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艳欣：钱基博研究《文心雕龙》的三种方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着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几乎代代有解人。尤其是在现代和当代，研究该书者不胜枚举，卓有建树者颇多。其中，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别具特色：一方面采取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辅之以比较研究法和折衷研究法，其研究的路径科学合理，特具启发意义。

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

钱先生解读《文心雕龙》最基本的方法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其基本方式是首先对该书的文本资料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校订整理，保证文本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后在此基本上进行文艺学意义上的把握和分析，即在文本文献考订的基础上进行文艺批评。因此其理论批评坚实可信。如关于《文心雕龙·情采》篇的解读，首先是“校勘”，对该篇“将欲明理”一句中“理”的不同版本进行考校，指出该书的清乾隆三年黄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汉魏丛书》本、乾隆五十六年长洲张松孙校注本中的“理”字都作“经”，而更早的明嘉靖刊本作“理”，于是便“依嘉靖本。”在保证文字考订无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齐梁文胜，日竞于雕藻，有采无情，有文无理，故彦和力矫其枉”，“胥为齐梁绮靡对病发药”。（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揭示本文的主旨是矫齐、梁绮靡之枉，把握了精髓。再如《文心雕龙·比兴》，也是先考校文字，其一，指出该文中“兴则环譬以寄讽”中的“寄”字清乾隆三年黄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汉魏丛书》本皆将“寄”作“记”，而明嘉靖刊本则为“寄”，经过考证，认为“记”是“音近而讹”，所以便依嘉靖本。其二，对该文中“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一句中“楚襄”二字进行考校，指出清乾隆三年黄叔琳校注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汉魏丛书》本同为“楚襄”，没有问题。而明嘉靖刊本中“楚”“襄”二字倒为“襄楚”，显然错误；再有乾隆五十六年长洲张松孙校注本将“楚襄”写作“衰楚”，“襄”与“衰”形似而讹，即因字形相似而造成错误。在如此精细的文本文献考订制后，再进行文艺学上的理论分析：“比者切类以指事，兴则环譬以托讽。诗者，持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掩其情无露其词。直抒己意，始于唐人，宋贤继之，遂成倾泻，比兴道衰，风雅以尽。……然诗有比兴，文亦有比兴。周秦诸子，去古未远。孟子得比，庄生善兴。战国一策，处士横议，恢廓声势，辞兼比兴。至唐宋八家，昌黎感慨身世，托讽龙马，东坡扬言切事，尤工设譬以称于世。”（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一方面对比兴方法进行阐释和分析，另一方面又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比兴方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别有新意。

比较的方法

在以校勘为基础的文献学方法与文艺学方法结合的同时，钱先生还特别注意理论分析、评价方法问题，其中特别注意运用比较之法揭示异同，从而更加鲜明、深刻地展现《文心雕龙》中相关篇章的思想本质和内涵。根据统计，《文心雕龙校读记》中对《文心雕龙》众多篇章的解读都采用了比较方法。如解读《明诗》时，首先将此篇与该书的《原道》篇相比较：“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与《原道》篇开宗明义，称自然之道同指。”（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即诗出于自然之感发，即“应物斯感”，与《原道》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同一宗旨。然后又与钟嵘《诗品》进行比较：“钟嵘《诗品》，最其论旨”，“要厥归趣，不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旨。其论有与刘氏《明诗》相发者。”（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钱基博认为《文心雕龙》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旨与钟嵘《诗品》中“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观点不仅同出一辙，而且相互发明。在通过比较，揭示出二者的相同点的同时，又揭示两者的差异：“惟钟嵘品诗，裁其品藻，而刘氏明诗，晰其流变。斯不同耳。”（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即钟嵘品诗重点是“裁其品藻”，也就是评论人物，定其高下，而刘勰《明诗》篇重点在于“晰其流变”，即梳理、分析诗歌演变的历史流程，主要着眼于诗歌演变史。识见精深，颇有启发意义。再如解读《文心雕龙·论说》篇时，一方面将刘勰主张论这种文体“唯忠与信”与陆机《文赋》中强调“论炜晔而谲诳”的观点相比较，指出刘勰是“诘陆士衡‘炜晔谲诳’之说以为无当”（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并且强调“信如彦和所讥矣”。其实就是否定陆机认为“说”这种文体应该有华丽而奇谲的特点，强调其以诚实为贵。但是钱先生并没有完全否定陆机《文赋》中的所有观点，又通过比较，彰显二者在“论”这种文体上的相同点：“按陆士衡《文赋》……至云‘论精微而朗畅’，则与彦和之言相发。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弥纶群言，斯朗畅矣。研精一理，斯精微矣。”（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钱先生指出陆机关于“论”这种文体应当讲究“精微而朗畅”的观点与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之说意蕴相同，相互发明，刘氏的“研精一理”就是陆氏的“精微”，其“弥纶群言”就是陆氏的“朗畅”，二者所见略同。其他很多篇章的解读都是采取比较之法，彰显异同，鲜明深刻。

折衷之法

除了使用比较法之外，钱先生还经常用折衷法研究、评价《文心雕龙》。所谓折衷就是分析同一问题之时将多家观点同时展示出来，综合分析、折衷，做出正确的判断。钱先生在分析《文心雕龙》的某一观点时，就同时斟酌其他人的相关论述，然后折衷分析，揭示刘勰之说的精髓及其价值和意义。如研究《文心雕龙·征圣》篇时，他首先列举出萧统《文选》中文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之说，范晔《后汉书·自序》中为文应“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均见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之说，同时又举出刘勰为文应“衔华佩实”之说，然后折衷，揭示刘勰“衔华佩实”一说的实质：“衔华而不佩实，其敝极于齐梁之雕藻；佩实而不衔华，其末流为宋元之语录。”“唯衔华而佩实，乃圣文之雅丽。佩实斯雅，衔华则丽。”（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由此展现出刘勰论断的科学性。再如对《文心雕龙·原道》篇的研究和分析，钱先生一方面标举各家，一举周敦颐“文以载道”之说，二举萧统《文选》划分文与非文的界线之说；三举纪昀“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之说；然后折衷分析，揭示为：“彦和则论文原于道，所以探制作之本原。所谓道者，盖自然耳”，“此篇由体达用，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这样便彰显出《文心雕龙·原道》的深刻内涵。其他如分析、研究《文心雕龙·练字》篇：一则标举纪昀对此篇的评价：“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说，未可非也。”二则标举曾国藩的论述：“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竞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三则标举刘熙载《文概》之论：“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最后折衷为：“彦和此篇，无甚玄解，独同字相犯之重出，以为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数语深识甘苦。”（均出自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在折衷分析中展示出刘勰此篇的内在意蕴，把握了精髓。

从实而论，自古以来研究《文心雕龙》者力作甚多，但是相比之下，钱基博先生的这三种研究方式和方法确实更为科学、合理，对我们今天研究、评价《文心雕龙》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作者：宋艳欣，系营口理工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