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发明极权主义、批评乌托邦与终结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理论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理论运动，或曰提出过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口号或理论。它们包括：

1. 极权主义理论

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对西方阵营的最大贡献恐怕是发明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一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普及化、国际化。实践证明，这一概念在冷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的最早渊源似乎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最早用这一术语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性质。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一概念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全面（total）改造与全面（total）控制，创造一种全面的生活观念以及一个有机统一的国家与社会。

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很早就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极权的统治，企图实现一个极权的社会，这种社会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多元主义社会是完全对立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将极权主义政治看作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这种政治不同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它以某种全面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动员并组织大众为手段，完全否定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创造性。对这种全新政治的分析与描述构成二战之后若干年内自由主义着述的重要内容。许多自由主义者从历史的、分析的、比较的角度集中讨论所谓极权主义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以下着作。

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力作。波普将极权主义政治的历史与理论渊源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这种政治的特征是封闭性、一元性与整体性。它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完全对立，与多元主义势不两立，与自由观念水火不容。波普尽管并未强调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但他所谓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对立却变成了自由主义批评极权主义过程中的重要口号。

另一位对极权主义理论有重要贡献的是美国德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在严格意义上，阿伦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她的理想是古希腊的共和制度，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可以与今天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相媲美。但是，阿伦特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为自由主义批评极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在这部着作中，她明确提出，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与传统的压迫性政府迥然不同。极权主义的目的是对内全面控制与对外征服。极权主义的真正特征是意识形态与恐怖。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反对派，也是为了实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历史规律所指明的目标。

阿伦特的着作引起相当大的争议。除了其他争议外，她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激起诸多左派人士的不满。不过，阿伦特只不过是较早地将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等同的理论家。在随后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中，这种等同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在不少人那里，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具有比阿伦特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少的理论学术意义。卡尔·弗里德里希关于极权主义的分析便是如此。

像阿伦特一样，弗里德里希也是一位移居美国的德裔政治学家。他曾出版过许多颇有见地的关于宪政主义、民主以及国家的着作。但不幸的是，这些着作的影响只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内。而确立了弗里德里希在二战之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地位的则是他在阐述、普及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的贡献。1953年，他组织了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关于极权主义的学术会议，试图界定极权主义的概念。1956年，他与后来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合作，出版了在极权主义理论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着作《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在这部充满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着作中，作者将极权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它们是：官方意识形态，惟一的群众性政党，近乎彻底的对强制权力的垄断，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以恐怖手段对身体与心理的系统控制。这部饱含智慧与偏见的着作构塑了西方冷战时期几代人的思维。作者对极权主义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这类政治的行为模式，着眼于批评极权主义制度，着眼于冷战的现实需要，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模式缺乏学理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弗里德里希甚至比不上他在德国的理论前辈。譬如，他对极权主义国家制度的分析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者卡尔·施密特显然逊色得多。关于施密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时有所涉及。当然，我们将主要讨论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至于他的学说中某些可能引申出自由主义结论的观点，如全能国家的概念，恐怕有待于专文论述了。

2. 对乌托邦主义的批评

为了探讨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所谓乌托邦主义展开了批评。本来，批评乌托邦，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着名的保守主义者柏克在批评法国大革命时，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乌托邦色彩。在柏克眼里，法国的革命家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并不是人们可以根据某种乌托邦式的理念随意改变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是传统积淀的结果，是一个包含着现代人及其祖先与后代的共同体的公共财富。柏克批评的对象不仅包括二战后被视为激进主义鼻祖的卢梭，而且也包括卢梭之前的自由主义者。

值得指出的是，二战之后，由于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自由主义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赫然将柏克列入自由主义先祖的殿堂，这与其说明柏克的思想中包含有自由主义色彩，倒不如说二战之后自由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以前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因素。最能说明这一保守主义因素的是对乌托邦主义的批评。

在批评乌托邦主义的作者中，塔尔蒙（J.L.Talmon）的名字值得一提。这位以色列的犹太政治学家严格说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正如我们在二战之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常常发现的那样，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波普、哈耶克到伯林、塔尔蒙，哪一位理论家不是二战后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而哪一位理论家的学说中又不包含从前被认为属于保守主义的因素？

塔尔蒙在其着作《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描绘了自18世纪以来同时并存的两种民主传统：自由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民主。这种区分大致沿袭了自贡斯当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塔尔蒙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极权主义民主与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他用“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nism）的概念来称谓这种乌托邦主义。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它认为有一种先定的、和谐的、自然的、完美的社会秩序，人类必然向这种社会演进并将最终达到这一社会。第二，它赋予“政治”相当重要的意义，把实现千年理想王国的希望寄托在政治身上。这既意味着依靠政治动员、政治运动、政治革命摧毁旧的制度，也意味着依靠政治的号召力与组织力量建设新的乌托邦制度。第三，它对政治的理解不是实用主义的、就事论事的，而是全面的、宏观的，它认定所有事物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与某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J.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Sphere Books Limited， 1952.同时参见，毛寿龙：《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歧变》，《公共论丛》，第一期（1995）。

3. 意识形态的终结

鉴于自由主义者将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归结为意识形态，冷战时期自由主义者便致力于将自由主义本身描述为非意识形态化的，甚至是反意识形态化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自由主义者甚至主张结束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使政治成为理性的、现实的与经验主义的。一些着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学者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意识形态”作了较为狭窄的界定。他们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条等加以区别，强调意识形态是一套系统化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体系。用席尔斯的话来说，“与其他信仰模式相比较，意识形态是高度系统化与内在统一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全面的、系统化的、无所不包的。它既包含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又包含对个人、社会、国家行为的规范性规定，具有强烈的政策与实际导向。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封闭性，那些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人会拒绝接受意识形态模式以外的任何证据、任何经验。这种意识形态是相当严格而僵化的，它比一般价值观、世界观与信条更倾向于抗拒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学者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与乌托邦的批评者们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的批评对象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在批评激进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强调经验主义与怀疑主义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二战以后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似乎更为接近。

本文选编自《自由主义》（第四版），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