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举：“史蕴诗心”：司马迁的诗学与史学

司马迁多次论及《诗经》《离骚》等诗歌的主旨内容及其艺术表现，并时而引诗以寄寓自己对历史的评判，或传达传中人物的情感，蕴含了较为丰富的诗学思想，其诗学思想对《史记》的修撰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现了《史记》史学与诗学交融的特点，钱锺书谓之“史蕴诗心”（《谈艺录》）。

一

司马迁曰：“《诗》以达意。”（《太史公自序》）这是司马迁体认《诗经》创作功能的纲领性观念。许慎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又云：“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说文解字》卷十下）在许慎那里，“意”和“志”差不多就是一个词义。《五帝本纪》又曰“诗言意，歌长言”，在《尚书·舜典》中就作“诗言志，歌永言”。故而，“诗言志”与“诗言意”的内涵庶几相近，《史记·乐书》也云：“诗，言其志也。”“诗以达意”基本上就是“诗言志”的观念。“诗言志”的主要功能是直接指向政教的，不外乎是通过“美”“刺”这两种重要手段达成的。一般说来，上层管理者如在德政方面有所匮乏，诗人往往会通过作诗的方式加以讽刺。司马迁深知诗歌在政教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修撰《史记》时常常将“诗言志”的创作功能，移注到他的修史旨意上去。如《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三代世表》又曰：“懿王坚，周道衰，诗人作刺。”故而，为政者应该重视诗歌的美刺功能尤其是诗歌的讽喻作用，“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上》），其目的正在于此。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将“诗言志”的指向嵌入到自己的修史文字之中，也是表明其刺讥的旨意所在。

不过，司马迁认为，诗歌“达意”“言志”的功能不仅仅体现为刺讥，它也有美化。《太史公自序》云：“汤武之隆，诗人歌之……非独刺讥而已也。”诗歌美刺兼具的要求对《史记》的修史精神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记》对历史也时有颂扬。从源头上而言，司马迁最初是接受父亲司马谈的遗命而修撰《史记》的，司马谈修史的动机本来就是称颂功德的，他对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修史一定程度上承继了赞美功德的功能，司马迁常用“嘉”字来表明对人物的称扬之意，如“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诗经》“诗以达意”及美刺功能的要求渗透到对《史记》相关人物及其行事的评判之中。如司马迁之所以将司马相如写成独传的形式，除了司马相如一生的行迹颇具传奇色彩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重视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认为它和《诗经》讽谏的言志精神是一致的，“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正因如此，司马迁直接将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全文引入到传记中去，以彰显赋作的“言志”功能。

二

众所周知，《诗经》对时事有直接的刺讥，但更多的则是通过比拟于物的方式进行委婉的讽谕。司马迁对此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太史公自序》）这里的“风”，同“讽”，讽谏、讽喻之意。《诗经》的很多篇章叙写了草木虫鱼等物象，作为赋比兴使用的对象。在司马迁看来，比拟于物是《诗经》传达内在情志尤其是达成讽谏、讽喻之意的主要方式，其最终的旨归就是“诗以达意”，即“诗言志”，“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司马迁修史的最终目的也是以人物的行迹为载体传达出太史公对历史时事或人物的评价，进而体现司马迁本人的情志或思想，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因而《史记》表现的主旨往往也是“隐约”的，需要读者去优游涵泳。只不过《史记》言志达意的介质是事象，而《诗经》言志达意的介质是物象。括而言之，两者的言志达意都要借助外在的“物”或“事”来达成，两者对情志达成的手段有相通之处。一言以蔽之，《史记》“言志”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诗学机制，同样“长于风”。

诗学讲究在比兴中有寄托，有言外之意，要求微言大义、见微知着，司马迁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十二诸侯年表》）论《离骚》时又曰：“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的这一诗学观念同样影响到他对史事认知的方式。《史记》纪事有时并“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留侯世家》），它也写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小事或细节，因为这些小事或细节同样可以彰显人物的情志，表现人物的性格，或暗含着太史公的褒贬爱憎、是非判断。如《项羽本纪》开篇就花了不少笔墨叙写了项羽少年学艺皆未终的小事，一方面说明他具有志存高远的情怀，乃至他能够做起反秦的大事业，另一方面又说明他缺乏毅力，浅尝辄止，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粗疏自傲，这一缺点也在项羽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极深的痕迹，司马迁通过“少年学艺”这样小事的记载，意在揭示项羽后来事业成功与失败的思想和性格上的成因。他如“李斯观鼠”“张汤审鼠”等记载，大抵都有这样的特点，叙事委婉而寓意深刻，这不正是“长于风”的史学体现吗？

三

《诗经》不少篇章就是当时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的诗性叙事，从后世接受的立场而言，它所叙述的事况就是历史的存在，故而诗学与史学就会发生潜在的关联，诗学就会具有史学的属性。基于此，司马迁多次表述了近乎后世“诗亦史”（方回《可言集考》）的观念，如“《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货殖列传》），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诗具有记史的功能。司马迁诗可记史的诗学观念对《史记》的修撰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将《诗经》中的相关文字转化为史料作为纪事的基本素材。他在写作《殷本纪》时说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周本纪》关于后稷诞生、成长的史事很显然是化用了《大雅·生民》的记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要求征于文献，于是整合《诗经》的文字，将其转化为史料的叙写，这就是司马迁修史要“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的重要体现。司马迁对《诗经》史料化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打通了史学与诗学、经学与史学内在的关联。

司马迁论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孔子世家》），又论屈辞“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屈原贾生列传》），这说明中国古代诗歌能从时间的维度上观照历史的流变发展。司马迁认识到了上古诗学具有“通变”的史学观照精神，这也潜在影响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宗旨的形成。

四

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诗经》多为诗人宣泄内心愁闷的作品，如“不我过，其啸也歌”（《召南·江有汜》），“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故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这一诗学思想源于《诗经》，同时秉承了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的诗学言说，又折射出自己修史的心理机制。他在《平原君虞卿列传》论赞中曰：“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着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又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作者因穷愁、因困厄、因愤懑，就会行诸文字，宣泄自己的不平情绪，这就是“发愤以抒情”的本质。司马迁将这一诗学精神渗透到《史记》的编撰之中，《史记》诚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的“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渗透了司马迁的诸多人生感慨，如“悲夫”一词就多次出现在“太史公曰”中，抒情色彩浓厚。鲁迅说《史记》“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真可谓是一部带有诗性情感的史学着述。

（作者：叶文举，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