观的。这表明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对于家哲学的研究。其一是把“家”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婚姻、亲子、亲情、家庭财产等问题；其二是深入探究家庭结构背后的生存论结构；其三是从哲学的角度说明“家”作为一个哲学母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人看来熟视无睹、平凡而私人化的“家”，在哲学上可能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蕴藏着人类生存的深刻洞见，为我们洞悉人类经验、知识、价值与现实提供了更为深层的视角。

一

“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已经被遗忘很久了，其中有着深刻缘由。古希腊哲学真正的奠基者柏拉图想要确立城邦在希腊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护卫者的私人利益与城邦的公共利益如何保持一致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家的逻辑与他所设想的城邦逻辑是相冲突的，他的策略就是消灭“家”，将护卫者的“家”从城邦中消除掉，提出禁止私产、妇孺公有、集中居住与城邦教育等主张。亚里士多德虽对此多有批判，试图给予“家”一个适当位置，认为“人不仅是政治动物，也是家的动物”，但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他们都认为“家”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类繁衍、生育与生养的基本单位，“家中的自然共同体产生于必然性，必然性统治着家中所有的活动”。因此，家还没有上升为“自由的空间”，并产生了对“家”进行哲学思考的某种深层次抵触，仿佛哲学只应思考精神性论题。在自然与精神的二分法中，“家”被放置在了自然的一边，失去了其哲学地位。作为西方另一重要传统的基督教，也因强调“信仰”而要求人们离开自然之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离家”的逻辑。基督教中有一个将“个体”剥离出家庭的逻辑，目的是要将每一个人融入圣父圣子的“神圣之家”，“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以“家”为原型建构起的一个“神圣之家”，对自然之家却是一个拆解的环节。因此，在西方哲学整体的传统中，“家”因为各种基本的理论预设，而处于某种缺位状态。

“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不可能因为理论缺失而在现实中消失，它依然需要获得某种解释。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都看到“家”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也都尝试给“家”作出一个解释，但他们都是从个体主义原则出发，以契约论的方式来解释婚姻与家庭，他们对于家的重构也都只是将其作为某种研究或言说范式的对象，没有看到“家”作为一种源初性的结构，其本身恰是解释世界的源头。

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极为重视，因而在历史上有着种种机制性建设。在对“家”的研究中，我们日常繁杂的经验，负面的情绪却构成了对“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干扰；在社会科学中，大量基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形成的“家”研究，在看似研究繁荣的背后，反而对“家”的重要性有着极大的遮蔽。凡此种种，非但“家”的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家”作为一种哲学母题也被深深地压抑了。

“家哲学”当然首先是对于家庭本身的研究，但必须警惕的是其研究方法究竟是否适合于“家”的论题？现代性的逻辑，将“家”的理解置于个体主义立场之上，其所分析出的“结局”必然也是分崩离析的。因此家哲学尤其要对家研究的前提进行深入反思。家作为哲学的母题，就不单单是局限于“家”的研究，更要以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家”之所以被遗忘，“家”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以家的框架去理解家，因而也就没有能力以家的方法去理解世界。事实上，超越于自然意义上“家”的理解，“家”是人类根基性关系的一个基本单位，容纳了性别关系、世代关系以及同胞关系，是不能还原为“个体”的最小共同体。这足以构成一种不同于个体主义原则的根本立场。在这种根基性关系中孕育着性别协助、世代关爱和同胞情谊；形成人类最源初的情爱、抱持、关爱与信任，构成了生存的温暖底色；为人类的相互协作、同情共感、和而不同奠定了生存论结构上的基础。若是从这些基本关系再进一步回溯其本体论预设的话，那么西方的存在论传统是难以给出这样的画面的，这却是汉语世界非常熟悉的图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生生论”思想传统，这与“家”的建制相呼应。以此观之，中国和西方对哲学最基本的生存论刻画存在极大不同。举例来说，海德格尔强调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以及“向死而在”，大家欢呼雀跃，以为十分深刻，而“家”作为哲学母题却可以让我们发现与挖掘人类在“世代之中存在”和“向着未来世代而在”的生存论结构。由此对于伦理问题以及对于世界框架的理解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在西方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家族相似”以及列维纳斯后期的“母性”主题都对“家”的哲学意涵具有高度自觉和拓展。当然，在汉语世界中关于“家”的论述则更为丰富、系统与深远，亟须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下得以重构。“家”对于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绝不可小觑，“家哲学”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三

那么“家”作为哲学母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暂且搁置对于“家”的狭义研究，即把自然家庭及其成员关系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而是设想基于“家”的生存论结构，如何把“家”看作理解事物的“原型”。“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原型，源自“家”是人类普遍的源初经验，具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不同层面的事物，因而拥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家”作为原型却常处于人类的潜意识状态，在不同的文明中不自觉地将其作为“原型”来理解天地万物，背后的原理却尚未得到深入揭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倾向于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个大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八卦中的其他几卦被理解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及少男少女，最终乃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在这些说法的背后，对于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家”作为母题，作为原型，为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框架、视角及方法，由此就能够为哲学研究带来某些新的内容。

首先，家哲学可以为哲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探讨“家”在塑造人类生存形态与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能够催生新的哲学框架。“以家为框架”为我们解读一系列哲学概念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一系列在西方哲学主流之外的哲学议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系统性的整合。比如，性别问题、关爱伦理、精神分析等，都是在各自的问题域中衍生出来的。“以家为框架”可以将这些看似不相关且分散的议题整合起来。“以家为框架”可以将一些被忽略的议题显现出来，在西方哲学中经常讨论死亡，这是个体所必须承受的，但哲学中却鲜有讨论生育的，传统哲学明显缺乏相应的理论工具。以传统的主体性哲学视之，儿童哲学、青春哲学甚至老年哲学等问题都被遮蔽了，而这同样是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以家为框架”，一些传统的议题将得到澄清，在汉语世界中，“家和万事兴”是一句老话，只是作为谚语而流传，其实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深刻道理，需要在“家哲学”中得到梳理；在精神分析学中，常以负面方式揭示“家结构”对于人格塑造的重大影响，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性。“以家为框架”也将提供一系列新的哲学论题和概念，如居住、家园、天下、关怀、牺牲、奉献、归属感、安全感、人际关系、代际传承以及与生活世界结构相关的诸多问题，这些并非边缘性的论题，会通过生活暴露出来，从而显现为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所有这些论题都将基于“家的世界”的基本特征，在新的哲学框架下得到系统性的关注与分析。

其次，家哲学提供了非常独特的理论视角，能够对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新的解读。“以家为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如何在“家”的场域中培养某种“智慧”模式，如何在伦理问题上建构起“责任”与“关怀”的观念？“以家为视角”让我们对一些传统的哲学论题有了新的解读，如在主体性问题上，我们不仅可以有康德式的主体理论（非常类似于乾卦的刻画），我们也可以有类似于坤卦的主体理论，从而形成“双重主体”的格局；在他者理论的建构上，我们可以不只强调他者的他异性，他者的外在性，也可以留意他者的亲近性，他者的互动性；在性别议题上，我们可以不仅仅着眼于单个“个体”的不同性别，或只强调换一种性别视角来看待问题，更可以提出两性互助的理论面向。“以家为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如何在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领域理解认同与正义等问题，理解当代世界的伦理困境、政治结构乃至我们与科技的根本关系。概言之，“家哲学”将为分析这些当代哲学论题提供有价值的新视角。

最后，“家”作为哲学母题，会以一种哲学方法呈现。现代哲学的方法总是将“个体”作为一个基本分析单位来进行研究，总是从割裂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丧失了分析问题的诸多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和而不同等都是“以家为方法”的经典范例。“家”作为一种方法论，一方面与纯粹个人主义方法不同，更注重整体性、关系性、情感性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某种超越性，将不再为家而家，而是以新的分析方式关注更为广阔的问题。“以家为方法”有其明显的独特性优势：它会以结构与功能代替原子式还原，呈现共同体的有机性；超越本质主义方法论，从而有更强的灵活性与容纳性；挑战传统关于自然—精神、公共—私人、个人—共同体以及理性—情感等二分法，更多着眼于统一性与连续性。“以家为方法”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二分法的僵化界限，使我们认识到：“家”有人的自然属性，但“家”又是包含精神性的；家是私人性的，孕育出的行为同时也是公共的；家是一种共同体，但又是围绕着个体的成长；家是情感性的关系，但家也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充分理性的行为主体。“以家为方法”超越了抽象的思辨，触及人类对亲情、庇护、归属和认同等基本体验的理解。同时，它表明家哲学虽以“家”为研究起点，但并非孤立地研究“家”。相反，“以家为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和分析更广泛的生活或社会主题。

正因为“家”作为哲学母题的源初性，它会使“家”作为某种隐喻反复出现，使哲学讨论中一再涌现与“家”密切相关的论题。哲学要求对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有充分自觉，上述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家作为框架、视角、方法其实是三位一体、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唤醒“家哲学”的概念，借之拓展哲学视野与论题，并不是要将其无限扩大与延展；在分析和理解其在哲学上何以如此的同时，也须深切认识其理论边界。框架表明有框架之外，视角提示有其他视角，方法总有其内在限度。因此，“家”作为哲学的一个母题并不意味着它要涵盖一切论题。世间万物的多样性蕴含着各种可能性，也要求方法的多元。提出“家”作为哲学的母题，并不是要取代已有的诸多论题，而是要帮助它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防止理解世界的眼界被收窄被压缩。在现代世界，我们需要恢复“以家为方法”的哲学路径，在生态危机、全球治理、地缘政治、技术革命带来的普遍性挑战中，帮助人类形成新的视野去应对危机，为人类的生存与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作者：孙向晨，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