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怡：史革新：史学谱新篇 杏坛树典范

学人小传：史革新（1949—2009），山西阳泉人。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1979年攻读本校历史系（现历史学院）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8年评为副教授，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教授。1998年至200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清代学术史等。着有《晚清理学研究》《清代理学史》（上卷）等，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等。

每到仲夏时节的高校论文答辩季，我总会忆起我的恩师史革新。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耕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与清代学术史领域数十载，在晚清理学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史革新从研究晚清理学入手，进而上溯至清前期理学，注重理学与汉学、诸子学及西学关系的研究，为学界理解清代学术多样性提供了新视角。

史革新一生赤诚向党，笃敬治学，不仅以一部《晚清理学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之空白，亦通过数十年的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并指导他们开展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京师理学群体等地域学派的专题研究，推动晚清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赤诚向党

史革新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一路同行的他，于1974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治学、任教期间，始终坚持将党性融入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自学生时代起，史革新便认真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着作。任教后，他为学生们开列的书单中，重点推荐的也总是这些作品。他始终希望，学生们能通过阅读来培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我初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时，曾请教史老师治学应先读什么书。“首先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着作。”他语重心长地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仅仅熟悉第一手史料是不够的。要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为史学研究基本功，努力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读史料。”

作为一位具备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史革新在数十载学术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他撰写的《关于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问题的几点浅见》《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的传播》等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等核心问题，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在这些论着中，他既强调中国史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又主张吸收传统史学精华，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研究路径。在具体研究中，他运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变迁，为理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让学界对近代学术思想中彼此纠缠重叠的古今中西元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多年来，史革新不仅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还结合学术专长，在研究与阐释党中央精神方面不断产出高质量成果，从历史纵深角度以丰富史料论证党的创新理论。党中央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后，他立即与郑师渠教授等组织学术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陆续完成《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等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刊印时，他已与世长辞。2014年，该书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正式出版。在书的后记中，郑师渠深情撰文：“本项目的主持人之一，也是本书主编之一的史革新教授，在即将全部完稿之际，不幸病故。今天本书出版，我们愈益怀念他。”

该书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系统论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精神内核，实现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高度统一，使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此书一经面世，便受到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被誉为国内首部从历史视角系统阐述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权威着作，促进了历史学、民族学、哲学等学科的深度交融。

史革新为人端方淳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党员教师，他始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北师大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镇，珍藏大量书籍文献。为支持学科发展，史革新主动承担起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图书管理工作，从分类编目到借阅管理，皆亲力亲为。他家住校外，往返多有不便，却始终以师生需求为先，十几年如一日提供及时周到的借阅服务。晋升教授后，他仍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为资料库的建设默默奉献。

史革新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始终保持着老一辈学者的风骨与操守。在历次评奖评优活动中，他总是一再谦让，“把机会留给年轻老师”成了他的口头禅。这种超越功利的精神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为他赢得了同事们的敬重与信赖。1998年至2004年，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历史学院）党总支书记期间，他更是将师生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被师生亲切称为“党支部的知心人”，也成为全系师生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主心骨”。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总是记录着师生的难处。同事家里遭遇变故，他第一时间上门探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年轻老师为研究发愁，他多次与他们谈心，助其缓解职业焦虑；学生有经济困难，他常自掏腰包垫钱，让学生安心学习生活。可以说，从学院布置展品到学生感冒发烧，无论事情大小，他总是尽心竭力，抓紧时间办好，让师生无后顾之忧。

2009年2月，史革新因病住院治疗，入院前仍逐一致电“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课题组成员，细致沟通课题推进思路与修改建议。病榻之上，他不顾医生“绝对静养”的医嘱，强忍病痛审阅十余万字的课题修改稿，并与课题组成员李志英教授电话交流修改细节。李志英后来感慨：“这是什么样的意志，这是什么样的信念，促使一个病榻上的病人，而且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将一切置之度外？我想，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同年7月28日，史革新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学术与教育事业。弥留之际，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即便走到人生终点，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笃敬治学

史革新在硕士、博士阶段均师从龚书铎先生。龚先生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1979年，龚先生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史革新成为首批弟子。彼时，龚先生正值知命之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近代史史料整理及专题研究领域已颇有建树。他个子不高，身形瘦削，平素言语不多，讲话时语速轻缓，尽显君子风范。在龚先生身边时，身形高大的史革新总会不自觉地微微躬身，侧耳倾听龚先生的教诲，始终对恩师、对学术秉持笃敬之心。

龚先生毕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史革新逐渐形成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着作的学术自觉。龚先生治史始终贯彻理论与史料的辩证统一，尤其注重第一手史料运用，曾于20世纪60年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为学界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在龚先生指导下，史革新以我国近代外交家薛福成着述为核心史料，综合运用档案、报刊、时人文集等相关文献，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薛福成的思想发展》，充分展现薛福成作为过渡时代典型人物的思想复杂性。1981年，史革新以优异成绩留系任教，受聘为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教师。

1988年，史革新继续追随龚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龚先生对史革新循循善诱、悉心指导。当其选题举棋不定时，龚先生提出的“选题三原则”为他廓清迷雾，最终选定“晚清理学”这一颇具挑战性的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方向。当时，晚清理学尚属学术研究的薄弱领域——学界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碎片化”特征，除对曾国藩、倭仁等个别代表人物有专题研究外，系统性的整体考察仍属空白，对晚清理学在近代思想转型中的历史作用尚存较大研究空间。为厘清晚清理学的发展脉络、地域分布、时代特质及其与汉学、今文经学等学派的互动关系等关键问题，史革新深耕古籍文献，历时四载终在1992年撰成博士学位论文《晚清理学研究》。

为更全面、系统地呈现晚清理学基本面貌，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纵横交织的框架设计，既注重历史脉络的梳理，又关注思想流派的互动，从而构建了一个多维立体的分析体系。纵向维度上，以时间发展为序，系统勾勒晚清理学兴衰的历史背景、发展线索、演变过程及最终结局。横向维度上，深入剖析理学内部变动及理学与晚清其他学术流派的互动关系，涵盖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辨、理学与汉学、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对晚清理学关键发展阶段的研究，揭示其内在变化规律、时代特点与历史价值。

对于史革新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理学研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绳武、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与钱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与张守常等诸多名家均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篇论文作为晚清理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该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晚清理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翔实史料和严密论证，勾勒出从嘉庆、道光到光绪、宣统年间理学演变的完整图景。同时，揭示出晚清理学在应对社会变革时表现出的调适性与多样性。这种突破性的研究视角，为重新评估晚清理学的历史价值提供了重要参照。该论文于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自20世纪90年代起，《晚清理学研究》即被奉为该领域必读经典，后续相关研究大多会引述其核心观点，或在其框架下深化拓展。鉴于其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商务印书馆于2007年再版此书，不仅满足了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学术需求，也印证了该着作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晚清理学研究》既填补了学术空白，为后续研究确立范式基础，更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纵深发展进程。

史革新关于晚清理学的开创性研究，为龚书铎先生学术团队成功获批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理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工程中，龚书铎先生负责总体规划与统筹协调，而史革新则突破专业壁垒，拓展学术视域，主动承担清前期理学史的系统梳理与研究重任。在龚先生带领下，团队历经多年潜心研究，于2007年合作完成《清代理学史》三卷本，成为清代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巨着。

学界普遍认为，该着作具有三重开创性价值：其一，这是学界首次完整、系统地梳理清代理学近三百年发展历程，填补了系统性清代理学通史研究的长期空白；其二，突破了传统理学研究偏重哲学思辨的局限，创新性运用历史学方法将清代理学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实现了清代理学与宋元明理学的学脉贯通；其三，基于严谨的文献考辨与多维度的学理阐释，精准提炼清代理学各阶段的演进特质。作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清代理学史》三卷本不仅完善了中国理学研究的学术谱系，更开创了从长时段、整体性视角研究清代理学的新范式。

客观而言，该着作的出版，对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清代的传承与嬗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新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史革新在此课题研究中的关键性贡献，有力印证其深厚的学养功力与开阔的学术视野。

杏坛耕耘

自1981年留系任教后，史革新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开设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一系列课程。他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首要职责，着力推进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培养了大批史学专业人才。

史革新先后参与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七五”规划项目“中国近代文化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第三期“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等重要课题。“中国近代文化史”项目的结项成果为教材《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由龚书铎先生主编，共十四章，史革新独立执笔其中七章。该教材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文化基本理论问题，全面梳理了1840年至1919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初步构建起学科教材体系，有力推动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自1997年出版以来，该教材广受学界关注，被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成为全国高校相关课程普遍选用的教材与参考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直至辞世前一年，史革新仍以高度负责的学术使命感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撰，该教材至今仍是全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核心教材之一。

史革新深爱教育事业，秉持“宽严相济”育人理念，以言传身教涵育学生，从基础环节入手帮助学生筑牢史学根基。新生入学伊始，他便会明确要求：“踏踏实实做学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勉励学生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从原始文献中提炼问题，恪守求真求是精神，为后世存续信史。他常援引曾国藩“五勤”之道，要求学生做到“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不仅要多读典籍，还要勤做读书笔记，尤其要养成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习惯。针对古籍研读薄弱的学生，他会亲自带他们到古籍阅览室，手把手传授查阅古籍、笔录史料等基本功。正是这种浸润式培养，使学生们练就了过硬的古籍研读功底，在数字化时代依然保有沉潜文献的学术定力与品格。

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史革新既引导学生关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又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志趣。门下弟子完成的《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陈澧思想研究》等学位论文，无不凝聚着其学术心血。忆及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每完成一章初稿，史老师必于第一时间给出详尽修改意见。论文终稿修订阶段，史老师强忍腰椎病痛于病榻之上逐字审阅文稿的场景，至今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史老师育人向来倾囊相授，若说有所期许，便是希望弟子皆成栋梁。博士论文答辩当日，当龚书铎先生转述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对我论文的嘉许时，素来内敛持重的史老师眼角眉梢皆是欣慰——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恩师如此开怀。

史革新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同事们评价他“一人干的工作相当于三五人之和”。午间课后面对学生求教，他从不推辞，常指导至午后一点多。有学生察觉他未吃午餐，劝其暂缓解答、先行用餐，他总摆手道：“我没事，不饿，别耽误你们时间”，随即继续答疑。

史革新恪尽职守，对学生关爱有加，却唯独忽视了自己。2009年春节，我给史老师拜年时，他坦言正利用假期潜心推进课题研究，未料数日后竟惊闻恩师罹患重症。后来师母告诉我们，史老师已强忍病痛许久，常常恶心、呕吐，多次劝他就医皆被有“开题报告会”“读书分享会”“毕业答辩”等理由婉拒。实在难受时，他便服药缓解不适。因教学科研工作繁重，他甚至缺席学校组织的例行体检。谈及此事，师母至今仍难释怀。

住院治疗期间，史革新还在挂念着他的学生。术后化疗阶段，他强撑病体在病榻上审改学位论文近百万字。有时阅读片刻便虚汗涔涔，他就等体力稍复再继续批阅。考虑到学生就业需求，他坚持为每位学生亲笔撰写个性化推荐信。哪位学生精于史料考证，哪位学生长于理论思辨，他都了然于心。他说：“这些孩子都是好苗子，若有机会进入科研机构或高校工作，将来必能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

我到医院探望时，史老师原本高大的身躯已消瘦许多，却仍执着询问我的课题进展，叮嘱“论文成稿务必与我探讨”。为宽慰恩师，我告知自己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消息。史老师闻之眼泛欣慰：“太好了，这消息又替我消灭了100个白细胞。”随即他郑重叮嘱：“这个任务很重，你现在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还要通盘考虑整个教研室的发展前景……”看着老师费力喘息仍谆谆教导，我不忍多言，唯有颔首回应。

史老师病情恶化迅速。生命最后阶段，学生们探望时，他吟起杜甫的《蜀相》：“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诵罢，两行清泪潸然垂落。彼时老师刚刚六十岁，正是学术积淀最为丰厚的黄金时期，壮志未酬、宏愿未竟，令后学无不扼腕。

史老师逝世后，在郑师渠、李帆两位老师鼎力相助下，我们协助师母整理恩师毕生着述，相继出版《晚清学术文化新论》《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两部论文集，以寄哀思。《晚清学术文化新论》主要汇集史老师关于晚清学术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代表性论文，《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则更为全面地呈现了史老师的学术研究旨趣，内容涵盖清代学术史、近代思想文化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两部凝结着史老师毕生心血的着作，既是薪火相传的学术接力，更是后学对先师风骨的缅怀与致敬。

史老师辞世十余载，当年着力培育的学术幼苗，如今已成长为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继续推进他未竟之业。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人格风范始终烛照后学。每当在学术探索遭遇困顿，我总会想起他埋首故纸探寻晚清理学发展脉络的执着身影；每当翻阅那一本本泛黄的线装古籍，耳畔总会响起他“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的谆谆教诲。他以身垂范的不仅是治学之道，更是对学术与文化的坚守与担当。如今指导学生时，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承袭史老师当年传授的教学与研究方法：注重原始文献的扎实训练，强调问题意识的培养，鼓励跨学科的研究视野等。在我看来，真正的学术传承，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精神的延续。如今，薪尽火传，学脉不断，谨以一联缅怀先师：

生为史学谱新篇，着述万千言，奠定晚清理学研究基石；

植根师大育英才，纵论今古事，堪称杏坛立德树人典范。

（作者：张晨怡，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