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第三只眼睛看《甲申三百年祭》

【摘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政党整风文献，它对国家政治层面的巨大影响自不待言。郭沫若本人却始终另有一番写作初衷的解说，即计划创作文学作品，借助历史抒情，表达对于历史沉浮、人间悲剧的关切，属于文学家关于社会人生的思想建构。抗战时代，像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热情投入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通过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重构，品味知识分子自我与国家关系的特殊机缘。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思考国家民族的宏大话题，另外一方面也在国家政治的构架中观察自己，掂量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之中的位置，即重新思考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角色。跳出传统的意识形态言说的框架，透过“第三只眼睛”阅读原作，我们当能获得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史对话中自我表述的一个典范，进而更好地理解郭沫若一系列独特的文学着作和史学论述，把握他精神脉搏的特殊跳动，以及作品不可替代的历史认知价值。

【关键词】《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文史对话

1944年，中国抗战的紧要时刻，也是明亡甲申的三百年纪念，郭沫若写下了着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至2024年，又是甲申之年的轮回。关于“甲申”与抗战时代的中国之思，或者“甲申”历史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诸多联想，始终都是我们追问的话题。不妨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早已经取得共识，不仅在发表之初就撼动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政坛与文坛，而且在大半个世纪后其声誉依然不衰，每逢发表的十倍整年，一般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被党和国家的领袖多次引用赞赏，要求“永远读下去”。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不过，尽管该文被认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新的突破，日趋成熟”，但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史上，其提出的问题却没有继续延展和深入，相关史学细节在后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掘和展开，甚至它一度引发的关键性疑问(如李岩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也未见有实质性的突破。《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于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是长盛不衰的政党整风文献。

这里所呈现的微妙差异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一篇重要的史学论述在取得充分的历史意义之后，却出现了学术推进的滞迟？另外，作者郭沫若本人的姿态也耐人寻味，在《甲申三百年祭》进入中共的整风战略并广受好评之后，郭沫若依然坚持不懈地从自己的角度阐发论着的意义。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4 月 18 日全文转载该文，编者按已经明确指出： “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毛泽东1944 年 4月在《学习与时局》中也明确定性：“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当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郭沫若一面深感欣慰，表达由衷的感谢，一面还是继续在各种着述中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观点。

1946年2月，郭沫若自我补充说：“前年（一九四四）我曾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但因参考书籍缺乏，所述亦未能详尽。”1947年7月，他又说：“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不够。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这样立足于历史人物个人悲剧的情感取向显然与着眼于政治大局的整党整风各有侧重。

对于《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显然倾注了相当的心血，他后来反复提及，一再强化自己的情感重心和写作追求，这也多少提醒我们，作为作者，他似乎不完全认同外界的解读和评价——来自国民党文化阵营的攻击当然不能接受，但来自革命阵营的极高的政治肯定也没有完全把握住他原初的目的，所以他还需要继续自我表达，包括延安整风已经“定调”之后，郭沫若也没有放弃择机阐发自己理念的努力。作者和评论家之间有意思的分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寻，我们或可从郭沫若写作的“初心”上获得某些新的启示。

这可能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研究的方向，另寻观察和解读的方向，或者说在过去已经成熟的国共两党对立的阐述之外，确立新的“第三只眼睛”。

一、郭沫若的历史追问

第三只眼睛在哪里？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论战之中，我们不妨先看一看郭沫若自己的姿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评论总结基本上可归纳为一个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肯定”和“否定”界限分明。不过，所有肯定和批评的意见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论着的价值有无均取决于它的“历史正确性”与“历史准确性”。国民党文化阵营之所以大肆攻击和否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明亡之祸，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为李自成这样的“流寇”犯上作乱，而今郭沫若竟然一反“历史常识”，替这些反贼张目，完全是“反常思想”“谬种流传”，他们的责难就是基于自以为是的“常识”：“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执笔者陶希圣后来还自称拥有充足的历史证据：“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痛加抨击。同时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证明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与之相反，革命阵营肯定《甲申三百年祭》还原历史真相的重大意义。

当然，所有的对历史事实的这些定义都离不开“思想”立场的拷问。所以在当时国共两党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较量归根到底还是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的斗争。陶希圣声称就是为了党国的安全要“纠正一种思想”，将“史实”问题落实为“思想安全”的问题。在革命阵营这一方面，重审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当然也是为了自身的思想建设，所以将这一历史着作列为整风文献。

在这样激烈的史实与思想政治的斗争中，郭沫若关于自己写作动机的每一次阐发都显得格外有意思。在思想政治的风暴中，他似乎保持了空前的定力。“置之不理”是一回事，“沉默”是一回事，不过择机的自我表述也并没有缺席。总之，这里值得我们回味的姿态有三：一是面对国民党阵营来势汹汹的围攻时进行冷处理，二是在国际学术场域中强调言论自由、学术独立的常识，三是利用各种时机继续陈述自己的写作初衷，即计划创作文学作品，关心李岩的个人命运。在时代风暴之中举重若轻的这番表达，恰与外面世界围绕所谓“历史意义”的激烈缠斗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在处理上也颇感觉困难，假使要写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对立而卒遭谗杀，那怕是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风暴眼”中郭沫若依然沉浸在对自己思想情感理想的咀嚼之中，从而与他者的阐发方向形成了微妙的分歧，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任何学术的意义最终都会转化为某种时代思想的价值，这本身毫无问题，也理所当然。不过，时代思想的意义有时候也不能完全覆盖和代替个人的学术志趣，尤其是那种超越单一的学术思维而容纳了丰富的个人情感的文字——如果说在丰富的文字的世界里，学术的理性尚且不能覆盖个人的思想情感，那么时代政治的历史价值同样也是不能的。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尘埃落定之后，单纯史学的求真意识再度升温，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第二次“甲申”争论，小说家姚雪垠声称为了“对祖国的历史负责”，批评郭沫若当年的论着史料粗糙，学风空疏。但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无论姚雪垠的历史考证是否更符合史学的严谨，却同样属于至今没有定论的一种学术声音，而且与郭沫若当年表述的写作意图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对抗关系！作为对李自成历史的一种叙述方式，姚雪垠本人的写作也面临差不多的困惑，当他决心以更严谨的态度投入《李自成》后几卷的写作时，恰恰因为史学的严谨而丧失了文学的创造性。这说明，对于文学家而言，所谓的史学的严谨很可能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有必要在与思想政治，也与史学理性有所区别的“郭沫若的趣味”上来再加阅读，这就是笔者所谓的“第三只眼睛”。

二、郭沫若的文学抒怀

《甲申三百年祭》当然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但是进入文字表达的本身，却不难清晰感受到它不同于学院派史学论着的一系列特点。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这是论着的开篇，是时间的叙述，也是历史轮回的感叹，如此满怀情绪的感叹，也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史学学术，而是渗透了浓浓的文学散文的意绪。

接下来，是明亡时间的辨析——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作为论述的缘起，对明亡甲申的辨析乃题中之义，不过，原本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讨论，却不断穿插了斗争、反抗、解放的叙述，还有“最专制”“人民的血泪”等价值判断，最后的落点也是情感性的用词——回味，而不是史学论述常见的“综上所述”“记载证明”“概而言之”等，写作者的主观态度得以彰显。

论着的主要部分，都是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征引，揭示明亡时代重要历史人物的表现和命运，这些史料文献的引用也都夹杂着作者的思考和判断，夹叙夹议，是郭沫若情绪表达和价值批判的综合性的表达，诸如“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甚至还有文学家直接亮明身份的穿插旁议：“《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

有意思的是，当郭沫若的历史叙述进入李岩的部分，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仿佛终于进入了主题，找到了全文的主角。除了正史野史的文字，更涉及各种民间戏曲：

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

这好像不仅仅是在考证明亡的历史，而是对这一历史涌现的重要角色——李岩展开专门性的描绘和观察了，“未免”“竟”等用词情感色彩分明，作者显然动了真情，忍不住跳出来加以评说。

因为有了李岩的参照，郭沫若对明亡甲申的秘密才有了豁然洞开的发现，至此，他对历史的叙述越发变得情绪激昂，不可遏制起来：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专制帝王的伪善与无能更衬托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纯良与侠义，人的对比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悲剧根源，在这里，郭沫若竭力传达的不只是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是社会与人的深沉的命运，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生存价值的叩问和反思。这种情怀在更多时候常常由多情善感的文学家来抒发。

如同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见到的那样，《甲申三百年祭》文本的内部也呈现出一种情感起伏的节奏或旋律，至结尾更是书写着某种情感的高潮，对历史兴亡的感叹达至高峰，更重要的则是在历史的兴亡中浮现着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感怀和追悼：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历史原本没有“假使”，只有文学才常常借助一系列的假设和想象。史学家郭沫若行文至此，有点不顾一般史学论文的逻辑和持重，诉诸笔端的尽是对历史主人公命运的同情和感怀，当然也是对异族统治之下的人民悲剧的悲悯和慨叹，学术的论述直接转为散文的抒情和议论。

从这个角度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篇特殊的文学性史论，从历史问题的思考、议论入手，发掘历史之中人的命运，它跨越了史学的考证和文学的抒情，寄予其中的是作者对历史迭代之际个人理想与命运的深切关注。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跳出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解释，站在国家政治之外的第三者的立场上，就不难透过“第三只眼睛”与郭沫若本人展开心灵的对话，从而推进我们对原作的深入理解。在这里，进一步理解的基础是“心态”，郭沫若一再陈述的是他写作论着的心态，而严格的学院派史学恰恰需要控制的也是心态，所谓排除主观的想象而追求科学的严谨与求实。然而，对于郭沫若而言，面对明末的历史，在又一次“甲申轮回”的年代，他最无法放弃的也是他对于历史沉浮、人间悲剧的关切，所以对于《甲申三百年祭》，他不可能做成刻板呆板的历史考证，他必须借助历史抒情，也必须在其中自由议论：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在这里，郭沫若的议论已经远远超过了史家考证的小结，属于文学家关于社会人生的思想建构，再一次被使用的关键词“回味”呼应了全篇的开端，形成荡气回肠的情绪波澜。

对郭沫若史着中“心态”的注意其实已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场争论之中，就有人感受到了着者“心态”表达的重要性，只不过，囿于政党意识形态，国民党阵营的批评者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心态。陶希圣就批评作者以李岩自命，署名“一士”的一篇文章也试图探究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私人动机，他也认为郭有以李岩自况的意思： “既不愿在朝，又找不到一位李自成，似乎境遇比屈原李岩还不如，弄成满肚皮牢骚”，“自己愿意做屈原贾谊的高傲痛苦，甚至现在感到要做明末的悲剧人物，那也是他个人的自由”。“一士”对知识分子的“牢骚”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的文字是“传布祸乱菌的苍蝇”，而“某氏虽然要想串演一角李岩，恐怕全世界反侵略的朋友都要禁演这出剧本吧”。陈鉴也提出：“作者对于李岩的悲剧，认为永远值得回味，毋宁是对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作用，看得太独立了……现代的李岩，当然应该理解的是农民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在超出历史循环圈外（如太平天国失败所昭示的）的农民运动应该是什么。”

在这时，但凡稍微能够跳出政党斗争的框架，都会理解其中别有意味的心态表述，这也属于“第三只眼睛”的发现吧，例如署名“奴斋”的文章写道：“逢到乱世的当口，流氓就会生‘彼可取而代之也’之心； 士大夫的读书人呢，却只会弃暗投明去寻一流氓或农民领袖，代他计划，代他作帮忙文字，只想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从来不敢想自己做皇帝的……开国的流氓大抵是枭雄，所以帮忙文人总无好结局，李岩就以士大夫意识害了自己……为什么只想做‘制将军’而不敢做‘闯王’呢？”

近二三十年来，学者们开始从文学家心态的角度重新解读《甲申三百年祭》，并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如廖肇亨与潘光哲两位学者共同的学术立场就是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所蕴含的内在心态的发掘。以廖肇亨为例，他将郭沫若的此着与台静农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亡明讲史》对读考察：“两部作品的不同结局正好映衬二者精神基调的差异。郭沫若此作代表当时左翼知识圈的情志与信仰，《亡明讲史》一书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苦痛与绝望心境。”潘光哲引用多重证据，材料兼及文史，既客观地剖析了郭沫若重述历史的时代政治含义，又揭示了作为文学家、戏剧家的郭沫若治史过程中的“文学心态”。

从事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的学者开始从“心态史”的角度阐述《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了对郭沫若研究既有框架的某种突破。文学学者李斌提出：“《甲申三百年祭》的主要篇幅和文章主旨，并非在于揭示胜利后即骄傲所带来的失败。”“与其将这篇文章看成严肃的史学论着，不如看成一种介于散文和学术论文之间的文体，或者名其为文化散文似乎较为合理”，“对于郭沫若研究来说，将《甲申三百年祭》定位为文学作品，从文学研究的方法入手，探究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及作者心态，似乎比从史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更有意味”，“郭沫若意图塑造李岩这一人物形象，是为了表达他对易代之际独立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忧。”史学家何刚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反思，也发现了心态观察的重要意义。

这显然都预示了《甲申三百年祭》研究在未来迈向深入的前景。

三、文史对话的情感逻辑

透过第三只眼睛观察《甲申三百年祭》，也给我们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这就是如何估评文史对话之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我们如何面对和理解这样的写作，进而更加准确地阐述它们？

文史对话作为一种情感倾向或文化习惯抑或基本修养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可能都有特殊的意义。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文学思维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历史研究，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另外一方面，史学问题同样成为文学家的兴趣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文学家与史学家共同的理想。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现代学科分工开始出现，但是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知识分子中，史学的兴趣依然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在中国，人们对于历史意义的寄托代替了某种审判，文学家的思想情感往往都借历史现象来传达。这样最终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交融、互证与对话的整体格局。

郭沫若文史皆通，更是置身在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中。他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那么他作为史学家与其他学者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就是他的创作中始终渗透了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情感。当然这不是说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全都可以当作文学作品，同样的文史互渗也有结构和形态的差异，有的是史学考辨为重，但部分穿插一定的文学想象和激情，有的则是文学性的关怀借助史学的形式加以传达，后者无疑更接近特殊的文学写作。我们与其忙于寻找史学研究的准确性，不如侧重挖掘蕴含其中的思想和心态。

《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属于后者的一部论着，它是郭沫若心态的重要表达，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读出文本中所潜藏的特殊精神关怀，甚至还可以与其他文学作品相互对读，共同把握抗战时代郭沫若所关心的主题。

抗战时代，像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热情投入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通过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重构，品味知识分子自我与国家关系的特殊机缘。因此，在这个时候，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思考国家民族的宏大话题，另外一方面也在国家政治的构架中观察自己，掂量知识分子在权力结构之中的位置，即重新思考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角色。所以郭沫若的抗战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达公认的抗战理想和国家主题，他总是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着名的历史剧《屈原》所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在国家大义压倒一切的“战时状态”中，依然发出石破天惊的控诉和呐喊：

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这是对国家/知识分子结构的一种深刻的拷问：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如何在现实的国家政治结构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既坚持未来天下苍生的人民理想，又贡献于危机中的国家政治，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屈原的悲剧，李岩的悲剧都是郭沫若关心的对象，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都很容易形成自我命运的投射。李岩在明亡的遭遇类同于屈原在亡楚年代的体验，两者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印证和打通说明。

这样的文史对话，或者说借历史来展开文学性的命运想象，对于郭沫若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思想形式和写作形式。如果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谈论“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在“亡中国”与“亡天下”的深切背景中品味世事人生，如果这样的文史互见已经成为我们漫长的传统，那么以现代学术的纯粹又岂能认知和解读郭沫若研究的史论？在这里，笔者又想到了郭沫若另外一部争议巨大的着作《李白与杜甫》。在笔者看来，完成一部古典学术意义上的李杜论显然不是郭沫若的初衷。他依然在其中彰显自己特殊的人生价值和文学价值。如果将《李白与杜甫》当作文学性书写，那么我们理解的尺度就可能放大，一些在严肃学术逻辑中难以理解的判断可能出现特殊的意味。例如，如果“杜甫很忙”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表述，那么，文学家郭沫若就不可以有他个性化的表述吗？当然笔者这样陈述，并不意味着学界所谓的经典就具有永远的豁免权，怎么说都是优秀的，永远都是我们高不可攀的景仰的对象，笔者强调的是，即便我们最终并不同意批评家的判断，我们需要首先建立一种理解的逻辑，也就是说寻找每一种判断的内在逻辑和运行线索，并且赋予它必要的合理性，至少首先从文学情感和思维的角度将它理顺、说通。

在郭沫若留下的文字中，都可能有我们不够认同也不够理解的部分，所以，努力寻找他内在的情感与思想线索应该是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